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時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注釋從略
·讀史札記·
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與晚清臺灣建省之波瀾
鄭永華
1980年5月，北京崇文區（今屬東城區）後池西街（即原著名的「龍鬚溝」中）曾出土一顆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這是見證晚清臺灣建省波瀾的歷史文物，彌足珍貴。但除當時的《文物》曾有簡略介紹外，研究者迄未引用。今利用最新出版的檔案資料略作考察，並昭信前賢以出土文物考證近代史事之「二重證據法」。
這枚出土的長方形關防為黃銅質，滿漢合璧，漢文為「鎮守福建臺灣等處總兵官之關防」，印背兩側鐫有鑄造時間及印信編號，為「光緒三年五月」、「光字一百五十七號」。印的正面四角尚有表明未經啟用的長方形支墊（見圖）。對照清代官印的規制與尺寸，可知這是一顆由禮部鑄造成型的正式官印。但令人費解的是，清代禮部為什麼要在光緒初年鑄造這顆總兵關防，鑄造後卻又不頒發啟用呢？
官印為代表國家機構的法定印鑑，設官必頒其印，以責職守。清初收復臺灣後，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設置總兵，但由於位置特殊，其職掌非同一般內地總兵，後人稱為「臺灣孤懸海外，督撫鞭長莫及，所以責成鎮、道者既專且重」。表現在官印上，就是自雍正十一年（1733）開始，「議準照依山陝沿邊例給方印」，即一般總兵官印為關防，而臺灣總兵則予方印，以便軍民並治。這是針對臺灣隸於福建行省而給予的特殊制度安排。但為臨事決斷，「以一事權」，自清中期開始，即不斷出現增強臺灣鎮道權限的提議，並逐漸發展到設置行省上。早在康熙六十年（1721），有「籌臺宗匠」之譽的藍鼎元即建議「易臺灣總兵而設提督」，予以行省綠營主管之權。雍正初年，臺灣知府沈起元又提出由臺灣道代行「巡撫職權」。乾隆二年（1737），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吳金更首次上奏，建議在臺灣建立行省。不過清中期臺灣另立行省的建議，以種種原因未及實施，而是採用了以福建大員輪值巡臺的方案。直到列強威脅日益加重的晚清時期，臺灣建省才再次提上議事日程。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就成為見證臺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珍貴「信物」。
追溯其源，乃是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清廷派出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赴臺辦理日本撤兵及籌劃海防事宜。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增設郡縣等多項善後措施，其中以福建巡撫移駐臺灣的建議，更成為晚清臺灣建省的先聲。同治十三年底，沈葆楨會同幫辦大臣、福建布政使潘霨聯銜奏上《臺灣善後事宜折》，強調「惟此次之善後與往時不同，臺地之所謂善後，即臺地之所謂創始也」，並建議更改乾隆以來大員巡臺舊制，專以福建巡撫移駐臺灣。沈葆楨認為，臺灣疆域廣闊，「固非一府所能轄，欲別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但重洋遠隔，原有的福建大員輪值巡臺之制又多有不便，「使臣持節可暫而不可常：欲責效於崇朝，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見；倘逾時而久駐，文武有兩姑為婦之難」。因此「再四思維」後提出「移巡撫以專責成」的建議，「必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福建巡撫駐臺，而後一舉而數善備」。沈葆楨在折中詳細列舉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後「有事可以立斷」、臺灣鎮道「各修所職」等12項便利，又分析了臺灣改制的急迫：「夫以臺地向稱饒沃，久為異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相視，未雨綢繆之計正在斯時。」他並強調了臺灣在全國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稱「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臺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因此不惜越職擅議更制，乃「夙夜深思，為臺民計，為閩省計，為沿海籌防計，有不得不出於此者」。
沈葆楨的奏摺開啟了晚清臺灣行政變革的先河。該折遞抵京城後，得到清廷上下的重視。總理衙門當即會同兵部等，命沈葆楨與當地督撫會商相關的軍政調整。基於此，沈葆楨於光緒元年（1875）七月就臺灣營制調整事宜上奏，提出調整臺灣總兵職權，謂「立法惟在得人，而事權尤宜歸一。現既巡撫來臺，營伍似應歸統轄。千總以下即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提督揀選題補。臺灣鎮總兵請應撤去掛印字樣，並歸巡撫節制。如蒙俞允，伏懇敕部另行頒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守」，同時擬將安平水師三營改為陸路、臺灣鎮總兵移扎安平，至於「改設各官關防，俟準部復，另行題請換給」。
該折於七月二十八日奉到硃批：「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歸於會議建設臺北府廳縣案內，一併妥議具奏。」此後清廷對沈葆楨歷次奏請的臺灣行政改革方案，進行了統籌會商。該年底，恭親王奕、大學士文祥等軍機大臣奏陳接受沈葆楨的臺灣改制方案，設置臺北府廳各職，頒換臺灣總兵等官印。折中稱沈葆楨「請將臺灣鎮總兵撤去掛印字樣，既經兵部議準，自應如該大臣等所奏另行頒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守。恭候命下，由兵部撰擬『鎮守總兵官關防』字樣到部，禮部即行鑄造頒發。其原頒掛印總兵官印，應俟新換關防到日，由該撫照例送部繳銷。」主政的慈禧太后即以光緒帝的名義頒下諭旨，同意福建巡撫移臺的方案，「其臺地營制並著照所議，該處千總以下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揀選題補。臺灣鎮總兵撤去掛印字樣，歸巡撫節制。」
臺灣總兵「撤去掛印字樣」，其官印亦按例由方印改為關防。但出土的臺灣總兵關防直到一年半後才得鑄造，其中費時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鑄印時需要擇定吉日，這多少會耽擱一些時間。更重要的，則是對於福建巡撫移臺的方案，內外大員的意見仍未完全一致。光緒元年清廷旨令閩撫駐臺，但在實施過程中遭到王凱泰、丁日昌兩任福建巡撫的異議。先是以地方督撫奏稱福建臺灣兩地關聯甚巨，清廷又旨令福建巡撫「宜兼顧省臺」，「著沈葆楨等通盤籌畫，應如何往來兼顧，俾省臺各事不致掣肘之處，即行詳細奏聞」。在內外壓力下，沈葆楨做出妥協，與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州將軍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共同上奏，稱「查巡撫有全省地方之責，自難常川駐臺。而臺灣海外孤懸，又非內地所能遙制。且餉源人才必須在省豫為籌商，臨時呼應方靈」，提出除緊要事宜隨時往返外，福建巡撫擬於「冬春駐臺，夏秋駐省」。這一經過與地方大員協商的調整方案，很快得到批准，認為「庶兩地均可兼顧」。但王凱泰旋即病逝，福建巡撫改由船政大臣丁日昌繼任。光緒二年（1876），朝廷明確諭令丁日昌「仍遵前旨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兩地兼顧」。但丁日昌赴臺不久，即以福建與臺灣重洋遠隔，公事往返難以兼顧，奏請統籌全局。他並對閩撫分駐省臺的辦法提出質疑，稱「冬春駐臺，夏秋駐省，又安能保夏秋之間生番不蠢動乎，外人不侵凌乎？」且「臺灣事事俱屬創始，斷非僅住半年即能辦有頭緒」，因而建議朝廷「專派重臣督辦數年，略假便宜，於兵餉之事不稍掣肘，俾專心致志，竭力經營，庶幾有濟。一俟辦有成效，方能徐議督撫分駐之局。」光緒二年年底，刑部左侍郎袁保恆則再次上奏，認為臺灣為邊防重地，「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民風、吏治、營制、鄉團，事事實力整頓，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為功」，福建巡撫每年駐臺半載的辦法難以兩全，「甚非計之得也」。他提出援直隸、四川、甘肅以總督兼辦巡撫事之成例，「可否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常川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庶事任各有攸司，責成即各有專屬。」袁保恆的奏片發下後，中樞部院及地方督撫又經歷了一年多的往復討論，言人人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最終以「省臺本聯為一氣，或議分省以專責成，或議專派重臣以為督辦，畛域既分，緩急難恃，是以均經議駁」，而督撫「有統轄全省之權，整頓吏治之責，於一切籌防籌餉諸務呼應較靈，應責成督撫輪赴分住，以一事權而資得力」，遂於光緒四年（1878）六月奏請「議令督撫輪流赴臺，並不拘定年限」，隨得到「依議」的批准，其實是又基本恢復了以督撫輪赴臺灣巡查的「舊章」。
正是在此內外討論、文書旁午的過程當中，光緒元年底下令改鑄的臺灣鎮總兵新印，亦於光緒三年（1877）五月開鑄。光緒四年六月下旬，新鑄成的臺灣總兵關防按程序齎送至福州閩浙總督衙門，只等專差渡海即可交付本官啟用。然而恰在此時，朝廷治臺政策的變化塵埃落定。時任閩浙總督何璟收到禮部頒來的改鑄關防，當即奏請恢復臺灣總兵掛印「舊章」。這是決定這顆臺灣總兵關防未能啟用的關鍵文檔，其文略稱：「臺灣孤懸海外，內地鞭長莫及，從前設官之初，特重總兵、巡道之權，用意正自有在。」光緒元年沈葆楨奏以巡撫駐臺，請將臺灣總兵撤去掛印字樣，「經部臣議奏，旋奉諭旨允準，業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準禮部頒到改鑄臺灣鎮總兵關防一顆」。然複查光緒四年六月初十日總理衙門既經奏準改照舊章，「竊以文武事同一律，巡道之職既經復還其舊，總兵之權自不得獨輕。且海外事機呼吸，督撫聞警遠涉，時日已有稽延。總兵統轄全臺營務，核與邊關鎮守相同，合無仰懇天恩，準令福建臺灣鎮總兵仍舊掛印，兼歸巡撫節制，庶幾平時海防邊備責無可辭，而撫臣輪值渡臺，權仍歸一。除將新頒關防敬謹收存，俟奉到此次諭旨欽遵辦理外，所有請給還總兵官掛印字樣緣由，謹合附片陳情，伏乞聖鑑訓示施行。」一月之後，即得到「著照所請」的批覆。也就是說，隨著沈葆楨福建巡撫移臺方案的夭折，臺灣總兵亦恢復「掛印」舊章。清廷新鑄的臺灣總兵關防，在遞送至福州「旅行」一圈後，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京城。該枚新鑄臺灣總兵關防討論、批准、鑄造、齎送及撤回的前後經過，或可大略圖示如下：
這枚未經啟用的臺灣總兵關防，後來不知緣何又流出禮部庫房，並在「龍鬚溝」中沉睡多年，方得重見天日。
開創近代新史學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說到，「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小小一枚官印的浮沉變遷，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中央政權對於領土轄區認知的重視與管理的加強。近代以來，面對列強的不斷覬覦，清代逐步加強了對廣大臺灣領土的行政管理，改制建省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自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始倡移駐福建巡撫，歷經光緒元年到四年的反覆討論，再到光緒十一年左宗棠重提專置巡撫，臺灣行省設置幾經波折後終得確立。與之相伴隨的，則是臺灣總兵隸屬關係的相應調整，並由其官印的改鑄與頒換表現出來。因此，北京出土的臺灣總兵關防，雖然並未能付之實用，卻正好成為反映晚清臺灣建省曲折過程的珍貴實物，生動而形象地展現了清代中央政權逐步加強臺灣地區管轄的歷史進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