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個時代的同一塊土地上，分布著不同時代的文明印記，並造成了一系列社會衝突。斷裂社會從一開始就危及了這個社會的公平，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今後的命運。
最近，「冬泳怪鴿」在短片《看見》中演講：「不要冷漠地走入普通人」，試圖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收穫大量好評。而就在上個月，當《後浪》的演講者讚美當代青年「你們有幸」時，四面八方卻響起青年們的噓聲。社交網絡讓只能「在大山裡起舞」、「在菜地裡高歌」的人，與「從小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興趣」的人得以相互觀望，但隔閡依舊存在。在網際網路世界之外，更大的世界依然沉默，不被看見。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不久前總理給出的數據驚醒不少人。人們重新審視腳下的這片土地，也有人天真地問：6億人在哪裡？「加油，奧利給！」這個經典口號，讓「冬泳怪鴿」成為被聚焦的對象。這個光頭漢子名叫黃春生，40多歲，遼寧朝陽人。他常常在半夜開直播，或穿著大褲衩去冬泳，誇張的表情和正能量語錄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初他喊出「奧利給」的時候，很少有人知道到他的生活有多麼不如意。網友後來知道，黃春生要照顧腦癱的弟弟、年邁的父親，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
如果沒有社交網絡，他的生活境遇、所生活的農村，很難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其實類似以農村為創作背景的短視頻還有很多，土味十足的播主通過「示醜」來獲得關注，但熱鬧之後，他們身後那個真實世界，依然沉默得巋然不動。在中國有一個隱藏的世界不被言說。當總理說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時，這個世界突然出現，讓很多人被驚醒、被震撼。有一部分人對這個國家的印象，早已被高樓大廈、高鐵動車和行動支付佔據了。6億低收入者始終存在，此時闖入更多人的視野。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的數據，在這6億人中，還有546萬人沒有任何收入，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於800元。6億人在哪裡？該課題組發現，
絕大部分都在農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規模龐大，家中既有老人也有小孩，人口負擔重，小學文憑和文盲的比例相當高，大部分是自僱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或乾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公共輿論空間很少有關於他們的喜怒哀樂，人們談起這部分人群，往往是因為發生了類似「陝西埋母」這樣的極端案例。他們也會失業，也會被變相裁員，但明星企業的暴力裁員事件顯然更受到媒體的青睞。「我們」看不到他們，他們也無法參與「我們」的討論。當「我們」在討論他們的存在時，他們可能依然對此一無所知。
在一個社會裡，如果一個人口眾多的群體或階層無法意識到另一個人口眾多的群體和階層的存在，這個社會也就斷裂了。這讓人想起社會學家劉易斯·科賽（Lewis A. Coser）提出的社會斷裂帶。他說，任何社會都有衝突和矛盾，問題在於這些衝突和矛盾是否沿著一條主要「斷裂帶」展開。沿著中國社會的「斷裂帶」， 孫立平教授曾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斷裂特徵。他發現，城鄉斷裂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斷裂帶」，農村社會長期被排斥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之外，
那些激烈碰撞或暗潮湧動的社會衝突，許多都根植於城鄉差異之中。過去發生的許多爭議話題，如「返鄉書寫」、跨城鄉戀愛、農民工作家或詩人等，就分布在這條「斷裂帶」上。其實之前的《後浪》也觸及了這個「斷裂帶」，但它不僅避免談及新青年應有的理想鋒芒，也從現實層面無視了複雜多樣的青年群體。人們發現，演講者所說的「後浪」，不過是大浪中最耀眼的浪尖而已，對於「斷裂帶」另一側的青年，比如那個從鋼鐵廠下班、帶著一臉黑泥說自己的理想是每天掙300塊錢的非標準「後浪」，就這樣被輕輕鬆鬆地忽視了。
這種群體性差異的起點，不是勤奮與懶惰、聰明與笨拙等個人差異，而是來自斷裂兩側天壤地別的資源差異。於是當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通過直播與知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後，人們有了「這塊屏幕」能不能改變命運的思考。然而更多的見識來自屏幕之外。當高考語文作文題愈發「城市化」，許多農村和小鎮學子開始懷疑自己過去是不是關注了個「假中國」。無法想像這個另一個中國，這不是他們的錯，因為這個國家太大、太複雜了，而出題者卻沒有看到或無視了一半的中國。那一半至今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在同一個時代的同一塊土地上，分布著不同時代的文明印記，並造成了一系列社會衝突。
斷裂社會從一開始就危及了這個社會的公平，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今後的命運。在環抱北京的「大農村」和「菜籃子」河北省，依然還有很多與中西部農村相似的景觀。冬季，當城市為守衛藍天白雲而要求各地關閉廠房時，許多農民工不會為更美麗的環境而開心，他們發愁下一步怎麼養家，子女的學費如何來籌措。城市有時也苦惱於這種斷裂現實，正如目前在國家默許流動攤販重返城市之時，部分大城市開始渾身不舒服，犯了潔癖。這幾年，更多的地方在消除城市落戶限制、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城鄉差異的制度障礙在慢慢消失。但是城鄉之間多年斷裂的事實已經深入社會的骨髓，癒合非一日之功。
過去，經常聽到有人說，只要發展經濟，就能解決社會問題。但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常常脫節，很多人難以從經濟發展中分得成果，
指望經濟增長實現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猶如緣木求魚。相對於「經濟萬能」的神話，我更期待制度機制上的轉變。今年的疫情已經給經濟社會帶來嚴峻挑戰，但也可以將其當作一個新的改革窗口。從今年政府不再設置GDP增長目標，強化保就業、保民生等舉措，已經可以看到這一風向。
社會力量的成長更是癒合斷裂的關鍵。在癒合斷裂社會的過程中，有一部分人責無旁貸且至關重要，那就是目睹了兩個世界且仍在連繫兩個世界的人。從那個沉默世界走出來的人，最能感受到這種斷裂和撕裂感，也最有資格表達對這個社會的基本理解。「一生只在一個地方」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有人在對另一個世界毫無經驗的情況下，仍拒絕觀察思考，甚至人云亦云，帶著獵奇之心去揣測。6億人的世界與每個真正關心這個社會的人息息相關，因為對一個社會的基本認識，是觀察社會的重要坐標。作為一個普通人，雖然無法做到全面深刻，但起碼可以對身邊的普通人保持樸實的看法，並時刻準備去理解對方，這或許可以使我們在理解和判斷周遭世界時，不會偏離事實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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