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62年起，盧梭為逃避逮捕，先後逃到瑞士、普魯士、英國等地。1770年，在法國當局宣布對他赦免後，盧梭才返回巴黎定居。盧梭晚年的重要作品有自傳《懺悔錄》和為自己護的《孤獨的散步者的冥想錄）。1786年，盧梭告別人世。環視此期眾多的啟蒙思想家，盧梭是惟一一位在社會底層度過青年時代，從事過各種「卑賤」的工作，甚至像乞丐一樣被送進收容所的人。在與他齊名的幾位啟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莊園、同時又擔任過法院院長的穿袍貴族，一生過著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萬貫之財，與之交往的也大多是社會上層人士；
就連狄德羅也是出生於富裕的家庭，他雖然因違抗父命而被迫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謀生，但畢竟沒有盧梭那種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或許正是這一原因（至少是一個主要原因），使盧梭顯得比其任何一位同道都要激進。盧梭的激進在其政治觀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從分析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出發，提出了天賦入權的理論，論證了自由、平等的重要。盧梭認為人類的不平等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源於私有財產的出現。因為「自從人們覺察到一個人據有兩個人食糧的好處的時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可看到奴役和貧困伴隨著農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長」①。
隨著國家的形成，不平等加深了。及至專制暴君出現後，不平等也發展到了極點。通過闡述不平等的起源，盧梭引出了結論:民眾有權以暴力推翻暴政。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否定了君權神授說，並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民主權思想。他指出，所謂人民主權就是以公共意志為最高權力，其具體體現就是由全體人民根據自身利益所制訂的社會契約。既然人民主權是全體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個人也就都享有主權，同時也須服從主權。換言之，在最高主權面前人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有人不服從，社會契約就強迫他服從，即迫使他自由。盧梭還十分重視法治。
他認為，法律是社會契約的護衛，也是公共意志的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總之，通過「社會契約」的學說，盧梭提出了全新的國家組織原則，而「人民主權論」則更是直接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理論旗幟。也正是這一原因，《社會契約論》在大革命中被視為一部民主憲章，而盧梭本人的聲望在當時也超過其他任何啟蒙思想家。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在1774年5月一命鳴呼後，繼承王位的是他的孫子、王位繼承人路易一奧古斯特。路易一奧古斯特在登基後稱路易十六。路易十六繼位時年僅19歲。這位年輕的君主動作笨拙，性格內向，遇事猶疑，溫和羞怯。與他那些風流的祖先不同，路易十六從不迷戀於女色，卻惟獨視修鎖、行獵為人生最大的樂趣。
由於他在登基後依舊熱衷於拆裝鐵鎖，且與巴黎著名鎖匠阿曼過從甚密，因此，他很快就被人們稱為「鎖匠國王」。平心而論，路易十六既不專橫獨斷，也不乏善良願望。為了收拾其祖父留下來的爛攤子，尤其是為了緩解當時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路易十六任命了一批才能出眾的大臣。其中，著名的重農學派經濟學家、（百科全書》的撰稿人之一杜爾哥被委以財政總監的重任。杜爾哥走馬上任後，即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改革。1774年，杜爾哥頒布允許糧食在王國內自由流通的法令，以擴大糧食市場和抑制地方上的糧食投機。翌年，為緩解財政困難，他又毅然將修路勞役改為徵收以產業額為依據的道路稅，並規定一切等級均須納稅。
1776年初，他不僅宣布取消行會管事與師傅，而且還廢止了酒類專賣制，實行自由買賣。杜爾哥的這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得到了資產階級人士的普遍歡迎，後者甚至為之拍手叫絕。然而，由於這些改革觸及到了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教會人士和王公顯貴們的強烈反對。在他們的慫下，原先對杜爾哥頗為信任的路易十六在1776年5月將其免職。隨著杜爾哥的倒臺，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被完全取消。接替社爾哥的是一位名叫內克的瑞土銀行家。由於身為外國人和新教徒，內克雖被授權主管財政，卻並沒有「財政總監＂的頭銜。為了解救宮廷財政支出的燃眉之急，
級解國內的財政混亂狀況，內克在上臺之初，利用其銀行家的聲望到處借款。由於他成功地等到了幾筆巨款，深感慰藉，內克本人的官位也因此而有所穩固。儘管內克深知，為真正解決問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在必行，但鑑於杜爾哥的前車之鑑，內克力圖只實行一些溫和的改革措施。不久，他取消了官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閒的職位，壓縮了王室的開支，並且還制定出了一整套節支的制度。此舉一出，宮廷貴族們立即像過去對待杜爾哥一樣，猛烈抨擊內克。1781年，內克公布了關於王國的政府預算情況致國王的財政報告書。由於該報告書透露了國王賞賜錢和恩給金的巨大數額，遂使王室和領取大量年金的顯貴再也無法容忍內克。於是，內克很快被摘除烏紗帽。財政報告書所披露的內情和內克因此被革職，大大激化了社會公眾對宮廷的不滿情緒。內克的繼任者是王后瑪麗一安託瓦內特推薦的卡隆。
卡隆上臺之初，為了取媚王后，籠絡王公顯貴，一度採取了與內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華與揮霍。其間，他為官廷人員償還賭債，增加他們的年金，力圖以闊綽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與此同時，他也寄希望於通過挖運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來刺激經濟，增加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於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卡隆也不得不步杜爾哥、內克的後塵，開始考慮改革財政制度，向富有者納稅。不久，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延長對鹽和菸草的專賣權，以土地特徵稅代替人頭稅和什一稅，每個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權等級一律繳納。此外，他還提出恢復杜爾哥有關取消各領地的關稅和允許糧食自由流通的法令。為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付諸實施，他召開了「顯貴會議」。「顯貴」們既然是特權階級的成員，他們對這一改革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