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由孫紅雷、張魯一主演的電視劇,《新世界》一經播出後,網友對此褒貶不一。
有人認為劇情多有反轉大呼過癮,也有人認為這部劇太過於冗長,節奏不夠緊湊。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可厚非。
電視劇以白紙坊警署警察徐天的未婚妻,被京城傳說已久的「小紅祆」所殺為開場白,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劇情。
拋開別的劇情不說,編劇將「小紅襖」的真實身份,這一懸念留到最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是徐天的結拜大哥所在的京師監獄的一名小獄警,那個看起來懦弱膽小的十七。
這樣的劇情安排,不禁讓人覺得頗有些諷刺意味。也可以看出,這部劇的開場以及一些劇情反轉,編劇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
其實對於藝術創作,不論是劇本也好,小說也好,故事開場精彩與否都是吸引觀眾與讀者繼續往下的重要部分。而故事的發展與衝突,這決定了觀眾與讀者對這個故事的評價如何。
特別是那些大師們創作出來的經典故事,經常讓人久久沉浸於其中而不能自拔。
回過頭來又不禁會問,這些大師們究竟是怎樣創作出如此精彩的故事?而對於普通人來說,又可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其精華,學著創作呢?有人為我們揭開了謎底,答案也是肯定的。
來自英國的理察·科恩作為一名優秀的編輯,出於自身對文學的熱愛,也出於對自己最喜愛的優秀作家之一——託爾斯泰的敬畏,寫下了《像託爾斯泰一樣寫故事》這本書。目的在於告訴讀者,這些文學大師們創作出來的偉大作品並非遙不可及。
理察·科恩曾經是英國知名出版社哈欽森,霍德與斯託頓的出版發行總監。經他編輯的作品,曾有多本榮獲普立茲獎,布克獎科斯塔獎。有超過20本書曾位居英美各大暢銷書榜單之首。
除此之外,理察·科恩還以客座教授身份,在英國金斯頓大學教授了7年的創意寫作課。同時,他自己也為世界上多家主流媒體撰稿。
在《像託爾斯泰一樣寫故事》一書中,理察·科恩用英式幽默結合硬核毒舌,揭露諸多作家的創作習慣和文壇八卦,帶著讀者潛入世界一流小說家的腦海,探索這些優秀作家們是如何成就一部好故事的。
老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也總是在不斷的重演。
作家們其實也都是變著法子,借用這些近乎不變的素材,將它們融入到自己的作品當中。那麼要借用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被視為原創呢?
其實,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原創文學,天下的故事都是一樣的,所有的文學作品也都是脫胎於其他的文學作品。
甚至縱觀整個文化歷史長河,借用其他藝術家的作品,這一點始終處於藝術創作的中心。
莎士比亞的故事講得再精彩,也有人巧妙的評價道:「前提是有人先講過同樣的故事。」
比如莎士比亞於1607年左右編寫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這部作品可稱作莎士比亞的第五大悲劇。但這部悲劇的創作,是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
莎士比亞重述了其他作家的戲劇、詩歌和小說,或是非虛構作品,借用了情節、人物和標題,甚至不加注釋的竊取整段文字。
但莎士比亞將這種打包式的剽竊經過打磨以後,不僅被人們容忍了,還贏得了觀眾的欣賞和期待。
另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幾乎所有的小說家也都曾以個人經歷,或者所遇之人的經歷進行創作,只是借鑑程度不同而已。
據說託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人物,都是自己家庭中的成員。他本人也說過,每一個人物都不是虛構的,都源自他的熟人。
無獨有偶,在我國誕生於曹雪芹之手的文字巨著《紅樓夢》中,所涉及的450多個人物,諸多也都是曹雪芹所在的大家族,興衰榮辱史的見證人。
這兩部作品都取材於自身以及他人的經歷,也都被賦予了極高的文學讚譽。
包括託爾斯泰的另外兩部享譽世界文壇的文學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也都是分別以鄰居的情人以及身為檢察官的朋友為原型創作出來的。
可見利用甚至是偷走他人的生活,也是創作者們文字剽竊的一種方式。
但不論採用何種方式剽竊,不得不說,經過大師們的精心打磨,這些剽竊都是為了服務於更大的目的,創作出有增值意義,極具思想、性藝術性的偉大作品。
正如《漫談者》的作者塞繆爾·詹森聽說:
「不是所有模仿都應被視為剽竊,汲取高尚的情感或插入借用的裝飾,有時可能會展示出豐富的見解,甚至可以達到等同原創的效果。」
所以,儘管抄吧,只是在創作的過程中,一定要學著去挖掘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看見別人沒有看見的,將它們用於故事所需。這也是一個創作者應該做的事。
現如今是快速閱讀的時期,眾多的自媒體作者都在想方設法,為自己的文章開頭或是標題打造一個開幕雷擊的效果,以求吸引讀者的眼球。
對於傳統的故事寫作來說,也是一樣的道理。人們常說,萬事開頭難,一個故事若能有一個好的開頭,也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所以作家們為了給自己的作品一個好的開頭,也都是絞盡了腦汁。
很多作家甚至是想不出令人滿意的開頭,就絕不動筆。如一戰後英國偉大的女性小說家們艾麗絲·默多克,她說:「小說是一項漫長的工作,開頭錯了,後面可就不愉快了。」
因為無論第一句話說了什麼,都需要與下文相關。所以,優秀的開場白不僅能吸引讀者繼續閱讀,創作者們也是為了藉機引出人物,基調和背景。
但正如前文所說的,萬事開頭難,開頭這個難題一直困擾著許多作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才子羅伯特·本奇利為《紐約客》撰稿時,就坐在打字機前為開篇發愁。
他來來回回的在書房與客廳之間穿梭,停留。最終他也只是敲出了三個字,「去他的」,隨即又走入了客廳與朋友聊天。
但不論如何,理察·科恩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三種,關於故事開頭創作的有利方式,即抓住、邀請和誘導。
先來看看《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開篇,這是一段非常引人入勝的開場:
「要是你真想聽故事,估計你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在哪兒出生、骯髒的童年是怎麼過的、父母做什麼、我出生前他們過得怎麼樣,還有其他那些《大衛·科波菲爾》裡面能看到的破事,不過說實話,我不想說那些。第一,說那些東西我嫌煩,再就是,要講了關於父母的私事,他倆準要氣得吐血。」
在這段開頭裡,作者通過提出幾個問題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同時,作者用了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會迫使讀者進入與敘述者的對話,也就是邀請讀者進入作者虛構的世界,了解相關的人物基調和背景。
浮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滿腦子非同尋常,甚至有血腥想法的、離經叛道、玩世不恭的少年。但不得不說這段開頭,看起來也確實很有趣,因此它也在誘導著讀者繼續。
所以開場白寫好了,接下來的故事創作也就如行雲流水一般。
《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在構思這部作品時,就曾經遲遲寫不出開頭。直到有一天,他在外面時,忽然冒出了靈感。他立即返回家中,寫出了第一段,之後就很順利地完成了經典名著,《百年孤獨》。
馬爾克斯自己也曾經說:
「第一段是一大難事,我在第一段上花了數月時間,一旦完成,剩下的就自然出來了。在第一段中,你需要解決書中大部分的問題。主題確定了,風格和語氣自然就確定了,後文都將與第一段為樣本,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而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更是說:「寫作就像談戀愛,開頭是最美妙的。」
可見,對於故事中的開場白創作,不但至關重要,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通常來說,我們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時,都會發現故事的結局發展往往與我們的預期相悖。這並不是作家們在故弄玄虛,而是他們採用了「諷刺」的寫作手法。
目的在於讓讀者,從無知到開始積累經驗的閱讀旅程中,去探索表面之下的真相。因此「諷刺」幾乎是每個作家都會採用的寫作手法,它在故事創作中無處不在。
海明威曾經為《永別了,武器》寫了47種結局,但最終他敲定的是,主人公弗雷德裡克的情人在一場大雨中因分娩去世,孩子也沒有活下來。事情一發生,弗雷德裡克就立即一頭扎進雨中。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能感受到的似乎只有死亡、悲痛、無助和絕望。
但這又與我們通常在影視劇中看到的,在一場大雨之後,要麼就是有一個新生命誕生帶來的喜悅,要麼就是主人公在淋過這場大雨後,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猶如獲得新生一般不同。
在海明威的文字中,這場大雨不但沒能衝刷戰爭給弗雷德裡克帶來的傷害,更是讓原本應該相親相愛的媽媽和嬰兒殺死了彼此。
看到這樣的結局,我們除了感到深深的惋惜之外,也不禁會問「為什麼是這樣的結局呢?」
這就是諷刺,相比於其它的寫作手法,它更能引發人們對「這樣的結局是因何而起?」的思考。
閱讀過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其實是想借這樣一個結局,來諷刺戰爭的殘酷本質,以及對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摧殘。
從以上這些,我們就可以得到兩條重要信息:首先通過作者諷刺的寫作手法,我們得以說出不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次,諷刺是假定作者和讀者之間可以互相理解,或是存在默契,作者期待我們從他們的字裡行間去思考,去讀懂他們的思想。
或者換句話說,在故事中創作中一定別忘了使用「諷刺」,它是一道聯通作者與讀者們互相理解、信任的秘密活板門。
在《像託爾斯泰一樣寫故事》一書中,從起筆寫故事,定位正確的出發點,到人物塑造、如何借用他人的作品和生活經歷、講故事的視角等,最後到該如何給故事收尾,作者為我們呈現了一套完整的故事創作技巧。
同時,作者也帶領我們了解那些一流的文學大師,在取得成就前的創作經歷,甚至可以說是掙扎,從而讓我們得知,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誕生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過大師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精心打磨。
作為讀者,通過閱讀這本書之後,以後在閱讀其他文學作品時,將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作品背後的深意。
而作為創作者,通過這本書的寫作技巧講解,結合持之以恆的練習,相信最終會成為一個更敏銳的創作者。
就像本書的作者理察·科恩所說:「我不指望大家讀罷就成為當代的託爾斯泰一一但沒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