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傳》/[英]彼得·阿克羅伊德 著，包雨苗 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文/喬納森
20世紀30年代以降，文學家的傳記，儘管還沒有失去普通讀者的青睞，但在批評家那兒，卻身價一落千丈。韋勒克、沃倫在他們的《文學理論》(1948)中宣布：「任何傳記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變和影響文學批評中對作品的評價。」這話當然是對的。可是，幸好並非所有人都擔負著對文學作品做出評價的任務，而我們也並不指望改變什麼。說到底，我們常常只是想了解一個人，而他碰巧是一位作家。
或許可以這麼說，作為一個人，狄更斯不是「非常之人」，而是平凡人。而在我讀過的五六本狄更斯傳記中，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的《狄更斯傳》尤其能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狄更斯作為一個人而非一位文學巨匠的存在；然而，正因為他這個人的平凡，他更加偉大了。
一 童年
心理學家們一定會喜歡狄更斯，因為狄更斯的動機、希望、慾念，簡直稱得上心理學課本的經典案例。
狄更斯的童年在困窮中度過，這為他的一生投下陰影。小時候，有一次狄更斯與父親路過查塔姆的蓋茨山莊，據第一部狄更斯傳記的作者約翰•福斯特說，「他豔羨地仰頭望著那幢房子，父親告訴他，只要他努力，長大成人後他也有望住在這裡或類似的宅邸裡」。阿克羅伊德在《狄更斯傳》中寫道：「多年後，他買下了這幢房子。任何不相信童年對查爾斯•狄更斯之後的種種嗜好和痴迷有影響的人都無法自圓其說，因為毫無疑問，只有一個極其在乎父親稱讚的人才會花之後三十年的人生去爭取獲得它。或許蓋茨山莊只是他父親隨手挑的一幢房子，但它一直在狄更斯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曾被貧窮追著屁股咬的人，總不忘在其事業成功後佔有某種東西，作為他擺脫貧窮、擁有財富的一個象徵物。順便說一句，蓋茨山莊不過是狄更斯名下的不動產之一，其象徵意義大於真實用途。
12歲、處於人格形成期的狄更斯在生產黑鞋油的作坊裡打工。這段生活對他來說可能是一種屈辱，正因為是屈辱，烙印也格外深。阿克羅伊德寫道：「黑鞋油在《匹克威克外傳》中出現後，又在之後的每一部小說裡出現，直到最後一部小說《艾德溫•德魯德疑案》。黑鞋油瓶、黑鞋油刷、擦鞋工箱子上的廣告、甚至連黑鞋油作坊都在狄更斯的小說中露過面，像他小說和私人生活之間的某種秘密交流；給人的感覺是他反覆提起這段人生插曲，是在藉此表明自己的一個力量源泉。」
青年狄更斯成了採訪議會新聞的記者，但20歲時，他還考慮過當戲劇演員。切斯特頓(G .K . C hesterton)在一篇談狄更斯的文章裡說過：「他的身體裡住著一個演員；事實上，他就是一個讓人佩服的業餘演員，是那種真誠、可靠的老派演員，會為自己多才多藝、能一人分飾多角而驕傲。」在現實生活中，狄更斯極擅長模仿別人的口吻和動作，自然，他筆下人物活靈活現，也多虧了他身體裡住著的那個演員。不過，狄更斯終究沒有選擇舞臺生涯，而是選擇了寫作。阿克羅伊德說得很妙：「在偉大的藝術家身體裡都有一種秘密的勢頭總是拉著他們向前進，這樣他們就能在不知不覺間克服種種困難，避免走上岔路。」
二 寫作
《狄更斯傳》中最激動人心的段落，也許要數1841年6月狄更斯初抵愛丁堡，參加公開晚宴的時刻。狄更斯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有人記述說：「他進門時響起的雷鳴般的歡呼聲像是要把他淹沒了似的。」狄更斯在臺子上的高桌用餐，比其他桌都高出一截，那麼多年長的、花白頭髮的人環繞在這個棕發小夥子的周圍。阿克羅伊德寫道：「這就是那個創作出了《匹克威克外傳》、《奧利弗•退斯特》和《老古玩店》的人，而他還不到而立之年。」
這在今天的確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個不滿30歲的青年，已寫出多部名垂史冊的巨著。一個多少有些接近的例子是張愛玲：1950年，張愛玲出席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作為《傳奇》、《流言》、《十八春》的作者，張愛玲前期創作已告一段落，而她還不滿30歲。
十九世紀的詩人、批評家們是不忌諱使用「天才」一詞的。如今，我們不用這個詞，除了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恐怕也因為我們不好意思對哪位到了四五十歲才確立文壇聲名的作家說，你是個天才。如果說創作的秘密是一個配方的話，那麼其中最關鍵的一味藥，只能是天才而不會是別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裡，天才似乎少見了，除了我們壽命變長了這個因素，也因為這個世界從根本上說是敵視天才的。單打獨鬥的時代過去了，誰要是沒點兒團隊精神簡直無法在這世上混下去；縱有天才，也註定在長時間的東推西撞中磨滅委頓了。
當然，保持在天才的高度飛行，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47年，狄更斯出版《董貝父子》。阿克羅伊德寫道：「這一年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他作為小說家的實際才能首次遭到質疑。我們不能忘了，1847年誕生了《簡愛》、《呼嘯山莊》，當然還有《名利場》，這三部小說都被認為是偉大的作品，或者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作品……他聲名鵲起的輝煌已經褪去，他再也不是年輕時那個獨一無二、近乎神秘難解的非凡人物了。他現在就是眾多小說家中的一位。」
阿克羅伊德的斷語相當殘酷。從神壇上驟然跌落或者徐徐降下，分別是不大的，因為最終的結果一樣：你已泯然眾人。1857年，《小杜麗》問世，「大多數評論家認為這本書非常失敗，是一本差勁的小說，標誌著狄更斯文學才華的衰退；這種反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益鬥爭的成分，一定程度上是『知識分子圈』對一個通俗作家的反應，一定程度上也是摧毀一個偶像的需要。」
到了1865年，《我們共同的朋友》出版。一位將來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狄更斯、甚至高過狄更斯的文壇後輩捅出了最兇狠的一刀。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評論中說，《我們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先生作品中最差的一部；而且它差就差在持續的枯竭，而非一時的窘迫」。亨利•詹姆斯說，《荒涼山莊》是逼出來的，《小杜麗》是擠出來的，《我們共同的朋友》則很像是用鐵鍬和鶴嘴鋤掘出來的。儘管晚近的文學評論家總是前僕後繼地在狄更斯的中晚期作品裡發掘閃光點，但亨利•詹姆斯的評語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正確的。我們得承認，狄更斯的水源漸漸枯竭了。
然而，人生最有意思也最有意義的地方，不就在於，你明明意識到枯竭，還是執意打更深的井？狄更斯的人生苦鬥是老聖地牙哥式的。他在遲暮之年，還堅持寫《艾德溫•德魯德疑案》，得用「壯烈」來形容。至於硬撐著衰弱的身體出席作品朗讀會，就得說是心理學上的「死亡衝動」了。可比死亡更強的，是你在死神君臨前，抽空做了點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