《一個都不能少》：好萊塢敘事下的紀實質感
山東師大新傳學院戲劇影視文學專業2019級2班 賈曉萱
影片介紹：《一個都不能少》是張藝謀執導，魏敏芝、張慧科主演的劇情電影，該片於1999年9月7日在義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映。該片根據施祥生的小說《天上有個太陽》改編，講述了年僅13歲鄉村代課老師魏敏芝在得知學生張慧科輟學進城打工後，獨自一人踏上進城尋人之路的故事。
影片《一個都不能少》本質上是一個具有典型好萊塢敘事的故事片，它有故事的起因、發展、高潮、結局，具有較強的戲劇性和矛盾衝突，但是在表達方式上卻採用了近乎紀錄片的紀實手法，讓這部帶有極強敘事意圖的劇情片搖身一變成為了一部「偽紀錄片」。影片的情節很簡單，邊遠鄉村小學唯一的老師——高老師因故請假一個月，村長迫不得已從鄰村找了一個年僅13歲的女孩魏敏芝當代課老師，由於鄉村小學每年學生流失非常嚴重，於是村長對年輕的魏老師提了一個要求，即全班二十八個學生一個都不能少。十歲的調皮學生張繼科卻為了給家裡還債，不得不輟學去城裡打工，魏老師牢記「一個都不能少」的叮囑，便隻身一人踏上了尋人之路。
如何在簡單的好萊塢敘事中營造紀實感是整部影片都在努力達到的目標。從劇情上來看，影片的整體情節是鬆散的，緩慢的，甚至有些情節是偏離主線缺乏連貫性的，但就是這些看似游離的情節塑造了整個影片真實的基調。影片的前半部分致力於表現鄉村小學的教學狀況，伴隨開頭綿長的步行，偏遠的村莊，落後的學校，破敗的房屋，一一展示在觀眾面前。這些看似多餘冗長的鏡頭承載著豐富的具體信息，以此展示農村教育的各個方面。
每一個看似漫不經心的鏡頭實際上都在準確而明顯的展示農村教育的落後現狀，於是敘事結構就在這眾多細節中緩慢而直接的建立起來。教育落後的現狀成為一切情節的前提，因為貧窮，五十塊錢的勞務報酬對農村姑娘魏敏芝格外重要所以要做到「一個都不能少」，因為貧窮，年僅十歲的張繼科不得不進城打工補貼家用，兩個人物的矛盾匯集點便由貧窮連接起來。兩個目標的相互對立的男女主公，通過不大不小的幾個衝突逐漸糾纏起來，此時的紀實性和真實感便來自於貧窮背景下的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在人物性格上，他倆都是目的性極強、極為執拗的人，在各自的欲望驅使下，形成了一系列因果關係，產生最為激烈的情節衝突——尋找。
一般影片表達「尋找」這一母題時往往採用傳統的交叉蒙太奇手法，一個丟，一個尋，幾經擦肩而過，最後在緊急關頭相遇，但在本片中這一手法卻遲遲不肯出現。導演張藝謀採用了更為中國化的表達，把鏡頭的落腳點放置在魏敏芝身上，無論是去廣播站，還是寫尋人啟示，找電視臺，全都是單一視角，在同一城市的兩人並沒有相遇而錯失的橋段，這在消解戲劇性的同時，更增加了真實感，頗有中國傳統留白之感。此時劇情已經偏離了好萊塢的經典敘事，沒有絕對的反面角色貫穿始終，有的只是無盡冷漠的路人，有著老師和學生雙重身份的魏敏芝，在冰冷陌生的城市不斷遊蕩，這是真實又牽掛人心的。
毫不美化的畫面，非職業演員的選用，使得影片似乎具備了「真實電影」的基本特質，但事實上這只是電影的修辭方式，並不涉及電影的本體觀念。選用非職業演員表達一個傳統敘事的電影，是因為電影的題材與紀實性的風格相契合，但這種帶有掩飾性的選擇多少有點徒勞，任何人都無法在龐大的電影拍攝體系下保持原有的狀態，而導演想要的也無非是為了保留非職業演員的生活氣質，尤其是與電影中人物職業相同的職業氣質，這是任何專業演員都無法做到的。同時這種生活氣質又與電影的劇本創作相融合，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非職業演員們，參照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行二度創作，如魏敏芝在算題時的念念有詞，張慧科說話時帶有的小結巴，這些專業編劇無法人為創作的細節成為了影片紀實性的最大看點。
情節的高潮往往也是情感的高潮，為了在劇情發展過程中合理的真實的表達情感，導演採用一系列並無過多情感色彩的客觀鏡頭，用旁觀者的角度介入情節的發展過程，同時無限期地將人物情感外露的時間延遲，直到魏敏芝面對攝像機鏡頭，所有的情感如火山般爆發出來，直抵觀眾內心。這種先抑後揚的手法滿足了觀眾的補償心理，片刻間對魏敏芝產生了強烈的移情和愛憐。一個看似冷血的女孩，以五十塊錢為目的，貌似不動聲色地尋找著失學兒童，而正是因為長期的壓抑和積蓄，突然的情感爆發才格外有力，使得情節和情感達到了雙重高潮。
好萊塢敘事在高潮處理時往往設計一個突發事件，但是張藝謀導演循序漸進的表達卻更具中國化特點，不停的尋找，堅持的守候，最後獲得一個面對電視臺攝像機直接與張繼科對話的機會，這種方式看上去笨拙，但又合乎情理。電視的作用在中國不容小覷，它意味著權威，意味著真實，一旦一個人上了電視，他所擁有的公眾向心力和認同感是相當強大的，正因此，當魏敏芝在電視螢屏上發出最為質樸的呼喊時，起初冷漠的小吃攤老闆娘將自己作為媒介，使得兩人重逢。陌生的鄉下孩子不會引起城市人的同情，但電視機上的魏敏芝卻使得無數觀眾為之動容，影片最後出現的一車捐贈物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然探討電視作為媒介的作用，鄉村與城市的對立是兩個巨大的命題，此刻透過影片可以從中尋到端倪，但這也只是導演透過映射社會現實而服務影片紀實性表達的一種思路。
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將紀實性推到了極致，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曾經把「還我普通人」和「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去」為口號，啟用非職業演員，通過偷拍、跟拍等方式，以圖回歸電影的紀實性和真實感，但任何表達方式都是為電影本身服務的，就如同張藝謀導演本人曾經說過：「是否啟用非職業演員，是根據要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決定的。」無論是戲劇性還是真實性，都是電影的表達方式，只有使表達方式服務電影內容，而非由方式驅使內容，才能真正的讓電影回歸電影，電影也才真的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