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簡介：於淵 中環上班男 一個小說學徒
從前一天晚上起，我已經糾結了快一整天，眼看著時間已經到了下午一點鐘，小說課三點鐘開始，再不做決定，就快要來不及了。
我當時在公司食堂吃飯，食不甘味，發怔半天。過一會兒，我發信息給朋友柳柳，說，「我不知道能不能來，你還是幫我錄音一下吧。」
過一會兒，那邊回復了一個字，「好」。
那語氣特別像我以前做記者時的總編，那是個有名的老報人，每次我報選題給他，他總是過了半晌，就傳來一個字，好。
我猜柳柳已經對我絕望了，因為閻連科已經在香港科技大學上了四堂課，我無一例外，全都缺席。我錯過的課程，包括閻連科教授和劉再復教授的對談，更包括閻連科講自己尚未發表的小說，據說那是精彩絕倫的一堂課。面對這種尷尬，我除了承認自己已經被生活鍛造成一個懶惰油膩的人以外，還能怎麼為自己開脫呢？
當然，我得上班，一定是其中一個最讓人心安理得的理由。
去年我就知道閻連科要在春天的科大開小說課了。那時我興致勃勃地和一個在香港中文大學念社會學研究生的師妹說，我一定每堂課必聽，一定在閻連科的面授機宜下，努力寫小說……此後我還發了朋友圈，仿佛自己早已是閻連科的旁聽弟子，具備了寫漂亮小說的能力，自鳴得意起來。要知道，那可是閻連科啊！
如今已經開課一個多月，前一天我那位在中大念書的師妹把課後要讀的小說發給我，說，「閻老師讓同學們提前回去讀這些小說，他課堂上要講的。以及，我猜你可能也不會來了吧。」
我當時剛剛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失魂落魄，不想讀書，不想看任何一部電影，也不想在鍵盤上敲下哪怕一個字，只是被她這句話刺痛了，回了她一句，「不知道能不能來，日子過得太油膩了，怎麼老在做不喜歡的事情。」
*****
眼下，我還在這破公司食堂吃著飯，琢磨著我到底是去還是不去。
給柳柳的那條信息，像是無望的求救，明明她此前發給我的兩次課堂錄音，我都沒聽過，還有必要讓她繼續發錄音給我嗎？
剛剛過去的四天，我一身正裝，狼奔豕突，爭吵妥協，讀破壞語感的資料，寫毫無語感的文件，見和我一樣面目模糊的客戶，穿過黏糊糊的、膠水一樣糾纏不休的人群。有時候我隱隱感到我和對方就是同一個人——
我這麼說的意思是，有一天下午，我坐在中環一家咖啡館裡等客戶到來，四周的人都和我穿一樣的西服，提著一樣的公文包，打開一樣的電腦。我在這之中如何確認，我真的是一個獨立的人？我為何不是一個NPC呢？比起玩家角色，我和身邊的人，都更像是單機遊戲裡的NPC才對。
那天晚上談完事情，九點過了，我回到公司。列印好第二天要用的東西後，我說這樣不行了，我他媽的得寫點兒別的東西，以擺脫這種魚肉般的NPC狀態。辦公桌上堆了一堆書，我抽出其中一本，決定寫一篇書評。
翻著這本書，我打算引用另外兩本我曾有印象的書，這樣會顯得我旁徵博引一些。接著，我又覺得傳統的書評寫作方式實在是太枯燥了，我想寫一個不一樣的開頭。那我是寫一個蘇珊·桑塔格式的開頭呢，還是寫一個哈羅德·布魯姆式的開頭呢？——
你瞧，我就陷入這種對逼格的焦慮之中，明明已經被日常的工作搞得毫無趣味、面目可憎、缺乏自省、內心空空蕩蕩，卻還想在這些可憐的文字形式裡，把自己包裝得面容姣好一些，我甚至許久都沒讀過新的文論作家了。
在如何開頭上，我就這樣糾結到了十點鐘，最終我決定擱筆，不寫書評了。「今天這個心境不合適」，我告訴自己。我琢磨著，得再花幾天功夫，好好重讀一下這本書，挑選出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段落，並且把要引用的其他書籍和論文準備好，還有必備的是——
作為一個業餘書評人，不管我有沒有能力批判一下這本書，我都得想方設法地反對這本書的一些地方，否則跟做這本書的廣告有什麼區別？我和那些營銷號豈不是一模一樣？我的獨立思考能力何在？……
我就這麼安慰自己，我只是想多花些時間做準備——其實明天一早我還得去見新的客戶呢，我哪有自由意志去重溫這些書。但某些時刻，人就是可以欺騙自己，停止追問和質疑自己，留下一個被堵住的心臟，走向新的生活。
*****
而這個夜裡十點鐘，我新的「生活」就是打開另外一個文檔。
我決定繼續另一個困擾我許久的寫作。這個文檔已經寫了六千多字，是一篇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故事，寫到現在，我已經不知道是虛構還是非虛構了，總之我已經寫了他媽的半年多了。
這個故事我一開始打算倒敘，寫到一半時，又覺得倒敘不合適。這種我自認為的不合適，其實毫無理由。最大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對自己能否駕馭這個故事，根本毫無自信。而目下這個版本，是一個雙線敘事的結構——
你看，像我這樣的人，從來都是沒有作品、又大言不慚的鑑賞家，有一點理論知識，平時就對著市面上的作品評頭論足的，還沒寫呢，就開始像評論家一樣分析起結構來。然而分析自己亂七八糟的草稿，就像是分析自己毫無波瀾、每天為謀生而不斷重複的人生一樣無聊，但我這樣的人，經常都是看不見這一點的。
我繼續寫了一個多小時，時間已經快到十二點了。這段時間裡，我修改了十幾個標點，將一些長段落改成了短段落，修改了幾段對白——原來的對白，對故事的發展毫無意義，帶著廉價的抖機靈，我都不敢相信是我自己寫的。認清自己實在是一件過於殘酷的事情，而當時居然還無法覺察到。
那晚的成果是，我添加了大約一千字，刪掉了大約一千五百字，就這麼到了午夜。我突然感到憤怒，無明業火令五內具焚，於是我狠狠地在鍵盤上敲下了幾個字，「武功盡失！」
辦公室那時候空無一人，天知道我有多想大聲嘶吼、捶打胸脯。但在日常的規訓下，我竟然已經失去了在空無一人的寫字樓裡嚎叫的能力。
一般香港中小企業，辦公的寫字樓都很小，公司職員恨不得抱在一塊工作，但總比家裡大許多。而一到夜裡，其他同事一走，公司的空間就可以擴大數倍。這是我這些年喜歡深夜待在辦公室的原因之一，因為安靜又空曠。
而如果這時候，你試圖做一點兒與這個忙碌、單一、成功的城市毫不合契的幻想，在電腦上敲人類最古老的代碼，憑空製造一個小小世界，一定會有一種慰借。這當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慰借，或許只是濃湯寶兌開水一樣、沸騰著廉價香味的慰借。
但我現在連用開水兌濃湯寶的能力都失去了，只好興味索然地合上電腦，提著公文包坐上了末班地鐵。地鐵是這個世界上人類最像螞蟻的地方，也難怪，住在中環半山上的那些人連八達通都不會用。
回到家裡，我喝了幾杯威士忌，突然想到託馬斯·沃爾夫某本小說開篇的那段話，那曾是我立志，覺得自己該為之付出、探索和追問的事業。借著酒意我開始朗誦：
我們之中，有誰了解他的兄弟？
有誰洞察過父親的內心？
有誰不是被囚禁終身？
又有誰不是作為一個孤獨的陌生人，度過一生？
這些動人心魄的問題曾鼓舞人心，現在我則感到羞愧。因為活到這個歲數，我竟然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仍然一無所知。
*****
這種羞愧一如我在公司食堂吃飯的此刻。柳柳發來的那個「好」字，實在是太讓我難受了。
她從高一之後就是我的讀者，考上香港科技大學之後，還非常激動地告訴我，但現在，她面對的就是一個油膩中年上班男。這讓我感到恐怖極了。
我的公司離科大很遠，但看了看時間，估摸著還來得及。去他媽的，我丟下碗筷，回到辦公室拿起包，就怒氣衝衝地跑了，留下了一臉錯愕的諸位同事。他媽的不管了，我得拯救我自己，得短暫逃脫這眾人的日常監獄，炒魷魚就炒魷魚吧。
再這麼油膩下去，我不如死了算了。
*****
一個多小時後，我一路忐忑地到了教室。
課已經開始了20分鐘，黑板上寫著第五講，題目是「人物——一種寫作的終極典型」。
前面已經坐滿了面孔年輕的學生，我悄悄坐到後排，開始聽閻連科講不同小說裡的人物。在座的除了我一個三十歲的人以外，聽柳柳說，其餘全是大三大四的「學長學姐」，像她這種大一大二的小同學少之又少。我心想，本人真是這堂課的人瑞啊。
閻連科在講小說裡人物的重要性時，舉了一個反例，他說，「在世界小說史上，最不塑造人物的作家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一生的生活，似乎都不關心人。再也沒有一個作家像博爾赫斯那樣，在小說裡不關心人的命運、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存困境。」
「即便是這樣，他的所有作品，都有35%以人物命名。」
聽到博爾赫斯這個熟悉而遙遠的名字時，我開始平靜下來，並且試圖回憶博爾赫斯以人物命名的小說，一開始想起了《烏爾裡卡》，再想到《博聞強記的富內斯》，接著是《死於自己迷宮的……》，卻怎麼也想不起那個名字來。
然後他講到一個對我來說殊為陌生的名字，布魯諾·舒爾茨。
「我們看舒爾茨的小說，往往看得非常辛苦，但他的小說語言，又好到無法想像。他是一個畫家，完全可以在大腦裡想像，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對比起來，他的故事之難看，人物之單薄……小說裡，他的父親一會變成蒼蠅，一會變成老鼠，而全部的小說都發生在這一個家庭，就這三四個人，從始至終卻沒有一個豐滿的人物。」
閻連科接著講，儘管舒爾茨深受卡夫卡的影響，但「舒爾茨的小說，絲毫不比卡夫卡差。他把這個世界上，人的主觀世界中的自然，像油劃一樣寫進了小說裡。」
「在他的小說裡，他全部是用一個孩子的目光，去面對世界……」 閻連科感慨，「世界上是有天才存在的。」
此前我從未聽閻連科的現場講座，他口音很重，咬字獨特，習慣在不尋常的地方合上嘴唇，當他憑記憶複述一篇小說時，我清楚地看到這些小說最初帶給他的感動，以至於到如今，他仍然對這些小說家滿懷敬意，無論是博爾赫斯和舒爾茨，還是此後他講的左拉、歐亨利和契訶夫，這顯然不是我在做記者時，慣常遇見的大師形象。
閻連科說道，我們現在已經不喜歡歐亨利的小說，因為歐亨利的小說，總是故事大於人物，他的小說沒有契訶夫的小說裡那種人物的「生命之光」。但閻連科仍然對歐亨利那些精巧的故事讚不絕口，像是在替青年時代的自己表達感激。
講到「對話」時，他說，「最困難的是人物對話的完成。重要的這兩句話、四句話，能否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我不由得想起前兩天晚上，修改那個故事刪掉的無用對白，感覺就是針對那篇故事的修改意見一般，聽得我面紅耳赤……
儘管如此，我仍然在那一刻感到幸運和驚喜。
因為這讓我回到我的少年時代，在圖書館沒日沒夜讀這些作家全集的那些年。那時我執著於讀書的數量，一個作家一定要讀完全集。十多年後，我當然知道這只是可笑的幻想，但那時，我以為只要一本接著一本地讀下去，似乎讀掉那麼多，我就可以成為作家了，哪會想到自己終有一日，會被庸常的謀生包裹得無法喘息。
*****
在這種面紅耳赤與驚喜不已中，我終於將要收穫作為「庸常生活逃獄者」的一份禮物了。
此前我就聽柳柳講，閻連科教授這門課，最後五十分鐘，就是請同學們來講「故事的雛形」，講自己心中想寫卻沒寫成的故事，「這是我最愛的環節了，簡直就是當代的十日談」，她說。
柳柳還給我講了此前讓她印象深刻的一個故事：
一位同學A的媽媽，曾因為懷孕時生病，怕生產致畸，於是墮了胎，後來才再次懷孕有了A。但A從小體弱多病，整天吃藥，經常住院。但在一天晚上，媽媽夢見了被墮胎墮掉的那個孩子B，那看上去是一個要來報復A、奪回母親的孩子。
媽媽從來對這個未出生的孩子都心懷愧疚，看到B的時候滿懷欣喜，想要施與母愛，卻在了解了B的意圖後，在夢裡忍痛再次殺死了B。從此，A竟然奇蹟般地身體健壯起來，只是母親卻兩次殺死了同一個孩子，一次是在身前，一次是在夢裡。
據柳柳轉述，閻連科那一次「腦洞大開」，給這個故事添加了屬於他的生活年代的背景，添加了重男輕女的歷史原因，他把那個孩子想像成女孩，又增添了諸多更沉重的情節，讓這個母親，最後居然第三次殺死了孩子。
我一下子來了興趣，琢磨著是否能把自己停滯半年的故事講出來，但又在心中迅速地否決了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只是一個局外人，並且年事已高，能旁聽已經謝天謝地了，但我難以自抑地激動起來。
我太期待這個環節了，這不僅僅是年輕學生的十日談，而更是一個小說家現場施展自己想像力的時刻，那種驚奇無異於一個麻瓜在葛萊芬多目睹一次魔法課。
為了鼓勵害羞謹慎的同學們，閻連科說，「我們要敢於面對人內心的一些東西。你看納博科夫，他是那麼真實地表達了一個中年男人面對少女的感覺，只有他把那種感覺寫了出來。」
在他的鼓勵下，陸續有同學開始站起來，講出自己想寫的故事。
不少同學和我一樣，是某種意義上的鑑賞家和評論家，一開始便想給自己想寫的故事定性，並且加以評論，他們有的想塑造一個典型，有的想表達一種觀點，有的則想批判一段現實……
閻連科每次都是耐心聽完後，才展開自己的故事，並且不厭其煩地提醒道，「如果我們想寫這些簡單的觀點，其實寫一篇散文就夠了，小說要表達的，是那些說不清的東西。」
於是年輕同學從羞澀到踴躍，一個個都不肯放過機會，來讓閻連科調度自己大腦中的真實與想像，眼瞅著就快下課了。我好幾次想舉手，講出困擾我許久、不知如何講述的故事，但都被年輕人搶了先，直到閻連科說，「最後一次機會了」。
我突然間，鬼使神差地在後排把手舉得老高，仰起脖子，像是脖子也在舉手一般，不再想失去這個機會。與我不分先後舉手的，至少還有其他兩個人，但這個禮物，閻連科老師猶豫了不過須臾，就這麼給了我。
我尷尬地站起來，說，「很不好意思，我其實已經工作了，是逃班來旁聽的。因為可能有這一次，就沒下次了，所以我想抓住這個機會。」接著，我就斷斷續續、磕磕絆絆、非常尷尬地講了起來。
我不是一個喜歡在眾人面前高聲發言的人，所以在講述故事的大部分時候，我的大腦都像被清空一般。我只知道，我講的就是我在夜裡感到自己武功盡失、無法繼續寫下去的故事。如果非要像一個評論家一樣概括的話，我會說，那是一個「愛情與獨白的糾纏」的故事。
我確信任何一個傲慢的大師，都不會聽完我拙劣的敘述，因為在我講述的同時，耳邊時而傳來同學們窸窸窣窣的議論，時而又是鬨堂的笑聲，間或夾雜有不屑的嗡嗡聲，一切聲音，都像是在表達著聽眾的不耐煩和質疑。
我邊講邊覺得，自己可恥地佔用了同學們的時間，是否不該在大庭廣眾下講晦暗不清的敘事，是不是講得乏味至極、顛三倒四……就在這種自我懷疑中，我終於講完了，也提出了自己不知道如何寫下去的困惑。這一刻於是像許多年。
而接下來的一切，如同神跡一般拯救了我。
「我覺得你這已經很完整很好了，只要你有比較好的文字功底，就能變成一個很好的情感故事了。」閻連科停頓幾秒鐘，竟然如此評論道。
他沒有停下來，而是像一個嫻熟的導演般，調度起我腦海裡雜亂無章、毫無分類的記憶來：這個場景可以放在前面，你講的那幕戲劇可以夾在你的故事中間，你的生活和那幕戲劇變成了同樣的事情，不要講太多你自己的過去，你的過去就是故事裡的現在，去講清楚故事裡的那個女人，最後，就在你剛剛講的那裡結束……
我站在那裡呆住了，左手狠狠地捏住右手，我感到面部扭曲，想笑又保持克制。天知道我該如何複述那一刻，那複雜、忐忑又激動的心情。我只能掐著手指，咬著嘴唇，拼命地試圖記住閻連科說的那些要點，那些困擾了我半年多的關隘之處。
只在那時候，我驚異地覺得，自己不再是庸常生活永恆的操勞者，也忘記了自己逃獄者的尷尬身份，狂喜得像是被解放的姜戈，成了掙脫腳鐐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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