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ife, a 一把刀 ih °po tau；pocket —， 洋刀 yang-tau；paper —，裁紙刀 ze-°ts tau； a large —，（used by soldiers)，關刀 kwan-tau, 大刀 da°-tau；chopping —，薄刀 bok-tau……」
上述關於英文單詞「knife」（刀，匕首）的詞條，摘自《英漢上海方言詞典》（第二版），為上海基督教方言協會編寫，原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1913年再版，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已是絕版孤本。
由這一詞條便能窺見一百多年來上海方言的傳承與演變。比如說，在現在的上海方言及普通話裡，「paper knife」仍然被譯作「裁紙刀」，「pocket knife」在現代上海方言裡，已不再對應翻譯為「洋刀」，而採用如「摺疊刀，小刀」之類的譯法。
再比如，從「knife」這一詞條標記的字音可知，直到20世紀初，上海方言裡還存在著兩個入聲（-h和-k），比如該詞條範例「一把刀」中的「一」（ih），「薄刀」中的「薄」（ bok）。（另注，°標於聲母前為上聲符號，°標於韻母后為去聲符號）
近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便是基於《英漢上海方言詞典》（第二版）為底本進行重排重印，同時出版的還有《晚清民初粵語法漢詞典》，兩書均被列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滬、粵兩地方言百年前風貌的「活化石」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大批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在中國土地上，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漢語方言聖經及其通俗教義，編寫出版了種類繁多的方言和方言學著作。
遺憾的是，西方傳教士的這些中國方言學著作現在散藏在國內外各地的市級、大學圖書館或者藏書樓中，長期以來不受重視。
最初出版於清末的《英漢上海方言詞典》和《法粵字典》幾近遺失，僅存善本曾被長期藏匿於天津馬場道原工商學院教堂鐘樓的閣樓夾板內。該鐘樓建於民國初年，後劃歸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場道校區。
上世紀80年代，學校在清理教堂鐘樓挪作他用時，兩部詞典被意外發現。其中《法粵字典》更是殘缺嚴重。兩部詞典的價值當時並未受到足夠重視。修剛教授擔任天津外國語大學校長後，聽聞兩部詞典的發現經過後高度重視，將其移至天津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內，遂成為「鎮館之寶」。
2015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朱亞軍就《漢日大詞典》項目與修剛會面時，聽聞兩部詞典的發現經過後，認為其文化價值及學術史價值不容小覷，立刻表達收集整理及出版意向。朱亞軍將兩部詞典全書複印後，徵詢了著名漢語方言學家錢乃榮教授的意見。錢乃榮認為這是國內僅存的記錄滬、粵兩地方言百年前風貌的「活化石」。
為此，上海譯文出版社辭書編纂團隊主持專家團隊歷經三年，搜集了存放於天津外國語大學圖書館的這兩部1901年版孤本《英漢上海方言詞典》、1909年版《法粵字典》孤本，以及散落於天津外國語大學、香港大學、美國喬治敦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紐約公共圖書館的1909年版《法粵字典》其餘善本，參考了民國初年的再版通行本，重排重印了《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和《晚清民初粵語法漢詞典》。
此次再版的兩部詞典，《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共收錄詞目約15000條，涉及當時的社會生活、風俗、文化、科技、生產活動等各個方面的詞彙，並採用羅馬字母制定了滬語拼音方案。《晚清民初粵語法漢詞典》收錄了豐富的廣東方言口語詞彙和常用表達，用與法語發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母制定了粵語拼音方案，真實記錄了當時的粵語詞句、語音語調，同樣具有頗高的參考和研究價值。此外，作者還在前言處做了詳盡的粵語語音和語法說明。
錢乃榮教授長期致力於吳語（上海話）研究和方言保護，曾開發「上海話輸入法」。他在兩書總序裡寫道：「兩部詞典作為見證近代中國滬、粵兩地方言在西方語境影響下流變的活化石，通過語言這一重要的文化載體讓我們得以窺見近代以來滬、粵兩地政治歷史、社會文化之遞嬗，為滬粵語方言的歷史性研究、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綜合研究，乃至晚清民初整個中國社會生態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文獻。」
《法粵字典》見證上海方言變化最快的一段時期《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還增錄了1926年第六版的《上海方言常用習慣用語》中許多完全注音的實用短句，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初期市場買賣、交通生活的基本面貌，從語言結構上也可以發現一些新舊變化。
錢乃榮在總序裡舉例上海話裡的是非問句，上海話從松江話沿用下來的土話通用語法形式是「V va」（如在書中的「The Merchant」一節中有這樣的句子：「今朝儂有啥事體否？」「儂要賣脫否？」），後受隨蘇州話、寶山話而來的「阿V」形式影響，在1916年版始增補的乘火車和電車時用的新句子中，就增有「夜班車阿有睏車個？」這樣的說法，而且還產生了一種兩者疊加的交雜新用法「阿V…va」，如：「拉火車裡阿有得吃否？」
錢乃榮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指出，上海方言至少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上海話是松江方言在黃浦江兩岸的一個分支。長期以來，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權威方言，在開埠前，上海方言和松江方言十分相像，可統稱為松江方言大區。在開埠後，城區裡的上海話隨上海的都市化發生巨大變化，自1910年代上海成為全國金融、經濟、文化中心，上海方言也成為江南和全國語言發展的龍頭，層出不窮的新詞經上海話匯入普通話的洪流裡，比如馬路、汽車、課程（源自英文單詞course）等。
錢乃榮介紹，據至今為止搜集到的資料來看，100多年裡傳教士在上海連續出版了50多部上海方言著作，使用這些著作中所記語料，經條分縷析，正好可以整理出上海方言變化最快一段時期（開埠後向大都市轉變時期）的語音、詞彙、語法的真實發展歷史。這些資料佐證了上海城區方言雖然已經與被稱之為「本地話」的郊區方言在語音、語調等方面差異明顯，但上海方言仍然是以松江方言為基礎的，而不是一些人認為的「雜糅了寧波話、蘇州話等地方言形成的『新語言』」，錢乃榮說，各地移民對於上海話的貢獻，是激蕩出各種各樣的新詞彙，因為當時許多新事物都是最先在上海出現的。
《英漢上海方言詞典》據悉，上海譯文出版社計劃於近期啟動「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語實錄典藏」項目，今後將繼續與天津外國語大學等知名高校合作，深入徵集、整理和出版中華語言文化、方言文化中的民族瑰寶，將更多彌足珍貴的絕世孤本得以呈現和普及，並以此激發更多的有識之士、有志之人加入到挖掘並保存民族語言文化瑰寶、培育世界語言文化共同體的隊伍中。
「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語實錄典藏」項目將分三期進行，第一期書單如下：《上海方言習語集（英語）》（底本為1862年，麥高溫編）；《上海方言習語集（英語）》（底本為1868年，艾約瑟編）；《漢英上海方言字典》（底本為1900年，Davis, D.H. & Silsby, J.A.編）；《上海話課本（英語）》（底本為1913年，卜舫濟編）；《上海話課本（中級）（法語）》（底本為1939年，蒲君南、布爾奇瓦編）；《上海方言語法（法語）》（底本為1941年，蒲君南、布爾奇瓦編）；《上海話商務用語（日語）》（底本為1924年，御幡雅文編）；《漢日上海方言會話集》（底本為1936年，丁卓編）。
該項目系列叢書見證了近代上海方言在西方語境影響下的流變。從語言類型學角度來說，兩本日文的書籍可以作為西方傳教士書籍的重要補充，比如上海話語序裡「SOV」向「SVO」的轉變。因為與英語、法語的「SVO」（主謂賓）結構不同，老上海話的語序是「SOV」（主賓謂），這點與日語相似，比如上海話講「我夜飯吃過了」而不是普通話裡的「我吃過晚飯了」。此外，通過語言這一重要的文化載體，還能讓現代人得以窺見近代以來上海歷史、社會文化的遞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