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聽名著，感受別樣人生
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話是一位公主向一個武士說的，當時是出於誤會，武士也並不是真的奴隸，無論在身或者在心。最後好像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使我感到興趣的並不是這個結局。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這十年的奴隸生活也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寫小說的人愛說，有生活跟沒有生活大不相同，這倒是真話。從前我對「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這兩個詞組的理解始終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寫《家》的時候，寫老黃媽對覺慧談話，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這位少爺，我心想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寫鳴鳳跟覺慧談話，覺慧說要同她結婚，鳴鳳說不行，太太不會答應，她願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我想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十年浩劫期間我受批鬥的時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有人舉出了老黃媽和鳴鳳為例，說她們應當站起來造反，我卻把她們寫成向「階級敵人」低頭效忠的奴隸。過去我也常常翻閱、修改自己的作品，對鳴鳳和黃媽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不曾看出什麼大的問題。忽然聽到這樣的批判，覺得問題很嚴重，而且當時只是往牛角尖裡鑽，完全跟著「造反派」的邏輯繞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裡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一九七零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歲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鬥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一九七零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經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後在「造反派」的「引導」和威脅之下（或者說用鞭子引導之下），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批判我的人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暗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照例要我寫《思想匯報》，我當時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聽說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認真匯報自己的思想，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批判者真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時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經常高呼的口號和反覆宣傳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問下去，我只能回答說：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六九年後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口裡所講的並不是他們心裡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學習毛主席的《講話》我寫了《思想匯報》。我們那個班組的頭頭大加表揚，把《匯報》掛出來，加上按語說我有認罪服罪、向人民靠攏的誠意。但是過兩三天上面講了什麼話，他們又把我揪出來批鬥，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匯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麼我也講什麼，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裡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願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並不低頭屈服，並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她們決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我沒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進「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那幾個月裡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但是我一直抱著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只是一種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接著來的是十二月。這可怕的十二月！它對於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於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裡，起初**入內，後來是大搖大擺地敲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隨意取用。晚上來，白天也來。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不說蕭珊挨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從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乾二淨。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後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其實我還挖得不深。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來我腦子裡始終保留著活命哲學。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袁」，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後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了，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消息，始終關心我們。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只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麼深切的愛。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隨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裡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爭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誰也不正確。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做「知識分子」看待，批鬥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綻來了：把我們當做奴隸、在我們面前揮舞皮鞭的人其實是空無所有，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許奇怪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寫了幾十年的書嘛，總還有那麼一點「知識」。我現在完全明白四人幫為什麼那樣仇恨「知識」了。哪怕只有那麼一點「知識」，也會看出「我」的破綻來。何況是「知識分子」，何況還有文化！「你」有了對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繳械不可。其實武器也可以用來為「你」服務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須把「你」的「知識」消除乾淨。六七、六八年兩年中間我多麼願意能夠把自己那一點點「知識」挖空，挖得乾乾淨淨，就像掃除塵土那樣。但是這怎麼能辦到呢？果然從一九六九年起，我那麼一點點「知識」就作怪起來了。迷藥的效力逐漸減弱。我自己的思想開始活動。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還有「工宣隊」、「軍代表」……他們特別愛講話！他們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記在心上。我的思想在變化，儘管變化很慢，但是在變化，內心在變化。這以後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開始感覺到做一個「奴在心者」是多麼可鄙的事情。在外表上我沒有改變，我仍然低頭沉默，「認罪服罪」。可是我無法再用別人的訓話思考了。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我吃驚，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滅。我浪費了多麼寶貴的時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謹慎，因為我害怕。當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誠跪拜的時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虛偽，我的恐怖增加了，愛說假話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無論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過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這種場合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漸漸地脫離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換句話說，我不是服從「道理」，我只是屈服於權勢，在武力之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同樣是活命哲學，從前是：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們怎樣收場！我又記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蕭珊用來互相鼓舞的那句話：堅持下去就是勝利。蕭珊逝世，我卻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編造假話，用假話騙人，也用假話騙了自己，而終於看到假話給人戳穿，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這便是「四人幫」的下場。以「野蠻」徵服「文明」、用「無知」戰勝「知識」的時代也跟著他們永遠地去了。一九六九年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因為我懷疑「牛棚」就是「地獄」。這是我擺脫奴隸哲學的開端。沒有嚮導，一個人在摸索，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為了贖罪，卻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著，不怕三頭怪獸，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發女怪，不怕赤熱沙地……我經受了幾年的考驗，拾回來丟開了的「希望」，終於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長按關注名著之聲，收聽更多經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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