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文 |《半條棉被》：敘事維度嬗變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2020-10-19 影君子曰主旋律電影從被提出到如今能夠在中國電影市場上佔有重要地位，經過了無數電影人的努力，也從樣板式的、模式化的敘事不斷轉變，貼近時代的發展與觀眾審美的變化。
《半條棉被》從宏大的歷史潮流中擇其一，選擇從小人物的視角出發，在敘事維度的嬗變下，創造出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
一、宏大敘事的個體性超越
近些年來，主旋律電影展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這便是從宏大敘事的意識形態窠臼中掙脫出來，關注個體在時代變化中對於生命和國家命運的思考。
無論是今年國慶檔中的《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奪冠》，還是2019年國慶檔《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 無不是從個體表達到國家表達，從個體生命的發展看出國家民族的發展。
《半條棉被》雖取材紅軍長徵，卻以小見大，以三位紅軍女戰士和一戶村民之間因「半條棉被」結下不解之緣的故事，展現出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軍民魚水情。
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中對於宏大敘事觀念霸權的消解主要體現在宏大敘事的個體性超越上，而這種個體性超越打破人物塑造的標籤化、扁平化，使人物豐滿起來。
《半條棉被》中，出現的每一位角色除了是戰士之外，更是一個會痛會怕的人。女主角董秀雲在野戰醫院被襲擊後，想到的不過是找到大部隊，找到丈夫老韓。但是，因為放不下傷兵們，一路走一路見證的是那些死去的無名戰士，所以她帶上了她遇到的每一位還活著的戰士。
她不僅是一名戰士，也是一名醫生。
電影整體的色調呈現出藍灰冷色調，與這不同的是，棉被下的鏡頭是紅色的、溫暖的、安全的，影片通過視聽手段展現出這床被子對董秀雲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她和老韓的婚被，更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她唯一的溫暖依靠。但是，為了孩子，她仍然堅持剪下一半被子。這是出於戰士的心，更是出於母親的心。
正是影片塑造出這樣一個個平凡但有血有肉的戰士，當他們拼起命、走上戰場，才更顯得無比悲壯。
二、性別敘事的突破
《半條棉被》是以三個紅軍女戰士董秀雲、廖小湘、王秋蘭和村民徐解秀為主角，這種全部以女性角色為主要敘述對象的電影在國內主旋律電影中算是十分少見。
而《半條棉被》在性別敘事上的突破不僅僅體現在此，更體現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意識的覺醒上。
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半條棉被》沒有將其塑造成背景化的、道具化的、標籤化的象徵物，而是挖掘女性角色的不同方面。
董秀雲懷有身孕，想要孩子出生時看到父親，但她也在為革命事業奮戰；親眼目睹師長死亡後的廖小湘雖然悲痛欲絕，卻仍強忍著悲痛修好電臺，為保護電臺而死；戰前還在害怕的王秋蘭在最後關頭毅然決然揚起紅布，引開敵人，以一種無比英勇悲壯的姿態面對犧牲；從小是童養媳的徐解秀即使受到矇騙，仍然決心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紅軍戰士，將自家的珍貴食物、鹽巴送給女戰士們。我們能從這些女性角色上看到她們的柔弱，也能看到她們的堅韌；看到她們的信仰，也看到她們的情感。
而徐解秀在三位女戰士的示範和勸解下放開小腳無疑是女性意識的覺醒，雖然這個部分並沒有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但是在本片中點出，也是本片性別敘事的一大突破。
三、人本主義的回歸
電影《半條棉被》放棄了假大空的口號宣傳，轉而探究個體的人性，影片中的角色都是平凡的戰士，是一個個普通人，但正是這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的匯聚才顯出電影的真正內涵。
沒有人想死，他們也怕死。
董秀雲想找到丈夫，她還在期待著丈夫的來臨；廖小湘死前想著要帶著個鏡子，見到師長時好讓自己好看點；年紀不大的王秋蘭問老戰士，死了是不是就不會痛了。每一位戰士都是一個普通人，有的腰上纏著大洋，「我死了，錢都不能少」，但他牢記紅軍每一項紀律；有的牢牢保存著老婆本，想著戰爭結束了「娶老婆」，可他仍然將錢給了村民修房子；有的眼睛看不見了，但他還能摸索出槍的方向，「一個夠本，兩個賺了」。
正是這些回歸到人性本身的，細節的、真實的描寫才使得每一個人物都飽滿起來，塑造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站在我們面前。因此，當這些生動的，鮮活的生命的逝去時，才顯出無比的悲壯。是這些個體精神的不斷匯聚，才匯聚成這偉大史詩中的英雄魂。
四、結語
影片《半條棉被》雖然在敘事、視聽表達和人物表演方面都還有不足之處，但其通過宏大敘事的個體性超越、女性敘事的突破和人本主義的回歸塑造出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留在觀眾心中，這無疑是對主旋律電影創作的一個很好借鑑。同時，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使得影片更具真實性，帶領著觀眾踏上一場心靈之旅。
作者|牛哲妮
編輯|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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