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龍哥的戰場》
止戈傳媒第 36 篇戰爭故事，全文約5400字
講述：劉玉平
採寫：湯興萍
編輯：劉 霞
「我要去很遠的地方做生意，如果找不到我，我會在報紙上出尋人啟事尋找你們。」
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和家人聯絡。
等再次聽到父親的消息，是他背叛了中共，成了叛徒。
等我長大後，愈發覺得不是真的，這個困擾直到2013年，我才徹底釋然。
父親離開我的時候，我只有1歲4個月，對父親完全沒有印象。
我的父親叫劉光典，1922年生於旅順，大學畢業後做醫藥生意，收入頗豐，父親不僅長得英俊，還會英語、日語。家裡一直保留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照片裡的他們郎才女貌，讓人一看就羨慕無比。
內戰爆發那年，父親在上海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中共的一名老情報成員，在他的發展下，父親加入到中共東北社會部大連情報處。
情報處需註冊一個商業公司做掩護，但經費有限，父親拿出一千美元和十兩黃金援助。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兩黃金。
1948年，我在瀋陽出生。同年6月，父親接受任務轉戰平津。當時我們一家人是坐飛機到北平的。到達北平後，父親在宣武門租下一個獨門小院作為情報站。
我們家住進錢糧胡同一個整潔的四合院，劉伯承元帥就住在我們家對面，母親也常為父親的工作擔心，但那是家裡少有的平靜時光。
1949年上半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這時，父親本來可以和家人團聚，過上安穩幸福的生活，但他卻接受了一個更為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具體父親去哪兒了？全家人都不知道。
父親最後一封家書
姐姐告訴過我，1949年7月，父親曾從武漢寄回一封家書，信中說「我要去很遠的地方做生意，時間會比較長，頂多一、二年就會回來。如果那個時候找不到我，我會用劉芳的名字在報紙上登出尋人啟事尋找你們。」
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和家人聯絡。等再次聽到父親的消息，是關於他的叛變。
那是1954年2月的下旬，有消息傳來，我父親在香港發表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父親已叛變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
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母親有心臟病，本來身體就不好，意外的消息加劇了母親病情，只能臥病在床。之前組織上不僅有專人照顧我們，家裡還僱了保姆。
消息傳來後，我們家被監視，周圍領居也不敢跟我們說話，也沒有小夥伴再和我玩。我們被搬到雍和宮附近一間破舊的屋子，那是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東屋。組織上還會送來生活費，但已經少得可憐，母親不得不變賣家產來艱難度日。
那時候哥哥姐姐每天要去錢糧胡同上學，我獨自在家照顧重病臥床的母親，母親常常嘆氣說：「等到全國解放，你爸爸就會回家了。」
直到我長大了，才明白當時母親的意思，父親應該是去了臺灣。
搬家之後的一年半，母親去世了。
我們姐弟三人相依為命，姐姐年紀最大，在女二中上學，她的晚飯只吃一半，剩下半碗帶回來給我和哥哥吃。
我和哥哥、姐姐
1967年，我和同學到了內蒙古插隊，那時家已不像家，四壁空空，啥也沒有。
5年後我從內蒙古回到北京。我們姐弟都想知道父親的下落，但無從打聽。
直到1987年，臺灣解禁後，一份秘密材料被傳回北京，那是100多個在臺灣被殺害的隱蔽戰線人員名錄。
一年後，我和姐姐才在統戰部看到這份文件。我們仔細一看，裡面竟然有我父親的名字。雖然沒有詳細資料，但明確寫著：劉光典，旅順人。
當時第一直覺不相信這是真的，父親不是叛變了嗎？怎麼會在這名錄裡？我不相信父親已經被殺害了，30多年來，我們姐弟一直相信他還活著。
我正40歲，已到不惑之年，但我卻從那時開始，決定要把父親「叛變」的歷史弄個水落石出。
經過多方努力，我在一份機密文件上看到父親「叛變」前的一點信息。
1949年5月，父親接受任務離開北京前往香港，準備赴臺。當時，中共在臺灣還沒有建立電臺，只能靠交通員赴臺灣取回情報。
這個任務落到我父親身上。
洪國式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軍事情報。臺灣籍共產黨員王耀東負責將情報交給我父親。
我父親除了負責取回情報外，還肩負向在臺地下工作者傳達上級指示和考察在臺地下工作者的任務。
1949年10月25日凌晨，解放軍登上金門島，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近萬名解放軍指戰員和船工犧牲和被俘在金門島上。這次海戰的失敗，證明了包括氣象、海潮漲退時間在內的軍事情報的重要性。
就在這一天，父親接受任務從香港渡海赴臺。抵達臺灣後，他和同志接上了頭，順利拿到第一批情報。
在臺工作一個月後，父親把情報帶回了香港。他採用密寫的方式，用米湯將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裡，安全帶回了香港。
毛主席知道後十分高興，欣然寫下一首五言詩：
驚濤拍孤島，
碧波映天曉，
虎穴藏忠魂，
曙光迎來早。
父親帶回來的這批重要軍事情報包括：國民黨在臺灣的陸、海、空軍情況；臺灣氣象密碼；臺灣海潮漲退時間表；臺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
1950年1月6日，父親再次前往臺灣取新收集的情報。這是他第二次赴臺，沒想到短短兩個多月，島內的形勢已變得非常嚴峻。
不久，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抓，其為中共在臺灣的最高負責人。他的變節，致使中共在臺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千餘人被捕入獄，數百人被殺。
父親的處境岌岌可危。1950年2月，父親給上級發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請示返回香港。
但不知什麼原因，他沒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直至1950年2月28日，父親才接到回港指示。父親和洪國式分頭行動，他趕到基隆買船票回港，洪國式前往臺北車站查看火車車次表。
但當天基隆的船票已售空，父親只能等待。焦急等待中的父親，又聽到一個不好消息，洪國式被抓了。
原來，正在臺北車站察看車次表的洪國式，和一無賴發生了爭執。車站警察聞訊趕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
洪國式為老情報人員，其鬥爭經驗應該是很豐富的，按理能輕鬆化解這樣的困境。但當時離所心切，一再洩露工作人員和地址。一時疏忽，致使情報小組人員相繼被捕，洪國式一度被認為叛變。
其實洪國式被捕後，並沒有出賣同志，當年對洪國式的審訊記錄中寫有，當特務問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裡？洪國武說，劉光典回香港取電臺去了。
其實，當時父親就在基隆。因為洪國式的掩護，父親有了逃生的時間。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負責抓鋪父親的警察判定父親還未離臺，臺灣島內重要港口、碼頭都貼滿了通緝令：
「重要在逃匪諜劉光典，化名劉先農，大連人，較高身材，平時愛穿棕色西裝和藍色中山裝，一經發現，立即逮捕。」
被捕後的洪國式很快被調到火燒島，當著敵人的面，他假裝勸關在這裡的人轉變立場，暗中卻鼓勵大家堅定信念。
1960年，洪國式被暗殺，肢解後拋入河中。後來，洪國式在臺灣的經歷，逐漸被組織上了解，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我後來找到當年國民黨情治機關繪製的「洪國式組織關係圖」。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洪國式是中共在臺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下面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我父親是唯一的交通員。
在臺灣官方的資料中，洪國式的記錄比較詳細，但父親的情況卻很簡短：「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
我很想知道父親是怎麼躲過敵人追捕，又是怎麼掘地為穴？
在查找父親真相的過程中，好像冥冥中有安排一樣，需要的東西都會出現。
2008年，我兒子竟然在臺灣一個網站上看到一本粉紅色小冊子，叫《一個匪牒的逃亡故事》，左下角印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印製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
初看小冊子，我不知道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面的引文，我大吃一驚，裡面寫的正是我父親的事。
這本小冊子當時只發行了1000本，幾十年後，還能被我們找到，這是多麼神奇的一件事。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臺幣500元。我趕緊拜託臺灣的朋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
2008年9月，這本小冊子才來到我的手中。原來這是當年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父親在臺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父親在基隆得知洪國式被捕的消息後，當夜返回臺北，找到王耀東。
父親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然後回到和洪國式同住的旅社，確定沒有埋伏後，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和王耀東匯合。
意外的是，父親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報社時，卻找不到王耀東。不能再住店的父親，只能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一晚。
第二天，父親給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
隨後，父親將身份證改了名字，乘車來到臺南找到王耀東，輾轉躲藏在王耀東臺南各親友家，白天和大家一起幹活，晚上住在牛棚。
父親多次尋找返回香港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願。
後來，島內突擊大搜查，沒人敢再收留父親，父親只能在樹林裡挖地洞，以水果野菜充飢，一躲就是兩年。
不久後，王耀東涉案也逃入山中，與父親同住在地洞中。
1954年2月9日，曾經掩護過父親的一名地下工作者被捕，這名大學教員第一個供出了父親。
國民黨司令部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斷極可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成員。
這時，有一個潛伏在國民黨警察局的獄警獲知消息後，趕緊上山給父親通報消息。
父親和王耀東匆忙離開了地洞，向山下轉移。很快警察包圍了臺南旗山，並找到了父親藏匿的地洞，只是已人去洞空，只有一盞煤油燈和一些生活用品。
警察沿著父親逃亡的足跡，尋找到山腳下的一片芭蕉林，芭蕉林裡還有兩人休息過的痕跡。由此判斷出兩人逃亡必經之地在溝坪。
警方在溝坪布下重兵，等待父親入網。父親和敵方周旋24小時，寡不敵眾，最後還是被抓獲。
警方對父親的評價寫著：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長年過著原始人生活，但仍然執迷不悟，繼續進行反動宣傳，由此可見思想中毒之深。
父親被捕後，臺灣方面使用離間計，安排一個長相酷似父親的人，在香港發表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於是才有父親叛變的消息傳回國內。
父親的判決書
父親被關押4年多後，臺灣國民黨軍事審判廳認為父親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罪大惡極，判以死刑，後又經二、三審維持原判。
被關押的4年多的時間裡，父親經歷了什麼，直到2010年，我偶然在《書城》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臺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
這位臺灣老兵是旅居美國的張家林。1957年，面對臺灣不堪的政治環境，一個戰友曾動員海軍張家林把船開到大陸去。雖然他們只是說說而已，可張家林很快就因此被逮捕，並被判處10年監禁。
在臺北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張家林與我父親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裡。
剛一見面，我父親就自報家門，這讓張家林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為在監獄裡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張家林印象中我父親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後來他發現我父親很能幹，會說日語和閩南語。
據張家林的回憶，我父親很仗義，每次發現菜裡有肉片，他都會對張家林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
張家林記得有一次，他問我父親：「你幹嘛來臺灣？」劉光典回答：「我奉命。」聽他這麼一說，張家林心生敬意，知道父親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2011年，父親被追認為烈士
張家林的回憶讓我獲得父親最後人生的一些片段。但遺憾的是，我本想親自拜訪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信息，可惜看到雜誌時張家林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2月4日，這一天是立春，我父親被臺灣當局殺害於新店安坑刑場。臨刑前，他們為父親拍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父親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時的表情與神態，就如同結婚時和母親合影時一樣，自信而沉穩，頭微微地偏向右側。
而父親犧牲後的照片，卻仰面朝天，怒目雙睜，死不瞑目。
看著父親犧牲前後的兩張照片，我常常想，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撐父親走過那艱難的歲月，成長為這樣優秀而堅定的隱蔽戰士。
2002年，我得知臺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基金會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
基金會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我也申請要求補償。
4年後，我終於接到基金會來信，基金會認為我父親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中共匪牒，他們補償條例中有規定，對於這樣的人是不予補償的。
這正是我想要的結果！我要的並不是賠償，而是臺灣官方的認定，臺灣認為他是壞人，對大陸而言就是好人。
幾十年來，沒有被補償的少之又少，我父親算其中一個。這讓我引以為榮，我更加堅信父親不是叛徒，他是一個真正堅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辦理此案時，基金會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並在判決書中簡述了父親在臺灣從事的活動。這是我第一次從臺灣官方渠道，獲得父親的信息。讓我更欣慰的是，在這期間竟然找到了父親的骨灰。
2003年，在臺灣島內各方人士的呼籲下，臺灣當局決定將臺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開闢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
馬英九和龍應臺參觀《1950年仲夏的馬場町》特展
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在骨灰名單中，有我父親劉光典的名字。
臺灣友人將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罈照片發給我。
看著照片，我百感交集。父親離家的時我才1歲多，而此時我已年過花甲，一個年僅37歲的優秀戰士就這樣變成一壇忠骨。
離家60多年的父親，終於被我和姐姐哥哥找到。我和姐姐去到臺灣，站在父親戰鬥並獻出生命的土地，我在想，只有兩岸早日和平統一，父親的犧牲才會有意義。
我們姐弟商議之後，決定將父親的骨灰迎回一半，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父親的另一半骨灰繼續留在臺北的「人民忠魂紀念公園」。
之所以父親的骨灰被分成兩半，主要是考慮到祖國還沒有統一，等統一的那一天再合在一起。
在2009年春，我和其他臺灣同胞一起，通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向黨中央提出建議，建設一座專門紀念這批烈士的場所。
2013年秋，在黨中央的決策下，「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父親和其他845個人名被刻在花崗巖牆壁上，他們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臺灣犧牲的同志。
我和親人祭奠父親
而據我多年調查所知，1949年前後，共有1500餘名情報人員秘密派遣入臺，其中1100多名犧牲。他們的名字和事跡，大多還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