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文學博士）
《悲傷與理智》
無論是否了解俄羅斯的文學傳統和布羅茨基本人，與這本書的相遇都堪稱一次與閱讀本身的重新相遇。這是一本稱得上「字字珠璣」的書。與這本書的相遇，可以讓人忽略掉這本散文集題材上的駁雜，以及所談論問題的與己無關性，而只享受一個作家操控語言的能力，享受這種能力背後作家的詩意和才情。
布羅茨基是以詩的思維寫散文的，或者可以說，他所有的散文都是為了關注詩和詩人。於是，他能夠兼顧詩的審美和散文的親和日常，他說「美學為倫理學之母」。布羅茨基1972年從蘇聯逃亡，1987年以美國國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領獎臺上，他用自己的母語寫下了一篇叫《表情獨特的臉龐》的演講稿，他說：「我覺得，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
《車諾比的悲鳴》
一場曠世災難，隨著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201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而重回讀者的視野。這種重回，顯然不只是讓全世界的讀者重溫那些「奇異而殘忍」的故事，而是重新強調一個寫作者、一個新聞人為記錄大時代和體貼小生命而應當獲得的價值和尊嚴。
這種口述實錄的方式，用不可辯駁的證人和證詞揭開災難背後的體制謊言。書中寫，一位大學教師回憶：「事故發生後的最初幾天，圖書館裡所有關於輻射、關於廣島和長崎的書，甚至就連有關X射線的書都消失了。有人說這是從上面傳達下來的命令，如此一來，人們就不會恐慌了。」而很多參與救援的人，只有英雄主義的精神感召而毫無科學防護，「他們把自己當作祭品獻給了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的讀者而言，書中傳達的很多意味至今仍有餘響。
《曲終人在》
從「生活之樹常青」的角度說，中國現在應該是產生大作品的時代，然而，很多作家卻無力概括當下的現實。作為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一個現役軍人作家，周大新寫官場題材本身就是大作家的現實責任感和勇氣的證明。
他以「擬紀實」的方式開場：清河省省長病逝，家人找他寫傳記，於是他開始採訪省長的妻子、朋友、秘書、司機、同學、同鄉、同僚乃至政敵，整部小說，就是這些採訪記錄的彙編。同一個人，在不同的被採訪者眼中，竟是如此不同。而官場文化，或者說官場生態，則早已滲透進社會的每個角落。讀到最後，讀者如你我，竟會產生自己也是官場一份子的代入感。相對於揭黑、揭短、獵奇炫耀、隔岸觀火的官場文學傳統，周大新對敏感題材的控制力和概括力足以讓這部小說進入讀者的視野。
《抗日戰爭》（一、二、三）
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上，有一個龐大的王樹增文學圖譜，組成部分是以他的《1901》《1911》為代表的歷史系列和以《韓戰》《長徵》和《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為代表的戰爭系列。跟歷史有關的寫作，最能體現「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於時序」的規律，王樹增可以說是生正逢時。
《抗日戰爭》用180萬字的規模，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按照歷史的比重確定文學的比重，講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全景」。宏大的歷史視野，縱橫捭闔和微妙細膩兼具的文學才情，加之讀者對這場戰爭或多或少的熟悉，都使得大部頭的閱讀變得不那麼吃力。當然，這類寫作最大的難度，還是史料禁得住推敲和考驗。
《無聲告白》
這本書的作者伍綺詩是華裔，寫的也是一個華裔丈夫娶了美國妻子的家庭故事。小說從這個家庭的二女兒死去的早晨開始寫，一步步揭開一個平靜和諧的家庭背後隱藏著的深深的隔膜——文化的、個性的、溝通上的……
小說有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的冰冷和絕望，又有中產階級式的優雅和體面的自欺欺人。通過這一家五口人（夫妻和三個孩子）的「杯水風波」，小說試圖呈現「家庭」這個人類用以克服孤獨感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下，無時無刻不在經歷著「圍城」般的撕扯。關鍵只在於愛和自我，哪一個會佔上風。
小說語言很考究，情節也邏輯充分，既有家庭小說的韻致，也有偵探小說的邏輯，還有微妙的伏筆和生活味十足的隱喻，以及對人物內心隱秘的體貼等等，這些都使得閱讀變得和生活本身一樣充滿審美的歧義。當然，它可能更適合女性讀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