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之前，日本雖然鮮有蘇軾書畫真跡，但有一件碑刻拓本不可小覷。這就是蘇軾《宸奎閣碑》，堪稱宋拓傳世孤本。
《宸奎閣碑》，全稱《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是蘇軾為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所書的碑文。宸奎閣乃是大覺禪師懷璉為收藏御賜頌詩而命名的寺內樓閣。宸奎閣碑立於宋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蘇軾撰文並書。碑額碑文均為正書，廿二行，每行字數不一（滿行卅五字），計六百餘字。大覺禪師懷璉本是廬山圓通寺禪僧，仁宗皇帝因篤信佛法，特召其入京，賜居十方淨因禪院，且與其問答佛法大意。仁宗對懷璉及其問答甚為滿意，為其手書十七首頌詩，並賜號「大覺禪師」。後禪師雖多次乞歸，但均被仁宗挽留，直到英宗之世的治平三年（1066），才被恩準離京，隱退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為感念皇恩，懷璉特於寺內興建樓閣，以供奉頌詩宸翰，並取名為「宸奎閣」。阿育王山寺歷史悠久，相傳東晉時期於四明一山中發現舍利塔，遂被信奉為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寶塔之一，此地亦被俗稱之為阿育王山。後於山中增建寺塔、僧舍等，梁武帝時，赦建堂殿房廊，並賜額「阿育王寺」。至唐宋時期，又先後加以修復或重建，並被賜名「廣利寺」。南宋以來，該山寺與杭州臨安府之徑山興聖萬壽寺、北山景德靈隱寺、南山淨慈報恩光孝寺和明州慶元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一起，並列為天下禪宗五山。大覺禪師懷璉可謂是阿育王山廣利寺中興之祖。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宸奎閣碑》初拓
蘇軾因與大覺禪師為故交，受其門徒之請，於公務之暇精心撰文並揮毫。因碑石早已被毀，具體尺寸已無可稽考，只能從現存日本的這件宋拓本知其大概。
碑額左右分別刻有龍圖，中間大字楷書「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銘」。碑文記述了大覺禪師應仁宗皇帝之召，於京城弘揚佛法，並接受仁宗十七首頌詩於宸奎閣供奉的緣由與經過，並披露了蘇軾作為大覺禪師舊交，應其弟子之請撰寫碑文等內容。行文結構嚴謹，言簡意賅，從中可以看出蘇軾超凡的文學才能。對此碑文（見文末所附），《東坡全集》等文獻多有收錄，但文字均稍有異同，本文所附則是據日本所藏宋拓本而錄。
蘇軾元祐四年（1089）以龍圖閣學士身份知杭州，翌年五月疏浚西湖，築蘇堤，後不足一年，即元祐六年（1091）三月，奉召回京充翰林學士，同年五月抵京師。不久，又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從碑文落款「元祐六年正月癸亥」可知，其撰寫時間正是其即將離任回京的時期（1091年初），時年五十六歲。同年還有《豐樂亭記》、《醉翁亭記》（歐陽修撰、蘇軾書）、《半月泉詩並題名》、《禱雨詩話》等問世，是其詩書豐碩之年，也是其大字楷書大放光彩的時期。
從《宸奎閣碑》拓本來看，整體給人以謹嚴正直之感，又充滿了凜凜之氣，字體沉穩端正，豐滿渾厚，不失為晚年楷書傑作。觀看此碑，又不禁令人聯想到顏真卿《東方朔畫贊》，可謂蘇軾承繼顏體書風實證之一，同時也可藉此窺知蘇軾晚年書體書風之細微變化。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宸奎閣碑》初拓（局部）
《宸奎閣碑》立後數年，由於複雜的黨爭、黨禁，蘇軾蒙受迫害，甚至連此碑石也遭損壞，幸而有原石拓本流入日本，被保存了下來。
阿育王寺現存石碑是明萬曆十三年（1585），郡王蔡貴易據範氏天一閣藏本雙鉤重刻，當時及其後相當長時間都以為該藏本為原拓，後錢大昕登臨天一閣得以寓目其底本，才發現是「元統二年（1334）重刻」的元代刻本（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因文獻著錄闕如，可知原石初拓於本土早已佚亡，而早年傳往日本的則是已知唯一的宋拓孤本。
該原石拓本據傳是入宋求法的「聖一國師」圓爾（1202-1280）攜歸日本的。圓爾為鎌倉時代臨濟宗高僧，日本嘉禎元年（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宋，於江浙一帶遍訪山寺名僧，後拜徑山萬壽寺住持無準師範為師，修習佛法，並深得無準師賞識，伴隨其左右，刻苦修煉達五年之久。仁治二年（南宋淳祐元年、1241），圓爾攜大量書畫物品，以及典籍千餘卷歸國，先於登陸之地的九州創建承天寺、崇福寺等，傳授禪宗。後受邀上京（京都），創建東福寺，大力弘揚佛法，還曾於宮中講禪，深得朝野信賴，晚年回到家鄉駿河（今靜岡縣）。據傳日本著名的靜岡茶，最初就是由其從中國帶回的茶種種植的，故至今圓爾仍被視為「靜岡茶之始祖」。鑑於圓爾為傳播和弘揚禪宗佛法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其圓寂後被花園天皇追諡為聖一國師。
聖一國師像
關於圓爾生平及其入宋事跡，圓爾的再傳弟子、鎌倉後期著名學問僧虎關師煉（1278-1346）所著日本佛教通史《元亨釋書》（大約成書於1322年，活字版收錄於《大日本佛教全書》和《國史大系》）最為詳細、可信。
京都東福寺因其開山祖師圓爾曾入宋求法，且與無準師範為師徒關係，故至今收藏著包括被指定為國寶的《無準師範像》（有嘉熙二年自贊）在內的諸多中國文物。寺院大殿仍供奉著無準師範的牌位，每年定期行祭祀之禮。
至於《宸奎閣碑》拓本，雖無史料明確記載其傳入日本的經過，但看作是圓爾從中國攜歸的眾多書畫典籍之一，似無可疑。該拓本曾長期收藏於東福寺，江戶時代末期流出，為書畫家淺野長祚（1816-1880）所得。
淺野長祚，號遲香、蔣潭，晚年又號梅堂，故世間多以淺野梅堂稱之，堂號「漱芳閣」，曾為江戶幕府幕臣，又善書畫，精鑑賞，富藏書畫與古籍，所藏珍本多鈐藏書印「淺野源氏五萬捲圖書之印」。著有《漱芳閣書畫記》和《漱芳閣書畫銘心錄》等書畫錄或畫論。其得到東福寺流出的《宸奎閣碑》拓本後，愛不釋手，還依據法帖形式，將其製作成碑帖，以《宋本宸奎閣碑拓本》刊出（1865）。目前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機構還藏有淺野氏刊本。
在淺野氏收藏這一宋拓孤本期間，還有一位蘇軾愛好者向山榮（1826-1897）對此也十分羨慕，極欲到手。向山榮，號黃村，幕府高級官僚，主要負責對歐美國際事務。明治維新後，專注於漢詩文創作，參與詩社晚翠吟社活動，為明治詩壇活躍人物。向山又富收藏，善書法，尤其喜愛蘇軾，自命堂號為「景蘇軒」，有《景蘇軒詩鈔》(上下卷)傳世。儘管其對《宸奎閣碑》垂涎欲滴，但又因價昂一時難以入手。後來將自己珍藏的古寫本《論語》、宋版《梵網經》等貴重書籍售於古書店琳琅閣，然後購得《宸奎閣碑》拓本，生前又捐贈給當時的宮內省圖書寮。據琳琅閣第二代店主齋藤兼藏回憶，現藏宮內廳書陵部的《宸奎閣碑》是經琳琅閣第一代店主斡旋，由向山榮捐獻的（見齋藤兼藏《初代琳琅閣主人及其周邊》，反町茂雄編《紙魚的往事明治大正篇》所收）。由此可證，世間所謂該拓本是當時的宮內省圖書寮從淺野長祚或向山榮之手高價收購的傳聞是值得懷疑的。現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宸奎閣碑銘》，是依據淺野氏刊本而私制的雙鉤摹本，其封裡有市島春城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書的簡短題識，即誤記為該碑銘「梅堂歿後由宮內省投千金購得」。
以上可知，《宸奎閣碑》初拓本保存至今，遞藏有序。最先是由入宋的圓爾禪師攜歸日本，然後是其創建的京都東福寺長期收藏，後轉歸淺野長祚，再後入向山榮之手，最後由向山榮捐獻給宮內省圖書寮，即現今所稱宮內廳書陵部。
由於現藏者宮內廳書陵部及其前身宮內省圖書寮為皇家圖書館，故該拓本鮮少拿出展覽，致使一般讀者難得一見。不過，該拓本入藏皇家機構百餘年來，曾許可出版過兩次碑帖，一次是1911年4月由書道振興會刊印的《蘇東坡宸奎閣碑》，只是印數有限，現已很難看到。另一次是1972年1月由二玄社複製的《宋蘇東坡宸奎閣碑》，列入該社「書跡名品叢刊」，現已多次再版，是較為通行的版本。
近代以前，日本似乎也不清楚中國大陸是否還藏有《宸奎閣碑》初拓，進入明治時代以後，隨日本學者來大陸考察，才逐漸了解到阿育王寺現存石碑為明代重刻，另外從中國文獻中見不到初拓本的相關著錄判斷，《宸奎閣碑》初拓於中國本土業已不存在。
近代日本學者中，較早前往阿育王寺考察的是建築史學者伊東忠太（1867-1954）。其於1907年9月至12月，巡遊江南各地，在寧波府考察了天寧寺、延慶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等，並在其《江南行遊略記》中，記述了阿育王寺的概況，最後明確記載「寺內有蘇東坡撰書的《宸奎閣碑銘》」（見《伊東忠太建築文獻5·見學紀行》，龍吟社1936年）。
十年後，又有建築與考古學者關野貞(1867-1935)來華考察，其於1918年9月20日至阿育王寺，並在寺僧陪同下參觀，於大雄殿目睹眾僧讀經。遺憾的是，當時舍利殿、天王殿等正處於維修過程中，致使其未能盡情飽覽。
其後則是佛教學者常盤大定(1870-1945)於1920年代前來造訪，並對寺內建築與遺物等做了詳細考察和拍攝記錄，還拓下《宸奎閣碑》，後將該拓片收錄於其與關野貞合著的《中國文化史跡》第四卷（法藏館1939年）。當時《宸奎閣碑》與《妙喜泉銘》《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一起，保存於舍利殿前的塀壁中。
常盤大定拓制阿育王寺明代重刻《宸奎閣碑》
常盤大定在解說中記述：「《宸奎閣碑》有跋文，這是後來蔡貴易於萬曆乙酉（萬曆十三年，1585）添寫的。根據跋文交代，宸奎閣不知毀於何年。寺西折數十步，有妙喜泉，相傳泉中有沉碑。因此，蔡貴易至四明之時，命僧索之水中，乃得唐範之書《常住田碑》一方，其背面有宋代張無垢撰寫的《妙喜泉銘》。由此，數百年舊跡，一時得以軒露。其後，對於範東明司馬與蘇長公的閣記，跋文中還記載：司馬家所藏有長公之舊刻，蔡氏為之欣然，遂雙鉤入石，補阿育王寺之闕典。根據跋文內容，我們得以知曉，嵌在舍利殿前塀壁中保存下來的《宸奎閣碑》是明代重建的。」（《中國文化史跡》第四卷解說）事實證明，常盤大定根據蔡貴易重刻碑題識（跋文）所作的解說是十分中肯的。
從常盤大定拓制、並收錄於《中國文化史跡》裡的明代重刻碑拓本來看，阿育王寺現存《宸奎閣碑》似從剪裝本複製而成，不僅與原石行款有異（明代重刻碑僅17行），而且字體亦有失原石端正豐滿之勢。因此，從研究角度來講，原石拓本更為珍貴。
在地震火災頻發的日本，一件紙本墨拓歷經七、八百年，能夠完好地保存下來，實屬不易。而且，作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實證，這件初拓本更值得珍惜。同時，也希望我國有關方面能藉助日本所藏，重刻一方《宸奎閣碑》，立於阿育王寺，以復其舊觀。
附《宸奎閣碑》銘文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固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
臣謹案，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幹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缽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缽非法。使者歸奏，上嘉嘆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諮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元祐六年正月癸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兩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蘇軾撰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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