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展現出的中國式的災難，讓人既揪心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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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過年的時候，馮小剛的朋友轉發了一條他的朋友圈：

趁著最近《八佰》火熱，我又翻出了這部作品《一九四二》看了好幾遍。

馮導說的「幽默感」並且有看到幾處，但看完每一遍，嘴裡都泛著苦，眼角都流著淚，心裡都淌著血。

這是一段每個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的歷史：

《一九四二》

它講抗戰，又不講抗戰，至少我問了身邊的很多朋友，他們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事一無所知。

1937年南京大屠殺，我們的同胞死去了30多萬；可1942年河南大饑荒，這個數字擴大了10倍，是300萬。

這樣你就能明白為什麼海報裡把人和蝗蟲結合在了一起——

一方面，因為大饑荒有蝗災的原因；另一方面，當年逃難的人們就像蝗蟲一樣，走過的地方寸草不生，連樹皮都會被扒完吃掉。

而電影《一九四二》，講的就是這件事。

電影以蔣介石的一段抗戰宣言開場，之後接入旁白：1942年冬到1944年春，我的故鄉河南，因為一場旱災，發生了吃的問題。

隨後旁白繼續說了同時世界上還發生的大事：

每一件事，看起來都比吃的問題更大，但電影的鏡頭，偏偏就對準了這片農村，這幾個個體。

河南大災，人沒飯吃。

地主範殿元（張國立 飾）叮嚀自家長工栓柱（張默 飾）盯緊倉房，因為全村僅存的糧食都在這兒了。

栓柱說倉房有人，範地主過去看，是自家大公子準備對前來借米的同鄉花枝（徐帆 飾）揩油。

範地主沒管，罵罵咧咧離開了。

揩油被一聲「賊人來了」打斷，附近的相親鐮刀鋤頭成群結隊要到地主家討吃的。

範地主一面讓栓柱快馬報官，一面假意請寨子下的饑民進莊吃飯。

席間，栓柱跌跌撞撞跑進來，大聲喊說日本人過兵，我過不去。

這一喊不要緊，饑民聽到地主背地裡報官，全都抄起傢伙開始幹。

地主家亂作一團，搶糧的搶糧，殺人的殺人，就連地主的兒子，也被饑民扎死了。

暴亂過後，範地主家糧也沒了，家也燒了，只能牽起馬車，戴上細軟，領著懷孕的兒媳、讀書的女兒和老婆，開始了逃荒之路。

與此同時，給範地主打工的長工和佃戶們也都開始往陝西逃荒，其中就有花枝一家。

她丈夫叫瞎鹿（馮遠徵 飾），是地主家佃戶。

幾百萬人扶老攜幼，就這樣踏上了不知道死活的逃荒之路。

瞎鹿家窮，走沒兩天，家裡的糧食就吃光了。

路上不斷有人餓死，死不瞑目。

瞎鹿的老母親又得了重病，為了換口吃的，瞎鹿準備把女兒賣了。

結果驚醒了花枝，花枝大鬧：就是把她拍死，也不能把她賣了。

旁邊的範地主看不下去，借給瞎鹿一碗小米。

第二天逃荒，前線退下來的士兵和難民擠在一起。

地主問：你們這是打輸了還是打贏了啊？

大兵回答：當然是打贏了。

地主又問：打贏了怎麼還往後跑啊？

其實國軍這邊已經戰略放棄河南了，日本人用6萬人佔領了擁有40萬守軍的河南。

一下子成了敵佔區，日本轟炸機見逃難隊伍裡士兵比平民還多，開始投彈轟炸。

一輪炸下來，沒剩幾個活人了。

被打慌的大兵開始搶難民，搶車馬，搶女人，範地主的所有家當都被搶走了，現在和瞎鹿他們一樣，成了真正的逃難者。

轟炸過後，一地的殘肢斷臂，瞎鹿的娘也被炸死。

花枝卻說：死了好，死了不受罪。

逃荒路上不僅有吃的問題，還有隨時出現的轟炸和動不動就殺人的亂兵。

這兩個家庭八口人，能逃出河南嗎？剩下的留給大家自己去看。

縱觀這十年的戰爭歷史片，《一九四二》仍然是最好的之一。

至少在普及歷史常識上，它把1942年河南那場地獄般的大饑荒，第一次以院線商業片的形式呈現在中國觀眾面前。

平時不怎麼讀歷史的人，除了小初高歷史教科書之外的歷史知識，可能了解不多。

而一個完整歷史觀的構建，是需要《1942》、《八佰》這樣的歷史事件去補充的。

雖然電影有藝術化處理的成分，但至少看完電影，或者看電影之前，不少觀眾會去做功課，去了解電影的背景，以及電影中提到的人和事。

這本身也是歷史戰爭電影的最淺層價值所在。

整部《一九四二》的每個細節，也都能看出馮小剛導演的誠意所在。

影片的調色很有民國風，就連電影裡出現的字體，也是一眼就能讓人想起那個年代。

片子是分成兩條線索拍攝的，一條是範地主和瞎鹿兩家人的逃荒，另一條是國民政府對抗日和對饑荒的態度。

所以電影中的場景在河南和重慶之間不斷切換，你時不時就能感受到視覺衝擊力極強的畫面和色調對比。

也許前一秒是易子而食的慘景；

後一秒就是富麗堂皇的酒店。

雖然導演的鏡頭語言非常平實，但這種運鏡和轉場造成的感官衝擊，依舊震撼人心。

電影仿佛在用最簡單不過的對比告訴我們關於世界的真相。

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生活的年代和所謂更先進的民國，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

這種大冷色調和大暖色調的對比，也在隱隱為觀眾醞釀著某種情緒，以迎來劇情高潮的情感爆發。

上層領導者對國家政治、國際格局及政府民生的誇誇其談，和逃荒者對這頓飯吃啥，下頓飯又吃啥，我們到底去哪兒的糾結討論，在對比中形成一種奇怪的張力，從而構成了整部《一九四二》的情感底色。

比起同情，我們大多感受到的是震撼，難以置信。

可這也正是每個觀眾面對的矛盾，既不相信電影裡的事是真的，又無法否認1942年這段歷史是真實存在的。

這種擰巴，讓《一九四二》比起其他充滿反戰情緒的電影更有力量。

它讓我們相信，生活在現代優渥條件裡的我們每個人，都是倖存者。

（你可能看不出這個小演員是張子楓）

除此之外，《一九四二》更偉大的，是通過歷史背景，將焦點集中在每個個體身上。

300萬，歷史裡的一個數字，現實中是無數家破人亡。

而影片中的範地主、瞎鹿、栓柱、花枝、星星、老馬，就是這冰冷數字下的個體。

饑荒最恐懼的是什麼？

不是讓你體會到肌體的飢餓感，而是人性的異化。

它讓人類失去日常生活規範的束縛，異化成另一個陌生的物種。

賣女兒，自願賣身，失去信仰，肆意搶奪燒殺，甚至吃人。

很多人詬病《一九四二》不夠大膽，因為片中只有狗食人，沒有人食人。

慘烈不一定要用鏡頭直觀表達，也要考慮觀眾的承受程度。

如果你足夠仔細，你會發現電影裡有很多關於吃人的隱喻。

花枝的老公瞎鹿死的時候，是被逃兵一槍託砸進了準備煮肉的鍋裡。

導演還特意給了一個特寫。

第二天，花枝範地主一行人怎麼找都找不到瞎鹿，花枝說：

影片末尾，範地主和小女孩一路往回走，通過旁白可以看到他們活了下來。

可災民所過之處，樹皮都沒剩下，他們靠什麼活下來的呢？

日軍在進攻河南的時候，就是通過給災民發糧食取得民心。

岡村寧次在飛機上說：首先他們是人。

正因為是人，日本人的這種攻心手段才有效。

永遠不要低估人性的弱點，也永遠不要高估人性的力量。

求生欲會壓倒一切，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在饑荒中人的社會性已然消失。

親人的死去讓血緣紐帶組成的種族群體關係也同時消失，餓到極致，人身體裡只存在獸性。

要餓死還是要做漢奸，栓柱和老馬是導演給出的兩個答案。

老馬純粹是求生欲，是本能；而栓柱，則是為了諾言和尊嚴。

對我們來說，沒餓到那個程度，沒處在影片情境中，單靠理性思維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公平的。

面對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衝突，在當時的情況下，兩種選擇，人性使然。

即便全片展現出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黑暗和災難，但不可否認，在馮導依舊留下了孕育新時代的希望。

隨著範地主和花枝的家人相繼死去，傳統的血緣關係的親情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責任、愛和悲憫為家庭維繫紐帶的現代認知的誕生。

花枝跟栓柱做了一天夫妻，把兩個孩子託付給了他；

栓柱為了兩個孩子，不惜與日本人拼命從而被殺。

這種超出血脈維繫的家庭心理認同被逐漸建立，家、家族和家國的意義，在影片末尾這段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電影最後，範地主絕望得走上了返回河南的路，就為了能死的離家近點。

但一個死去母親的小女孩，改變了他必死的信念，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想，這種新的維繫關係，新的認知，新的紐帶建立和文明探索，才是《一九四二》的內核所在。

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能生生不息，源遠流長的原因。

本文作者是作為「頭條理娛君」特約作者而寫，來今日頭條，看更多娛樂深度好文~~

（電影爛番茄編輯部：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