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不上部隊回不了家鄉,過草地掉隊的紅軍,後來咋樣了?

2021-01-11 新青年讀書筆談

長徵時期,紅軍將士在若爾蓋草地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歷程,過草地時,不少紅軍因病因傷在若爾蓋掉隊,從此留了下來……

作者蔣桂花是若爾蓋縣人,也是雪山草地黨史資深研究者。她曾對若爾蓋草地農區的失散紅軍軍屬進行持續調查和幫扶工作,在調查和幫扶過程中,她曾聽說了長年生活在雪山草地的唯一一對紅軍夫婦徐國富、向金蘭的故事。

他倆都是爬雪山過草地後流落在阿壩州境內的紅軍戰士,有著相同的身份和藏區生活的經歷,兩人在雪域高原攜手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1934年,年僅14歲的徐國富在四川廣元縣三鹽場許家河參加了紅軍。1935年紅軍長徵爬雪山、過草地時,徐國富在紅四方面軍30軍88師263團2營連當勤務兵。

因為徐國富最後定居在若爾蓋,若爾蓋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阮開清在20世紀80年代初調查整理長徵史料時,曾經專門採訪了他,以下是阮開清根據老紅軍徐國富回憶包座戰役的口述紀錄:

1935年8月底我們30軍即將走出草地,軍部召開動員大會,軍首長講道:「88師是我們全軍的主力師,為了北上,消滅胡宗南!為紅軍大部隊北上開闢道路。包座為我紅軍左右兩路軍北上必經的要道,任務是艱巨而光榮的,只要上下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拿下包座!」

第二天,部隊根據上級命令,由30軍88師的268團為先鋒,直插求吉寺,我所在的263團隨後向阿西茸挺進。這時接到前敵總指揮部的部署,命令263團包圍上包座達金寺守敵。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263團奉命從求吉嘎哇出發,涉水過欽多(今巴西電站攔河壩),橋被國民黨拆掉了。淌過欽多河走麻藏溝上山去包圍上包座。

在涉水過河時,河水很深且很刺骨,把我和指導員過草地時用過的僅有的一張油布衝走了。

上包座外圍攻堅戰打響。263團,265團輪流發起攻擊,一個個碉堡被我們用手榴彈摧毀,戰壕裡的敵人全部退縮到上包座達金寺院裡面,利用寺院堅厚的高牆負隅頑抗……

戰鬥結束後立即打掃戰場,抓俘虜。繳獲的槍枝彈藥及戰利品堆放在達金寺院前的壩子和河邊草坪上,包座戰役勝利了!

我和戰友們打掃戰場來到包座河邊,師長命令我們去閘河壩,說是打撈敵師長伍誠仁的屍體,讓被俘的敵勤務兵站在河邊查認。

水深流急,我們打撈上來的幾俱屍體,據查認都不是伍誠仁。

次日便傳來了包座戰役大捷的快報,其中還登載了這次戰鬥中的許多英雄事跡。包座戰鬥結束後,我們部隊在俄洛塘集中休整。

俄洛塘休整結束後,我們隨連隊從包座出發,向求吉、巴西開進,又返回到班佑草地。到達班佑的當天下午,我們團召開黨團員大會,那時我已是一名共青團員。會上傳達了上級的命令,要求全軍從原路過草地返回毛兒蓋。

根據這一口述紀錄以及後來我與其長子徐長友老人的交談得知,徐國富曾經三過草地,最後隨30軍渡過黃河編入西路軍,西路軍在青海慘敗後,徐國富被馬家軍所俘,在抓去做苦力期間他機智地逃了出來,沿長徵路線一路討飯返回到包座地區,獨自一人無法再走草地。

在人生的青春歲月,年輕的徐國富承受著巨大的情感磨礪:再也回不去的部隊、再也回不去的老家。

於是就流落在包座一帶,為了生活,他學會了木匠手藝。

7年後的一天,一位流落在求吉地區的女紅軍向金蘭(藏名齊曼),不甘願在藏區過給人家當長工的漂泊生活苦,流浪到包座。她想掙點錢回老家宣漢,碰巧與徐國富結識,並向他訴說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

徐國富盡力安慰她、幫助她,共同的身份和經歷,使兩顆年輕的心走得很近,日子一久,他倆打算成親。

在一個涼爽怡人的秋日,徐國富和向金蘭結婚了,婚後幾年,他倆任然在包座一帶過著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

後來聽人介紹,說求吉甲基村有一戶漢族,全家人都得病死了,房子空著,那家人租種的地沒人種,他倆便來到求吉甲基村頂替這家種地,並在這裡落戶,結束了流浪的生活。

雖然生活十分清貧,但他們畢竟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徐國富做木工活掙錢養家,向金蘭則在那片一年只能種一季青稞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他們和其他藏族同胞一樣過著吃糌粑、喝馬茶的生活,吃、穿、住各方面都逐漸藏化了,生活中他們的藏語說得比漢語還流暢。

徐國富、向金蘭陸續生了9個孩子,但因為窮困,缺吃少穿,多數孩子不是餓死,就是凍死或病死,最後活下了兩個兒子,其中大兒子徐長友一直是甲基小學的老師。

1983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對流落紅軍十分關注,西路軍的相關政策也得到了落實,徐國富是紅四方面軍30軍的戰士,每年由當地民政部門補貼360元,在當地流落紅軍中屬於補貼最高的。

光陰如梭,老紅軍徐國富夫婦於1994年、1996年相繼去世。

2012年夏,長期關注雪山草地紅軍長徵歷史的香港友人林永財先生到若爾蓋求吉地區,他有個夢想,即用個人的辛苦所得在雪山草地捐建一座紀念碑。

我向林先生介紹紅軍長徵在草地的概況,草地邊緣的求吉地區曾經為紅軍三過草地、出川北上付出了很大貢獻,紅軍在這裡收割了藏民兩年的青稞和豌豆。

毛澤東主席在1960年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那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指的就是紅軍在我們四川藏區收割的糧食。

聽了我的講解,林先生直率地說:「我雖然沒有多少錢,但一直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在雪山草地捐建一座紅軍紀念碑,發展紅色旅遊,為當地百姓謀福祉。」

為了表達對長徵精神的敬佩之情,也為表達他捐建紀念碑的誠意,林先生決定先捐建一座紅軍小學,捐資所在地需要達到三個條件:

一是紅軍將士長徵經過的地方;二是學校貧困確實需要幫助;三是受益學生人數多。

他還特別強調,不論是修建紀念碑還是學校,堅決不署個人姓名,他認為無數紅軍將士為了建立新中國,為了民族復興,許多人連姓名都丟在了這裡,大多數人名字都沒有留下,他們又圖什麼呢……

基於林先生提出的以上三個條件,我和我的搭檔阿哈首先想到了偏僻、簡陋的上包座中心小學,將相關情況向林先生做了匯報,他非常爽快地說出資100萬捐建包座小學。

我打電話通知包座學校校長徐林到我辦公室,經過交談後我才知道,徐林竟然是徐國富夫婦的孫子。

湊巧還是天意?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先生捐建的包座紅軍學校正真溫暖了這片紅色的土地。

(文/蔣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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