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毫無疑問是一個能臣，自王安石變法過去了500年之後，中國再一次發生的最有影響力的改革便是張居正改革。
倘若說王安石是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的話，那麼張居正便是16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
這也誠如梁啓超所言，張居正乃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明朝被嘉靖折騰了幾十年，落到萬曆手裡的時候，說是一個爛攤子也不為過吧？
可是，為什麼萬曆自國本之爭以後卻能夠數十年不上朝？又為什麼能夠打贏所謂的「萬曆三大徵」？
原因其實就在於「積累」二字，萬曆一朝的積累就始於張居正，或者說就是張居正為萬曆留下來的積累。
1572年明穆宗病逝了之後，朱翊鈞即位為帝，也就是萬曆皇帝。
而後張居正趁機和馮保聯手對付首輔高拱，李太后「專政擅權」為由踢走了高拱，張居正因此升為首輔。
1573年即萬曆元年，張居正趁萬曆皇帝年幼之機，又得李太后和馮保支持，於是憑藉內閣首輔之權發起了改革，史稱「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深知明朝當時之病弊已經漸入膏肓，所以給明朝下了一劑「猛藥」。
這劑猛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或者說遏制住了明朝的頹勢，但是後來卻也反噬了張居正。
他知道土地兼併極為嚴重，致使無數百姓不僅無可耕之地，甚至已無可立錐之地，於是下令清丈土地。
此舉雖然未能徹底解決明末土地兼併的問題，但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兼併所引起的社會矛盾。
他所推行的一條鞭法，也的確增加了明朝的財政收入，使得明朝已然見底的國庫重新充盈了起來。
而針對當時官員尸位素餐又或欺壓百姓的問題，張居正也制定了「考成法」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
所謂「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對於官員為官行事也的確起到了不小的規範作用。
從1573年到1582年，張居正用了10年的時間在推行改革，努力在為行將就木的明朝延續生命。
張居正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民政等各方面所推行的改革，不可謂不猛，使得明朝有了中興跡象。
所謂的萬曆中興，實際上幾乎皆賴張居正一人之功，至少和當時年有且還未掌控實權的萬曆沒多大關係。
從1582年張居正病逝，一直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盡而亡，明朝還能夠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撐62年，張居正功不可沒。
倘若沒有張居正改革之功，萬曆折騰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又有從1592年至1600年之「三大徵」，明朝早就被拖垮了。
而且萬曆年間的戰事可遠遠不止「三大徵」，西南方向還有緬甸覬覦，東北方向也有後金不停挑釁。
試想一下，沒有張居正改革之積累，萬曆拿什麼來應付這些麻煩？區區一個國本之爭就把他頭疼得躲起來不上朝了。
萬曆這個人的能力雖然也算可以，但是和嘉靖那種生而知權謀的帝王終究還是差了一點，所以才採取了消極的逃避方式。
嘉靖皇帝14歲便因為「大禮議」之爭和滿朝士大夫鬥得熱火朝天，17歲便已經挫敗了士大夫。
可是，萬曆面對咄咄逼人的士大夫，卻只能選擇逃避。
這樣一個萬曆皇帝，倘若沒有張居正用10年時間為他做了積累，明朝恐怕很難堅持到1644年。
只可惜，張居正對於明朝雖有大功，可是最後的結局卻頗為悽涼，不僅被抄了家，還險些被鞭屍。
這樣的結局其實從張居正掌權之時的一些作為就能夠看得出來了，也可以說是註定了的結局。
萬曆即位之時年未滿10歲，正是主少國疑之時，張居正不僅是宰執天下的首輔，也是一代帝師。
對於萬曆皇帝，張居正出奇的嚴格。
萬曆雖然是皇帝，可如果他犯了錯的話，張居正也不會顧及他皇帝的威嚴，而是出口教訓。
張居正對萬曆皇帝嚴格要求，可卻是「嚴於律帝，寬以待己」，生活講究享受，出行也講究排場。
而且萬曆即位於1572年，到1582年的時候已經將滿20歲了，可張居正卻還沒有讓他掌權的意思。
不僅如此，張居正還曾經說過一句狂妄之言：「吾非相，乃攝也！」
這樣的話落到了萬曆的耳朵裡，萬曆會怎麼想？萬曆一定會痛罵，好一個張居正，欺朕年幼乎！
如果說萬曆沒到親政的年紀，張居正不讓他掌權也就算了。
可萬曆明明已經到了親政的年紀，張居正確還一直把持著朝政，那麼萬曆就不可能不對他心懷怨恨。
到底是你是皇帝，還是我是皇帝？
張居正壓制了萬曆10年，這10年時間，萬曆所積累的怨氣有多深也可想而知。
這也才導致了張居正身後之悲涼，或許也正如海瑞所說，張居正乃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又或者是，張居正不屑於謀身。
古來歷代改革變法之人，少有能夠全身而退者，尤其是他這樣沒有選擇激流勇退之人更是如此。
張居正難道真不知道自己失權之後，會是怎樣一種光景？非不善謀身，不屑謀也。
再或者是，張居正並不認為萬曆會在他死後這麼不顧情面。
張居正有功於明，雖有僭越之舉，雖有私德之虧，但是他的功勞理應能夠抵消他的僭越和私德有虧。
張居正是一個能臣，可終究不是一個完人，除了為國效力而施展平生所學之外，他也有自己的私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