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報社：這裡沒有新聞

7月8日新浪微博發布《微博平臺實施外鏈白名單機制的公告》，宣布新浪微博將目前的短鏈服務調整為受限制的免費服務，即採用外鏈白名單機制。新浪微博將僅對白名單網站，如政府、新聞、認證企業網站提供免費服務，對白名單以外的網址均不再支持跳轉，該機制將於8月初上線。

《微博平臺實施外鏈白名單機制的公告》

在公眾拼命996，並沒有什麼精力撥開私人事務去關注那些也許和他們並無多大關係的公共事務時，新浪微博官方限制外鏈的規定好像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而這正好就是國內網際網路新聞生態的一瞥。

「他們」在努力操控公眾情緒，「他們」在私自定義網際網路的開放性概念，新聞的爭端變成大v之間的拉踩。

視野放到國外，早在2018年老牌的BBC就推出了一檔比《新聞編輯室》看起來更古板的新聞職業劇《報社》——講述報社新聞爭端的6集迷你英劇。

《報社》在第一集就表明了報紙行業在日落西山的處境下也該持有的態度：

「頭條登廣告，會失去讀者的尊敬，失去獨立性，人們買《先驅報》是為了獲得真相，在商業公司的陰影下，他們如何能信任我們？」

「『網上已經傳開了』不能當藉口，你們（報社）應該比網際網路多點出息。」

《報社》（2018）

觀眾如果依據這些嘴炮就斷定這又是和《新聞編輯室》一樣是一部說得越多，就越有氣勢的職業劇，那就錯判了編劇的意圖。

曾寫出風靡全球的堪稱劇版《消失的愛人》的《福斯特醫生》的編劇麥克·巴特利擅長的故事往往都是那種觸底反彈的逆襲。丈夫背叛、同事插刀、兒子反水，主婦福斯特的人設也許左右搖擺，但最後她一定會「手刃」小三和丈夫。

麥克·巴特利

相對於說什麼，巴特利的劇本更喜歡去展現角色會做什麼，當失敗者從一個女性個體轉變成一個已經過時20多年的沒落行業，巴特利該如何拯救呢？

巴特利選擇「不救」，「報社」沒有「新」聞。

代表左派平等、自由的《先驅報》和代表右派保守、民粹的《郵報》從第一集開始就在爭搶新聞，同樣一則女議員青年時吸毒裸照的新聞，與女議員有往來關係的《先驅報》以第四版「厭惡女性和公關利益」的「新聞」評論息事寧人，熱衷用醜聞爆料吸引讀者的《郵報》則在頭版頭條以一種近乎控訴威脅的手段講述它們認為的「真相」。

新聞的作用在於突出一個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則是揭露隱藏的事實，只有在社會狀況達到了可以辨認、可以檢測的程度時，真相和新聞才會重疊。很顯然，在巴特利的筆下，《郵報》和《先驅報》用不同報導方式證明，劇中的英國社會並沒有達到可自我辨認與自我檢測的程度。

沒落的報紙行業早已失去了將公共情感包容起來的控制權，相對於將那些錯綜複雜的問題訴諸公眾以博取點擊量的新媒體，巴特利似乎在刻意誇大報社頭版的價值，而這次誇大的反諷效果是，兩家報社捍衛的，似乎依舊是意見之外的派系之爭。

行業之下，工作著的新聞人，巴特利似乎也不準備「搭救」，片中記者似乎都沒有完全堂而皇之的新聞理想作陪，他們比《新聞編輯室》裡團隊作戰的理想新聞人更現實、也更曖昧不清。

片中最鐵肩擔道義記者就是《先驅報》的副總編輯霍利，當她得知就是自己收留的室友埃德竊取了自己關於慈善大亨性醜聞的爆料時，她先是隱忍不發對著埃德說「我八個月沒有性生活了」，當目的達到之後，她立刻拉下臉趕走她眼裡的剽竊者埃德，埃德似乎也成了另一種程度上的ME TOO受害者。

處在《先驅報》管理和工作腹地的霍利在倒戈《郵報》後，為了能讓《郵報》主編鄧肯在財力上支持自己調查中東恐怖案件，她甚至給《郵報》提出符合它們風格的點子：吃人血饅頭，即使霸凌少年因《郵報》的曝光而自殺，那也要再次利用死去的少年發動一次「輿情反轉」（媒體向相反觀點轉勢過猛，讀者會無暇顧及其之前的觀點），說服少年母親加入《郵報》賊喊抓賊的「反霸凌」運動，洗脫其媒介加害人的身份。

在《報社》的前5集，鄧肯雖然是個有家有業的中年男子，但他比《先驅報》沒家沒業的霍利和阿米娜更張狂邪魅，為了報社的新聞爆料，他甚至連首相都敢威脅，他主理的《郵報》更看重娛樂性和公眾興趣，而非公眾利益，並且他並不以此為恥：

「為什麼我能指揮首相做事，而阿米娜卻連一張報紙都發不出？因為你們手舉明鏡，忙著揭露一個莫須有世界角落的虛偽小人時，我們卻在影響著選舉的結果，我們保衛著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窮人以及沒有發言權的人們。」

而當觀眾被鄧肯前五集的反派人設撩出一點興致時，第六集他的情商和智商又發生了斷崖式墜落，他突然可以為了兒子而變得軟弱無力起來，從不道歉的他開始害怕勞斯萊斯座駕裡的報業金主和國家首相。

最後，為了兒子的撫養權，他的再次堅毅不再和之前一樣是為了本質主義的新聞理念，而是為了個人家庭情感私利。

在寫作調研英國《鏡報》《衛報》之前，巴特利當然早就了解了新聞行業日薄西山的垂暮，但他還要在這股失敗中找尋一點意義，本質上，這和《如懿傳》從頭到尾都只刻畫一個失敗宮鬥女人的意圖是相同的，失敗比逆襲更能觸及反思的力量。

在英國，公眾對新聞記者的信任度僅高於政客，早在美國2016年大選出現假新聞的5年前，英國民眾就因卡梅倫和默多克一同牽扯的新聞竊聽醜聞而史無前例地對媒體產生了信任危機。

如何證明自己值得信任，已經變成英國乃至全世界新聞行業首要的行業責任，熱愛反轉逆襲的巴特利沒有在《報社》中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多次直接或間接地拋出這個問題給觀眾。

第五集《先驅報》因受到性醜聞慈善大亨的禁止令而失去爆料權並最終開了創刊以來的首次天窗，反而是一向熱衷於名人炒作的《郵報》不顧及慈善大亨的禁止令直接刊登了他的性醜聞。

第六集，獲得金主和首相硬性威脅的鄧肯為了阻止《先驅報》爆料必然會引起英國社會大地震的英政府竊聽公眾的「偕振」事件，反而先聲奪人在《先驅報》還未發刊前將報導「偕振」事件的霍莉指責為人民公敵，將她爆料軍情五處的「偕振」行動定義為一項出賣國家機密的叛國行為，而完全抹殺掉霍莉為公民隱私所作的努力。

從讀者和媒體的關係上說，《郵報》和《先驅報》在這兩次新聞之爭中，都秉承著自己認為的媒體責任來應對公眾對其的信任，雙方對信任的定義不同，才有了他們發布新聞和真相的不同姿態。

從巴特利看來，媒體的信任危機當然需要通過媒體的自清來進行解決，但如何培養公眾的信任，可能是比是否擁有信任更深層的存在。

媒體將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都訴諸公眾，其實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藉助並無機會知情的大多數的介入來逃避對那些知情人的批評，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決不等於嚴格的教義或者某種道德文化形態規定的方式去陳列新聞，而是如何激發讀者情感。

阿米娜和路人解釋紙媒和新媒體的區別時曾說：「app新聞推送會讓你的視野變得狹窄，它會研究你的喜好，投你所好進行推送。」日薄西山的紙媒行業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比新媒體頭頂上的劍更重也更尖銳。

近日，現實政治中的美國《華盛頓郵報》會為了悼念被沙特政府殘忍肢解的專欄記者卡舒吉而專門為其去世後的專欄開上「天窗」，這是報紙用其特有的行業特徵主動出擊去行使媒體該有的責任感、去培養讀者該有的信任感。

人們總說現實總比影視精彩，《華盛頓郵報》的這次的「主動天窗」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報社》裡巴特利拋出的「被迫天窗」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