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歷過日本戰敗那一時刻的日本人回憶：8月15日將近中午的時候，全日本的人，無論是在自己的家中，還是在工作崗位上，或者是在外出的路上，都會找到附近的收音機，站立著等待「天皇玉音」的播放。而在東京的許多人，甚至直接跪在皇宮的前面虔誠地等待，全然不顧頭上似火的驕陽。當時的天皇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是「現人神」，所以必須畢恭畢敬地聆聽他的聲音。12點整，電臺開始以所謂「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
天皇在這次的詔書中稱：
朕深以世界大勢及帝國現狀為憂，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布告爾等忠良之臣民：
朕已諭帝國政府通告美蘇中英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
者，朕承皇祖皇宗之遺範，拳拳於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交共榮共樂。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實乃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至若排他國之主權、侵彼之領土行為，皆非朕之本意。然交戰已閱四載，朕之陸海將士雖勇武善戰，朕之百官有司雖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雖克己奉公、盡其最善，戰局仍未好轉，世界大勢於我不利；而敵新使用殘虐之炸彈頻傷無辜，其狀之慘不可預測。作戰若延續，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波及人類之文明。如此，朕何以保吾億兆之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是為朕著帝國政府回應共同宣言之緣由。
對於與帝國始終戮力同心致力於東亞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遺憾；每慮及死於戰陣、殉於職守、亡於非命之帝國臣民及其遺族，朕常五內俱裂；至身負戰傷、蒙受災難及喪失家業者之福祉，乃朕之深切軫念之所。今後帝國所受苦難非同尋常，臣民之衷情朕亦盡知。然時運所趨，為萬世之太平，朕將堪所難堪之事，忍所難忍之情。
朕篤信與護持國體之忠良臣民同在，而忌情緒激昂、濫滋事端，於同胞之間互相排擠，擾亂時局之勢力。更忌由此誤入歧途，失信於世界。此時宜舉國一家，子孫相繼，確認神州不滅，念及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信道義，堅定志操，誓發揚國體之精粹，以期世界之進運。
此為朕之期待，望臣民周之。
之所以全文引用天皇的這一詔書，是因為後來的人們往往把天皇在那一天以「玉音」放送形式發表的詔書視為日本投降的標誌。的確，日本的戰後是從天皇宣布這一詔書開始的。但戰後日本社會關於戰爭歷史認識呈現的複雜局面，可以說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終戰詔書》一次也沒有提到「戰敗」和「投降」，其實是埋下了日本人關於戰爭歷史認識的「伏筆」。
如果對上述天皇的詔書進行具體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詔書只說到「世界大勢於我不利」，而同盟國一方又使用了「殘虐之炸彈」，為了「億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蘇中英四國共同宣言，而沒有任何一處涉及承認日本戰敗的事實；其次，詔書強調宣戰並非自己的本意，而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仍然是站在「解放東亞」的立場上，只不過是對當前沒有實現這一目標而感到遺憾；第三，詔書中所指的戰爭是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的戰爭，而對侵略中國的戰爭則不置一詞，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綜合上述三點，可見同以往天皇的詔書一樣，在這裡特別突出的仍是所謂日本的「國體」，仍然堅持的是皇國史觀。如果對詔書的意圖解釋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雖然日本現在遇到了暫時的波折，但只要護持日本國體，雖任重道遠但日本不能滅亡，仍有希望。
日本的各大報都在8月14日的午夜接到了宣布戰爭終結的天皇的詔書，第二天醒目地刊登在報紙上。《每日新聞》的大標題是：「聖斷 大東亞戰爭終結；頒布收拾時局詔書」，而在「維護國體」的大標題下寫道：「在聆聽大詔終結戰爭之際，吾輩草民應發揮國體之精華，建設新日本。」《讀賣新聞》的前身《讀賣報知》則以「為萬世開太平」為題，全文刊登天皇詔書，同時發表社論稱：「正如大東亞戰爭的宣戰詔書所申明的，我們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自衛自存的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東亞的解放和十億民眾的福祉。」這些報導和社論沒有一處提到「投降」、「無條件」，甚至也看不到任何一處對導致戰敗的軍隊與政府的批判。《朝日新聞》雖然承認「日本國民今後面對的和平不是對等的，是單方面的戰敗」，但是對軍隊和政府的責任也未置一詞。這些報紙的腔調之所以相當一致，是因為就在前一天，負責新聞管制的情報局剛剛向媒體下達了「大東亞戰爭終結交涉之際的輿論指導方針」。
8月16日，情報局針對天皇詔書公布後的形勢，再次發布指示，要求各媒體「可以刊登敵方的正式聲明，但是將其中談到戰爭責任者的追究，軍部的責任以及影響國內局勢的內容一律刪除」，「可以使用『日本投降』的概念，但是不得說『無條件』」。
其實，到1945年的8月，對於任何一個稍微了解國際形勢的人來說，日本戰敗是不可否認也不可逆轉的事實。而天皇發布這樣一份並不承認戰敗的《終戰詔書》，固然「終結」了戰爭，但導致了日本社會思想的混亂，則是不爭的事實。
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曾指出：《終戰詔書》是針對美國、英國、中國與蘇聯四大國提出的《波茲坦宣言》的回答，理所當然地應當涉及與中國之間的戰爭。但是詔書中「只將『宣戰於美英二國』視為問題」，「排除了中國和蘇聯，顯然說明其意圖是要把戰爭限定在1941年之後」。也有的學者明確地指出：天皇的《終戰詔書》「其最根本之處就是迴避天皇的戰爭責任和『護持國體』」。因為在所謂的《終戰詔書》中，只提及日本與美英兩國的戰爭，而且其內容中根本「不存在戰敗認識」，至於「關於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一概不予理會」。所以所謂的《終戰詔書》，不過是一個「繼續天皇制的宣言」
經歷過那一時代的日本人，至今也難以忘記當時聆聽「天皇玉音」後感到的震驚。儘管天皇是用文言的形式咬文嚼字地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決定，但全日本的人們則是首先從自身的戰爭體驗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亂。
生活在甲府的一位老年婦女，當時還是中學生，在她的日記中這樣記載著：
8月15日
霹靂！！
這是怎麼一回事。
8月17日
霹靂
這樣的日子，對日本人來說真是難過啊。在聽到15日的大詔之前，我們一直都是在為勝利而奮鬥著。真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
這樣的情緒絲毫不奇怪，例如大阪府的調查報告說：「民眾中的七成是期待著天皇在講話中表示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的，沒想到竟然宣布結束戰爭，實現和平。許多人立即感到失魂落魄，悲憤不已」。神奈川縣的調查說：「一般的縣民都以為要宣誓抗戰的，所以聽了天皇發表的玉音，一時呆在那裡，許久說不出話來」。而鳥取縣的警察更發現：「人們表面上是聆聽了玉音，但心中無非是在想：『現在結束戰爭為時尚早』，『無視國民的意志』，一些人表示了批判的意見，而有人甚至散布對天皇和皇室大不敬的流言」。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日本民眾被軍國主義思想愚弄到何等地步！
儘管《終戰詔書》並沒有正面觸及日本戰敗的事實，但天皇親自宣布「終戰」這件事本身，等於承認了以往鼓吹的「聖戰」並沒有取得相應的成果，戰爭的失敗導致「聖戰」思想的崩潰，於是日本社會出現強烈的「被欺騙」的感覺，出現了一個時期的思想「真空」。
後來成為日本白樺派作家的長與善郎曾記載說：8月13日，聽在眾議院圖書室工作的朋友說將要發表重大的新聞。當時已經意識到戰局發展對日本不利的人們都以為天皇可能會一方面檢討自己，一面親自鼓動國民全力抗戰。如果天皇那樣做的話，日本全體國民肯定會對天皇感激涕零而積極參戰。但是，在聽了15日的「玉音放送」後，人們「一下子洩了氣」，「不知道應當做些什麼了」。
戰前曾經參加了反戰運動，但是在戰爭開始後「轉向」加入了文學報國會並擔任審查部長的高見順在８月10日聽到了御前會議的消息後在他的日記中記載：「看來戰爭終於要結束了，可是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樣的感情。是高興嗎？不是。但是也沒有別的什麼感情。」
1994年，我在訪問日本的時候，從法政大學退休的梅靖三先生說起過日本戰敗初的經歷：
1945年的6月，我已經接到了徵兵令，就是當時被稱為「赤紙」的入伍通知書。按照當時的規定，青年人一旦接到那一張「赤紙」，就必須按照紙上確定的時間和地點，整理好行裝前去報到，我當然也不例外，雖然上了年紀的父母很擔心。在被集結在學校中待命的時候，天皇的「玉音」發表了。兩天後我們被告知不再向軍隊派遣，而解散回家。聽到這一決定，我們的心裡確實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可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我們不能把喜悅表現在臉上。回到家中的時候，母親不禁一把將我摟在懷裡，哭了起來。
梅先生還補充說：別看當時許多人嘴上仍然說不甘心失敗，但其實都真的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到了戰爭的後期，戰爭在人們的心中早已不是那麼神聖，但只有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人們才敢把這種感情表達出來。
可見，一般民眾從內心來說是不希望繼續戰爭的，但是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他們只能將自己的感情掩蓋起來。其結果是導致思想的真空和精神的崩潰。
1995年，即在戰後50周年的時候，日本《每日新聞》社出版了《戰後50年》攝影集。攝影集的第一頁是一張對摺的巨幅照片，拍攝的是1945年空襲後的大阪鳥瞰圖。密密麻麻，星羅棋布的建築組成了灰暗的大阪城，即使是龐大的建築，在照片上也不過是一個微小的點。但是照片上三個無比巨大的炸彈坑和無數較小的炸彈坑則引人注目，真的像是月亮上的環形山，形象地表明了城市被轟炸後的景象。所以這幅照片上的標題是：「戰後的日本是從這類似月球表面的廢墟上開始的」。其實，不僅是大阪，日本整體的經濟與社會，包括日本人的思想與歷史認識，都是在這一年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崩潰而變成了一片廢墟。日本人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社會崩潰，也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精神大崩潰。戰後日本人的思想與歷史認識，也是在那樣的廢墟上建立的。
這樣，伴隨1945年8月15日《終戰詔書》的公布，所有的日本人一夜醒來就不得不面對戰敗的殘酷的現實，但同時也面對複雜的關於戰爭的歷史認識。戰爭期間作為日本精神支柱的皇國主義史觀本來也應當是壽終正寢了，但由於《終戰詔書》仍然堅持著皇國史觀，不過是從形式上以曖昧的態度結束戰爭，所以從對戰爭責任認識的角度和對歷史負責的角度，《終戰詔書》可以說沒有任何建樹。這就帶來了戰後關於歷史認識的一系列的問題與爭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終戰詔書》為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埋下了「伏筆」。
本文選自：《文史參考》，作者：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