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中，重點聊了周康王在位時的一些內容。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偌大的周王朝也是如此。歷經了武王、成王、康王三代英主之後，盛極了的周王朝也開始迅速的走向了下坡路。這也要從康王的繼任者，周昭王「姬瑕」說起。這個「姬瑕」是康王嫡長子，在康王逝世後遂繼王位。《史記·周本紀》中曾對昭王有一個概括性的評價，就是：「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於是，關於周昭王的歷史評價，其最大的討論點無疑就是在這個「王道微缺」上。那這所謂的「微缺」，具體的說法也是很多，比如什麼天生異象的一些記載也是非常有趣。然而，期間絕大多數的內容與我所寫的「雙城記」——西安與洛陽關聯並不大，為避免跑題，所以就不過多贅述，只挑與其相關的來聊一聊。
對於周昭王時期，在歷史上最受爭議和貶議的，無疑是發生在「魯國」的「弒君」事件。這個「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地，但和當初的「召公」一樣，由於身份地位特殊，周公始終在周王室承擔重任，後期絕大多數的時間都身處「成周」「雒邑」，所以，便有自己的長子「伯禽」赴任，成為「魯」的第一代國君，也被稱為「禽父」。其國都就在現在的山東曲阜。「伯禽」在位期間，「魯」始終以「周禮」治國，這《周禮》恰也傳是「周公」所作，所以，「魯」奉「周禮」，不僅是繼承先人遺志，是「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更也是周王室最「嫡系」的支持者。在清康熙年間的史學家「高士奇」的名聯中就曾寫到：「魯國所傳唯士禮，東京以前無佛書。」可見「魯國」對於周王朝的忠心與尊崇。於是後世才有「周禮盡在魯矣」的說法。
然而，就在這「周禮盡在」的魯國，「伯禽」的第四代繼任者身上，發生了一件中國歷史上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弒君」事件，那就是「魯魏公弒兄奪位」。具體發生的，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有記：「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而在《竹書記年》中則記載的更加簡單：「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簡單的解釋，也就是在魯幽公在位的十四年七月，被弟弟給幹掉了，弟弟繼位，為「魯魏公」。在上篇文章中，我剛好提到了「諡號」的一些內容，那麼，節省時間，我們索性就從「諡號」上來理解下這個事件。周幽公名「姬宰」，是魯國的第四代國君，而他的弟弟，名「姬沸」，就是；魯國的第五代國君「魯魏公」。
《逸周書·諡法解》注「幽」為下諡：「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這個周幽公在位已經十四年，自然不會是「蚤孤鋪位」，那麼可見其功德品性都是非常一般甚至是比較差的。而這個「魏公」則不然，「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看來這個弟弟，是非常能幹而且頗有建樹的。按照能者居之的道理，這種更迭似乎是順理成章。
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個「弒」上，是做弟弟的為了奪權「弒殺」了兄長。在完全拋開歷史進步的觀點不講，這一點上，與《周禮》就肯定不相符。那麼，這樣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發生在以「禮」治國的魯地，就必然是非常扎眼了。無疑也引起了當時全天下的關注，而周昭王的反應，則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然而令所有人驚嘆的是，「以禮治國」的周，在這一明顯違背禮制的行為面前，並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行動，甚至連明確的帶有責罰性質的「誥書」都沒有頒布過，相當於就這樣「默認」了這種「弒君篡位」的行為。可以說，也是由此，在諸侯國之內，才隨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類似現象，漸漸的導致了所謂的「禮崩樂壞」，眾多諸侯對於周王朝的權威也開始逐漸輕視，為後世周的衰敗埋下了禍根。
那麼，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就出現了。既然是同處於現今山東曲阜附近，當初的「三監之亂」無論從規模還是實力上，應該都是遠超後來的「魯國」，但周公旦依舊堅決的舉兵東徵平叛並取得了全面勝利！那麼，面臨著魯國出現的這樣違背「周禮」，無視王權的行為，作為西周最高統治者的周昭王，為什麼沒有做出相應的強硬措施呢？
在與這個話題相關在很多文章中我看到了有說是因為「幽公無德」所以「魏公」取而代之的，這一點上當然是一個原因之一。但是，以我的觀點來看，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當時周昭王在「成周」雒邑全力準備「徵東夷之戰」，也在為之後的「南巡」或「南徵」楚地做著準備，此時的周昭王，起碼是注意力的重點並沒有放在魯國身上。關於這個「東夷」一說，我覺得還是應該聊上幾句。中國古代歷有將中原文明周邊的少數民族勢力取不太好聽的名字代替，比如：「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然而真正的「東夷」卻並不是個少數民族。「東夷」，在古語中就是「東方人」的意思。當然，這個東方是相對於商、周之地所言，所以，「東夷」實際上在商周王朝統治區域的東方，具體到現在就是以山東、安徽、江蘇為主的區域所存在的文明與勢力。其中所包含的部族和區域也非常之多，所以《論語》和《後漢書》中均有「九夷」的記載。
至於是「南徵」還是「南巡」，這個似乎相關的爭論也不少，就不過多討論。本身，徵「東夷」只是昭王南下的前瞻，但是鑑於當時的生產力對於戰爭後勤的支持，以及考慮交通上的水平，在短期內再次發起軍事行動的困難也是可想而知。再者，雖然「魯」只是一個「公國」，但由於在前幾輩君主的經營下，實力已然不容小覷。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周昭王看來，徵服南方的「楚地」，要比平定一場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族內矛盾」要重要得多。所以，儘管當時在成周集結著大量的主力軍隊，但昭王依舊並沒有對魯國的「弒君篡位」採取強硬的手段！
至於這個「楚地」的所指，也是有很多種說法，現在更多的看法應該是泛指現今江漢地區以及以南大片區域，昭王的南徵也主要是為了對虎方、荊楚和揚越等地區發動的平亂徵伐。「昭王南徵」，並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從昭王十六年起直至十九年，在四年中三次出徵並御駕親徵。在前兩次南徵均取得重大勝利成果的情況下，昭王仍然選擇親自率軍第三次南徵，在取得勝利後班師回朝的途中，不幸逝世。至於戰果如何與昭王之死，也是眾說紛紜。《竹書紀年》中記：「十九年春，有星孛於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曈，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王陟。」而《史記·周本紀》中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基本上統一的是死在漢水，具體的死因，那就不得而知也不多言了。
說了半天周昭王的事跡，可他這一系列的行為，都與文中一直在提起的兩個城市有什麼樣的關聯呢？事實上，關聯還是非常緊密的，那就是，正是因為周昭王在位的十九年中的一些政治綱領與具體行為，在康王時期達到繁榮頂峰的周王朝儘管在昭王時期還算是有所發展，但我們倒過頭來看這段時期，無疑是周王朝從鼎盛開始逐漸走向衰落的開端。而這些衰敗，都是由於周王室對於兩座城市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具體就體現在如下幾點：
首先，在昭王繼任之始，就發生了一件在之前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中，也被稱作「師旂鼎」的的國寶級青銅器「伯懋（mao）父鼎」上，記錄著這樣一件事。「唯三月丁卯，師旗眾不從王徵於方。吏氒友引告於白懋父。在，白懋父廼罰得、、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義뛲，氒不從氒右徵。今母，又納於師旗。引告中史書，旗對氒於彝。」至於銘文的準確與否，不敢確認，因為我查了很多相應的資料和圖片，很多字上的註解有好多版本，就不特別註明了。而裡面的內容基本是統一的，那就是：昭王元年，東夷叛亂，昭王派「康伯」，以郭沫若的見解，也是就前文中所提到的衛國初代國君「康叔」的兒子帶兵平叛。而在出徵前，卻出現了部隊中有不願意出戰的情況發生具體怎麼解決的，先不做討論，關鍵就在於這個「師旗眾不從王徵於方。」
這個「不從」，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有記載中第一次出現有部隊不願意跟隨統帥出徵的記載，可以說，也是周王室對於王國統御能力下降的第一次具體體現。有關這個「不從」的部隊，我查閱了，並沒有什麼文獻上註明是哪裡的部隊，而根據兩點上，可以基本判定是駐紮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師」。因為第一，根據所徵討的對象是東夷，而「成八師」以及「殷八師」的設定，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防範和監控東夷來預備的。其二，如果郭沫若所說可信，那麼昭王委派的就是封在朝歌附近的衛國國君「康伯」率兵，從統帥的區域而言，「成八師」也更為合理。成八師建立以來，一直是周王朝設置在國土中心位置的「衛戍」部隊，並且是戰力極高的王牌軍，始終直接聽命於周王室，具體來說就是周王的統領。其軍事將領，也均為周王室以及非常信任的近臣。
然而就是這樣的「御林軍」，竟然會在國家「用人之際」突然出現不聽軍令的情況，從這一點，在我看來也許就是周王室對於王朝內部的控制力削弱的具體表現。在之前，通過兩任先王的託孤重臣清理營建和經營，「成周」雒邑已經發展的非常完善，尤其是「畢公」在周康王的授意下擴大雒邑的「勢力範圍」後，雒邑對於周王朝中心領域及東方疆域的震懾力達到頂峰。但是，在眾多老一輩王室股肱都逐漸老去之後，在康王后期直至昭王即位，在王國的另一個中心「成周」雒邑，並沒有一個威望和能力與「成周」地位相匹配的領導者坐鎮。於是導致了在昭王初政的時候，出現了這種「不從王命」的情況出現。
隨後同年，還發生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巢候」的叛亂。有關這個叛亂的具體背景不多言了，那麼按史籍記載，這起發生在今天安徽境內的諸侯叛亂，竟然沒有調動距離更近的「成八師」，而是捨近求遠的調動遠在陝西，保衛「宗周」的「宗六師」去鎮壓，也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了，沒有重臣壓陣的「雒邑」，僅憑一紙調令，周昭王已經是很難對「成八師」行使到到絕對的領導權了。
在昭王十四年，發生了魯國的「弒兄奪權」事件，此時，長期駐在「殷地」用來震懾東部區域的「殷八師」已經被解散分發到各諸侯麾下，而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師」又在為東徵和南下做準備，所以，昭王也不敢輕易冒險臨時改變計劃了。所以，這次魯國的事件就沒有受到周昭王的制裁。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這次昭王也在眾多諸侯心目中的威信有著不小的下降，特別是一些姬姓諸侯和在「宗周」的王室貴族。再加上在昭王繼任之初在「宗周」出現的所謂「天生異象」，也是加劇了周王室老貴族對於周昭王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以我極膚淺的一個看法，也是周昭王為何頻頻發動對外軍事行動並且多次御駕親徵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那就是為自己增加政治資本好能夠強化王權的威望！
再說南徵楚地。史籍上記載，周昭王曾三次親徵南下。具體這三次南徵的過程不多言，但是從今本《竹書紀年》中曾記：「天大曈，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以及一些其他細小的旁證，周昭王南徵的主力，第一次應該是在今河南中、東、南部的一些姬姓諸侯，而後兩次，尤其是發生在昭王十九年的最後一次，主力軍是拱衛「宗周」豐鎬的「宗六師」，而這支以保衛周王朝根基宗周的王牌部隊，在南徵的過程中遭遇了重大「變故」而在漢水幾乎全軍覆沒，而周昭王也在此役中「意外」身亡！君主在外作戰時突然身死，又加上國中最為強悍的軍隊全軍覆沒，這對於此時的周王朝來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在這短短的昭王一朝十九年，周王朝開始走進由盛轉衰的拐點。而對於「成周」雒邑的失控，和在「宗周」逐漸喪失老貴族的信任以及損失了手中最為依仗的王牌「宗六師」，周王室對於這個偌大國家的管控力，也開始急劇下降了。
可見的是，「宗周」豐鎬和「成周」雒邑的繁榮和穩定，就是周王朝統治穩固的根本，一旦任何一方出現問題，另外一方也必然受到直接影響。如果雙方同時出現問題，那麻煩就大了！昭王，才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