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原因再探

文|王瑤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長春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10期，注釋從略。

·專題研究·

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原因再探

王瑤

科舉制度遭遇廢止命運，一直以來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將清末廢除科舉的原因歸結為科舉制度自身的弊端與缺陷，及其在新形勢下難以滿足時代要求。然而在這些解釋與分析中，雖然通過廣泛引據當時報刊言論及所謂「有識之士」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以此證明科舉制度在清末已是積弊難返。但實際上對於科舉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存在，並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貫穿了有清一代。不過，清末時期對科舉的批判已出現明顯區別，其中最為關鍵的莫過於將新式學堂引入國家求才的討論中，並與科舉制度形成「分庭抗禮」的對峙局面。因此，科舉制度與其說亡於「積弊難返」的致命性，不如說是亡於與新式學堂之爭中。那麼，歷時千餘年而具有神聖地位的科舉，為何會亡於推廣僅十幾年的新式學堂？同時，科舉與學堂為何會被置於同一視域下進行比較？本文旨在通過探究清末廢除科舉思路的形成，釐清科舉與學堂兩者屬性、功能方面的差異，剖析科舉制度停廢的原因。

一 近代以來時人對科舉制度批判的「時代性」

據現有研究，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所謂的「有識之士」就開始了對科舉制度的「深刻反思與批判」。此類史實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中已多有敘述，無需再一一重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言論產生於鴉片戰爭前後，但很難說這些言論思想中有「新的時代因素出現」。實際上，對於科舉的種種批判與抨擊，可以說貫穿有清一代。諸如八股時文空疏而無實用等觀點，早在明清之際，即已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論及，如顧炎武提出：

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之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

而對八股文利弊及存廢等問題，早在康熙、乾隆年間，朝野上下亦發生過激烈的爭論。

直到洋務運動早期，所謂的「有識之士」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並無太大變化。不管是鴉片戰爭時期的龔自珍、包世臣，還是洋務運動早期的薛福成等人，其對科舉制度的抨擊，無論激烈、深刻程度如何，均不外乎科舉制度所採用的八股文或試帖考試方式不利於選拔人才，對學風、世風產生消極影響。而這種觀點與其說是如一些學者所言的對「新變局」的敏銳反應，不如說是對前代的總結與繼承。同時，這些輿論於時代而言，尚屬邊緣性思想，對主流文化價值並不構成明顯影響。因此，不能僅因其發生在鴉片戰爭以後，就以此認為具有了「新的時代因素」。

對科舉制度的批判真正在輿論中體現出時代性，是在洋務運動中晚期，即19世紀70年代以後。這種與以往思想迥然有別的新特徵表現為：時人對科舉制度的各種批判言論及變通建議中，增設了新學內容。這種新學以實用性為基礎，對不同知識內容本末的定位，與以往有迥然之別。將以往視為「奇異淫巧」的藝學內容，添加到科舉這樣的國家「掄才大典」之中，意味著對不同知識內容的價值評判標準已發生了明顯轉變。

洋務運動以後對科舉制度的輿論評價，基本上沿著兩條並行不悖的思路推進：一方面總結、繼承了明清以來對八股文的批判，並以當前時局為出發點，將這種反思與批判深入到極致，將近代內政外交出現的種種問題皆歸於八股之上。如康有為在中國敗於甲午戰爭後指出：「中國之割地敗兵，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也」。由此產生改革考試形式的基本思路，並形成廣泛的輿論影響。另一方面，出於對新局勢的反應，於科考內容中添加新學知識，成為了趨新派的普遍要求。這種要求源於社會對於新學知識重要性的認識，由於科舉制度兼具政治、教育、文化等功能，因此，改革科舉成為肯定新學價值的重要表現，即「欲士之應世變，則不可不習西法」。

雖然就總體而言，直至19世紀末，時人對於科舉制度的輿論評價不出於以上兩個方面，即所謂「救之之道當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此期間，批判科舉的輿論沒有任何進展。應該說，儘管輿論的基本內容未發生明顯改變，但隨著社會局勢的變遷，輿論的價值深度與影響廣度都顯示出推進趨勢。在深度方面，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在價值評判中被不斷深化，從而與國家富強，甚至救亡圖存聯繫在一起，而不再僅僅局限於學風、世風的影響上。在廣度方面，對科舉制度評判的輿論影響力亦逐漸加強與擴展，進而形成朝野上下相互呼應的改革科舉的呼聲。同時，從洋務時期的增設算學科目，到戊戌時期的經濟特科與科舉改章，可以說科舉改革在輿論的推動下逐步實施。

二 新式學堂的推廣與科舉停廢思路的形成

1.新式學堂對科舉制度存在價值的衝擊

如果說以洋務運動為起點，科舉輿論發生了顯著變化，那麼庚子事變亦可以視為這種輿論變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儘管科舉輿論伴隨時局變遷表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但對科舉的反思與批判卻皆立足於八股文而非科舉制度本身，而改革的建議亦是從肯定科舉對於國家、社會的重要作用出發。而隨著清末新政的展開以及新式學堂的推廣，社會上的科舉輿論，由原本對內容與形式方面的評判，逐漸轉移為對制度自身合理性的懷疑甚至否定。

庚子事變後，隨著新政的展開，以兩廣總督陶模為代表的疆吏朝臣，一改以往單純變革科舉考試內容形式的思路，將改革方向轉移到通過減額漸廢科舉的方向上。應新政上諭中「各舉所知，各抒所見」的要求，時任兩廣總督陶模先後上疏數份奏摺，請求清廷以減額漸停的方式廢科舉以興學堂。這一請求雖暫時未被清廷採納，但卻引起社會輿論的積極響應。《申報》認為「數十年之後，學堂遍天下，人才鹹得奮興……何莫非陶公此奏導其先哉？」

以陶模的奏摺為契機，社會輿論發起停廢科舉的熱議浪潮。各種論據雖莫衷一是，但基本觀點不外乎認為科舉「積重難返，莫知其非」，而「吾國學業之衰，人材之糜，則皆科舉貽之害矣」。所以，「必須永停科舉，專意誦弦，始有真才可得」。在這種熱議聲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於，科舉與學堂被置於同一視域中，形成鮮明對比。一方面，科舉與學堂顯示出水火不相容的對立之勢，所謂「故欲仍科舉，則學堂不設可也；欲設學堂，則科舉斷無可以再行者。」另一方面，在孰優孰劣的比較中，科舉經過幾代人的批評，其弊端不言自明，因此「學堂勝於科舉」似乎已是顯而易見。結合以上兩方面，自然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欲講求實學，拔取真才，是非廢棄科舉，專一學堂為士子進身之階不為功。」

表面上看，科舉作為「掄才大典」的神聖地位，是在與學堂的對比過程中，走向衰敗。然而，結合這種對比發生的條件背景，卻不難發現，所謂的科舉與學堂之爭，根源於中外格局的對比。創設推廣之初，學堂教育體系即來自於對國外教育的借鑑。甲午戰敗後，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中，論及建立新式教育體系的必要性，頗為耐人尋味：

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慶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育成之矣。

從這些表述中不難看出，作為一種新式教育體系，學堂教育與其說是根植於本土建設，不如說是從國外借鑑而來，而引進的原因不外乎他國有學，故能「勝我」我國無學，故「坐受凌辱」。這裡「有學」與「無學」不僅成為了他國與吾國的區分，同時更被置於勝與敗、強與弱的二元對立之中。而學堂的建設推廣，或者說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便成為了實現這種勝敗強弱二元轉換的關鍵。

然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新體系的建立，在具有借鑑、引進性質的同時，亦被賦予了復古的意味，即「遠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採西人廠院之長」。如張百熙的《進呈學堂章程折》（即壬寅學制）中，就將國外現代教育體系與三代之上的學校系統，一一對應起來。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對於國人而言，與其說是從戰勝國的引進，不如說是對自身歷史的復興。但實際上，這裡的「復」，並非是對古典的回歸與復甦，而是帶有「託古改制」意味的重建。因為究其本質而言，國外「下逮於民」的普及教育，與古典「僅及於士」的貴族式教育，可以說有著迥然之別。而近代中國所仿效國外的，與其說是教育分級分科的表現形態，不如說是其通過人才培養走向富強之路的方式。而教育體系的建立，在這—仿效過程中的作用，更接近於所採取的途徑和手段，而非最終所要達成的目標。而這也意味著，在「智力並爭」背景下，為了能夠更加迅速、快捷地達到「富強致治」的本質目標，其「求之人才」的手段，除了建立新的教育體系，亦可以採取更加激進的方式。而這也正是引發學堂與科舉之爭的導火索。

2.清末廢除科舉思路的形成

庚子事變後，隨著戰敗結果的出現，甲午以來國人那種「中不如外」的感覺，可以說愈發強烈。正如羅志田所說：「儘管中國的改革不斷擴充不斷加速，只要可資對比的他人發展突飛猛進，同樣可以使本土的變化相形見絀；由於希望太美好，實際變化雖大，而不如所希望的那樣大，結果仍然導致強烈的失望」。這種情緒誘發了時人在各種改革中急於求成，或者說急功近利的態度，進而促生了一種更大幅度仿效、甚至可以說複製國外富強之路的邏輯，即在現存的各種規章、制度中，但凡「他有我無」的，即是先進的、需發展的；相反，那些「他無我有」的，也便成了落後的、應廢棄的。在學堂與科舉之爭的過程中，從國外借鑑來的學堂自然成為了前者，具有千餘年歷史的科舉也便對應了後者。

新政以後，首倡科舉減額漸停的陶模便是遵循這種邏輯，進而形成停廢科舉的基本思路。在《奏請變通科舉折》中，其開篇首要表明的即是：「泰西諸國，無科舉之政，入官必有學校。」這也就是說，科舉制度應被廢除，前提並不在於其種種弊端，而是在於這種制度是「泰西諸國」所沒有的。實際上，《奏請變通科舉折》全篇對於科舉自身的歷史積弊或者時代局限性，並無任何批判，其認為科舉應停廢的唯一立足點，即是泰西諸國無科舉而有學校。其後的各種廢科舉的社會輿論，更是將這種觀點闡述至深至細，在比較科舉與學堂的利弊之前必先引述西國之情形：

考泰西各國，人才之所以勝於中國者，取士之法不同也……無論何項人才，皆須由學堂出身，限以別也之期，予以及格之照。故人皆發奮鼓舞，不敢存濫竽之心。今中國宜仿其法，人才概取諸學堂，方可用世。

同時，如果說對西方的效仿是走向富強所必需的，那麼對於時人而言，其效仿程度愈深，富強之路便愈近。因此「施夷長計」的學習西方之路，由此前「兼取其長」的借鑑，轉變為「一一規仿」的複製：

原夫中國之所以必變法者，誠有見夫西國之強，皆由人才之眾，其所以人才之眾，皆由培植而來。故悉師其意，欲為自強之基，以冀收效於後日。夫既師矣，宜一一規仿，得其精要，庶不致徒襲皮毛，否則終不能收得人之效也。

從這種「師其意」以「為自強之基」的立場出發，無論是對學堂的稱讚，還是對科舉的批判，其對現實的反映程度，很難說不被這種先入為主的態度所大打折扣。這裡暫且不論輿論中肯定學堂之利時，有幾分向壁虛造的臆測。這種在評價標準預先確定的前提下，對科舉之弊的種種抨擊，即便不能完全歸為欲加之罪的苛責，但其誇大和偏激成分卻也是不言自喻的。如《論請停科舉之善》一文，其在痛陳科舉制度種種消極影響時，認為科舉造成讀書人經濟窘迫，所謂「舉子為破家之子」，其原因不外乎士人「每至應試，費難籌措，往往借貸不足，繼以典質；典質不足，繼以幹求」。實際上，相對科舉而言，經濟成本過高，恰恰是學堂發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如，有輿論指責科舉造成了士子利祿之心，即「誠以功名之說中於人心，以場屋一二日之經營，即不難一鳴驚人，翹然自異於流俗」。然而，以出身獎勵學堂學生，是學堂教育體系建立以來的普遍做法，壬寅、癸卯兩學制中更是將學堂各級畢業文憑與類似科舉的功名一一對應起來，取得這種出身獎勵正是廣大士子入學讀書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科舉與學堂一事上，頗為引人深思的現象在於，無論社會輿論對現實的反映程度如何，停廢科舉以推廣學堂的改革思路，對當權者決策產生的重要影響卻是可見的。1903~1905年間，在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上疏的有關遞減科舉推廣學堂的奏摺中，其所力陳的停廢科舉的理由，與此前社會中諸種言論頗為類似，甚至在言辭方面，亦十分相近。如在論及關於科舉阻礙學堂籌款方面，《力扶新學堂以論》一文中便提到：

蓋學堂之設，首重經費，方今府庫異常支絀，勢不能不藉民捐。各省人民雖無不知學堂為美舉，而尚有科舉一途以謀進取，於是議及學堂遂無不徘徊觀望。士人一生觀望之心，籌款遂難踴躍，籌款一難，無論其不能廣設，即有開設之處，亦不能大備規模。

1904年，張之洞、張百熙等在《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中亦提及：

公款有限，全賴民間籌捐，然經費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也。然則科舉若不變通裁減，則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肯籌捐，經費斷不能籌，學堂斷不能多。

此外，奏摺在關於科舉造成學堂學生「不肯專心向學」，科舉功名存在「僥倖獲售」等問題，亦在此前多篇文論中有相似論述。誠然，並不能絕對地認為，張之洞等清廷重臣，是在社會輿論的左右下，形成停廢科舉的邏輯思路，但這些輿論對其種種決策的影響卻在上述的相似性中可見一斑。

清廷廢科舉決策雖形成於科舉改革之後，但考察有關停廢科舉的諸份奏摺，其中稀見有以科舉改革無效為由者。各奏章中科舉應廢的理由，更多地表現為科舉「為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而非是自身缺陷性。即便是在唯一一篇指陳科舉弊端的《奏請遞減科舉》折中，其觀點亦是因循著明清以來批判科舉的一貫思路：

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倖而期獲售。雖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經義，然文字終評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詣可比。設有少年薄植之輩，未嘗學問，小有聰明，或泛覽翻譯之新書，或涉獵遠近之報紙，亦能侈口而談經濟，挾策以幹功名；而宿學耆儒，皓首窮經，篤守舊說者，反不能與之角勝，坐視其速成以去。

如將此折對科舉的批判與前文所引顧炎武對科舉抨擊相比較，不難發現兩者間並無本質區別。而兩者間的不同，僅在於前者「大難迭乘，外侮日逼」的時代背景，及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中外強弱局勢的對比。由這種對比出發，發展出學堂必須有但科舉可以無的基本邏輯。這一邏輯的形成，更是對科舉制度合理性基礎的全面摧毀，進而造成立停科舉的最終結果。

綜上所述，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朝廷決策，庚子之後停廢科舉思路的形成，並非因循著科舉制度積弊難返，不得不廢的正常邏輯。而是預先設定了「富強之國無科舉」的基本前提，然後再從這一前提出發，結合歷史上長久以來對科舉制度的各種非議與批判，進而形成一種科舉似乎是因弊而廢的「假象」。於當時而言，並不能說這種「假象」具有欺騙性，然而，其對後世的科舉研究，卻造成一定程度的誤導。這表現為各種科舉研究中所謂的「弊端批判」與「廢除結果」間的因果關係錯位與偏差，甚至演化成一種科舉制妖魔化的思維定勢——「因為科舉制很壞，所以才會被廢除；因為科舉制被廢，所以科舉制肯定很壞」。這種因果關係是否成立，或者說科舉制度是否果真如時人所評價的那樣一無是處，其實可以從後世為科舉平反的聲音中獲得反思。綜合而言，應該說科舉制度雖然有種種缺點與流弊，但基本可以通過相關改革而達到變通，然而「清末人卻一意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這種矯枉過正的激進手段卻造成「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

三 科舉與學堂之爭的根源

在上述清末廢科舉思路形成的過程中，科舉與學堂兩者間的比較與爭論可謂貫穿始終——種種關於科舉優劣、存廢的探討，大多是從與學堂的對比中得出結論。就其實質而言，所謂的科舉與學堂之爭，各種觀點皆是圍繞著以國家振興富強為目的「求才」而展開，其分歧在於「求才」的方式與途徑。這裡暫且不論科舉與學堂兩者的孰優孰劣，其頗為值得反思的問題在於，在「求才」這一問題上，形成對立的為何是科舉與學堂兩者？換言之，科舉與學堂為何會被置於同一視域下進行比較？

1.科舉功能的界定不當

「科舉」首次出現於隋文帝時期，開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其後，經歷唐宋時期的發展，作為一種系統化、規範化的制度，定型於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詔令：「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由此可見，無論從起源期，抑或發展期，還是定型期來考察，「科舉」的本質功能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任予官職。

清代沿襲明制，科舉取士成為政府各級官員的主要來源，「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根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對進士授官的具體規定：「原定進士除選，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編修；二甲、三甲進士選庶吉士，分送各衙門觀政三月，內外以此兼除。」此後雖有調整、變動，但基本原則照舊。京官除才學出眾者進翰林院外，以用六部主事和內閣中書為主；而外官則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

由此不難看出，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除了專業文職官員外，其他基本可視為政治人才。這種政治人才，與近代以來國家亟需的商業、科技、外交等專業人才，有著本質區別。從現代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前者可謂是各領域的組織者、管理者，負責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管理、監督與調控工作；後者則更趨向於各行業的研究者、踐行者，從事於行業內部具體問題的專研與實踐。誠然，社會進步與國家富強有賴於此兩種不同類型人才間的相互配合、協作，但並不能以此將二者混為一談。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儒家文化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傳統社會中，「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心態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一方面，「學而優」成為「仕」的成立基礎；另一方面，「仕」則是「學而優」的必然結果。在「學」與「仕」的互動中，一方面，治學與入仕被緊密聯繫起來，由此模糊了上述政治人才選拔與其他專業人才養成的差異，也混淆了行政管理者與專業科研者的區別。另一方面，科舉作為主要的由士子選拔官員的制度，不可避免地於選官之外，負擔起教育、文化等的導向功能。

通過對這些間接功能的負載，時至清末，科舉制已然成為一種集合文化傳承、教育導向、政治調控等多種功用於一身的混合體制。在這種混合中，科舉最本質、最核心的選官屬性逐漸被人冷落甚至忽略，而其附加的教育功能卻愈加備受關注。因此，清廷在停廢科舉時，更多地是將科舉考試理解為士子學業成果的檢驗，進而將其視作學堂教育的延伸，所謂「凡科舉掄才之法，皆已經括諸學堂獎勵之中」。故而與其說「廢罷科舉」不如說是將科舉合於學堂教育之內，使其成為各級學堂的畢業測試，同時亦能為畢業學子提供進階之途。可以說，對教育功能的偏重，不僅弱化了科舉本質的選官屬性，並且從根本上取消了科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梁啓超在科舉廢除後對其的反思中曾提到，「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這一評價直接點明了科舉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科舉制度本身並不具備教育功能。科舉制度的本質屬性實際上是—種官員選拔制度，但是這種屬性所提供的相對公平的入仕從政機會，則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競爭的目標，科舉制度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間接發揮了教育督導甚至是文化傳承的作用。時至清代，尤其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廢除科舉制時」，科舉制度的間接功能混淆甚至掩蓋了其本質功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促發了科舉與學堂對立的現象。

2.學堂教育功能的偏失

明清以來的學校教育，在內容和功能上已轉變為科舉的附庸，或者說整個學校教育系統已經成為科舉制度的一部分。時至洋務運動時期，在與西方列強交涉過程中，因專業人才緊缺，故產生仿效西方教育的想法及初步實踐。不過，因僅以對外和強兵為目的，故此期間所開展的學校教育暫時並無學制系統性可言，學員少且僅供專向使用，無論是從性質還是功能上，都不必然與科舉發生衝突。甲午戰後，列強群起而國勢岌岌可危。時局艱危讓朝廷注意到人才的重要性。因此朝廷採納了御史李端棻、主事康有為等人的建議，「推廣學校，以勵人才而資禦侮」。庚子事變後，隨著新政的開展，清廷先後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與《奏定學堂章程》，對設立的各級學堂予以規範的同時，對整個教育、教學系統進行了革新。

這一系列改革，雖然表面而言只是通過推廣學堂，以期解決當時面臨的人才孔亟問題，然而其深層涵義在於試圖進一步將學校系統從科舉制度中剝離出來，發揮自身教育功能。正如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中所云：「大抵中國自周以前選舉學校合為一，自漢以後，專重選舉，及隋設進士科以來，士皆殫精神於詩賦策論，所謂學校者，名存而已。故今日而議振興教育，必以真能復學校之舊為第一要圖。」這無論是對於時代要求，還是延伸至其後世影響，都可以說是裨益匪淺。然而，這種重建起來的學校教育系統，卻因清廷所設定的獎勵方式，而與初衷產生巨大偏差。

在學堂推廣創設之初，為了鼓勵士子入堂就學，固然「宜宏獎以鼓舞士氣」，然而，囿於傳統文化數千年浸淫下思維慣式的局限，困於庚子賠款造成清末財政惡化、辦學經費緊張，清廷所能夠給予的「宏獎」，只能是「優其進取之途」，即為學堂畢業生授予舉人、貢生、進士等出身。新學制頒布後，新式教育體系基本建立起來，原初的獎勵手段也隨之制度化、具體化。在《奏定學堂章程》中，這種「進取之途」基本被固定為「仕途」。如大學堂畢業生，通過考核排列等次，除獎勵進士出身外，分別予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各部主事、知縣等職。而對於原以培養專門人才為主要目的的分科大學及各高等實業學堂亦是如此，除了「充任學堂教員」與「自營實業」外，朝廷「優其進取之途」的方式仍舊是選送仕途，即在獎勵出身的基礎上，根據其畢業成績予以知州、知縣等官職。

可以說，這種給予出身及「優其進取之途」的獎勵方式，使得學堂與科舉在功能方面，出現了嚴重的重疊。對於新式學堂的學子而言，其耗費數十載的時間與精力入堂學習（根據癸卯學制的設定，從小學到大學至少需20年），接受所謂的新式學校教育，而其最終取得的學業成果，與自行備考科舉的士子相比，實際上並無本質區別。也就是說，無論士子是否選擇學校教育，其在學習目標設定上都別無二致，或者說「殊途同歸」。這也意味著，雖然在學堂推廣之初，出發點定位在恢復學校於科舉之外的教育功能。然而當新式學堂把科舉出身與選送仕途作為鼓勵學生入堂學習的手段時，其最終落腳點卻回歸到科舉體系的窠臼之中，因而弱化甚至架空了原本試圖被剝離出來的教育功能。

科舉選拔功能的混淆及學堂教育功能的偏失，造成科舉與學堂在功能方面的嚴重重疊。這種重疊為兩者間的對比提供了基本前提。從這一前提出發，科舉與新式學堂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在對比中相互補充、相互完善，而是絕對化地以一方全面取代另一方而告終。這在一定程度上緣於科舉與學堂對比的結果，使官方與民間，或者說改革者與改革的受眾之間，出現了分歧。

正如前文論述，以改革者為主導的統治階層，已預先設定了孰優孰劣的前提——從外國仿效而來的學堂，在國家求才方面優於中國本土的科舉制度。因此發展新式學堂的必要性，遠遠高於維護、修補現行的科舉制度。然而對於廣大讀書人而言，甚至對於整個傳統社會評價體系而言，沿用千餘年之科舉制度的重要性與穩定性，絕非剛剛進入制度化軌道的學堂所能夠比肩。因此新學制頒布後，儘管有官方極力倡導與鼓勵，民間對此卻始終持「相率觀望」的態度。即便是新式學堂內部，不少學生依舊處於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游離狀態——「士之伏案埋頭，篤志勵學者，仍日以應試為務，不樂於從事學堂」的現象可以說相當普遍。

科舉與學堂，兩者的重要地位，在改革主導者與改革受眾心目中產生嚴重的偏離與錯位。對於改革者而言，學堂是「造真才而濟時艱」的關鍵。而在民間，「群情注重科舉，父兄以是勖子弟，鄉黨以是望儕偶」。在這種分歧中，清廷最終選擇廢除科舉，並非是由於科舉在社會中的重要性下降，對於士人不再具有吸引力，而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科舉對於社會和士人過於重要，以至於官方必須通過廢除科舉制度的方式，才能夠轉移社會的重心所趨。

綜觀新政時期的改革措施，以「求才」為目標，科舉改革與學堂建設可以說是雙管齊下。然而，囿於傳統思維定勢以及對現代性人才的認知不足，籠統地將政治人才與其他專業技術人才混為一談，嚴重混淆了科舉與學堂間的不同屬性與功能。因此，在國家「求才」的道路上，科舉與學堂未能發揮並駕齊驅、互為補充的作用，而是以「合科舉於學堂」的單一模式，對所求之「才」不加區分。這種混同的處理方式，對後世的教育與吏治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如果說科舉制度在清末改革者眼中最大的困擾來自於其對學堂教育的阻礙，那麼，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擾的途徑，未必就是以強制性手段廢除在規制等方面已經相對成熟的科舉制度，而是需要打破學堂與科舉對立的局面。這首先需要釐清科舉與學堂的不同功能，從而避免兩者在存在價值上的混淆與重疊並置。更為重要的是，改變傳統思維中「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通過社會各領域的協調發展，從根本上調整選官與教育間的關聯。然而，對於已進入倒計時的清王朝，這種任重而道遠的價值導向工程，無異於有心無力、望塵莫及。（完）

關於《史學月刊》網站的公開聲明

據反映和編輯部發現：近期網際網路上有假冒的《史學月刊》網站，並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組約稿件、收取費用等。對此非法破壞我刊網站、涉嫌詐騙的犯罪行為，我刊已向公安機關報警立案。

《史學月刊》官方網站（http://sxyk.henu.edu.cn）由於遭到黑客攻擊，目前暫時無法使用，修復啟用時，將登刊告知。作者來稿，請採用列印稿和電子文本同時寄送的辦法。列印稿請寄至「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明倫校區《史學月刊》編輯部」，郵編：475001。聯繫電話：[phone]。來稿請勿寄至個人，以免誤時。

在此鄭重聲明：本刊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進行出版，發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費用，凡以我刊名義收費者，均系毀壞我刊聲譽之假冒詐騙行為，我刊有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再次提醒作者，謹防上當受騙。

敬請廣大讀者和作者相互轉告周知，感謝您的支持和厚愛。

《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歡迎訂閱史學月刊微信公眾號！

shixueyuekan

歡迎訂閱歷史與社會文摘！』

『掃描二維碼，關注史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