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相對於人類快速發展的現代文明，這個世界還有另一種特殊的文化存在：處於原始狀態的「野蠻人」。近一個世紀以來，隨著世界格局的不斷改變，人類學家對於「野蠻人」的研究也不斷調整。今日小編從人類學家王銘銘教授主編的《20世紀西方人類學主要著作指南》一書中，摘選了部分文字，希望和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變化，尤其是對「野蠻人」研究的文化模式變化
了解一點人類學的歷史背景（節選）
文∣王銘銘
對「野蠻人」的文化模式中蘊涵的理想因素，進化人類學家的著作早已給予關注。在1914-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人類學家對這些因素的關注程度急劇上升。這個變化與20世紀前半期西方內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密切關係。與19世紀不同的是，20世紀前半期西方內部出現了利益分化，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矛盾增多，19世紀的「國際聯盟」和帝國主義逐步為20世紀發達國家之間的「戰國局面」所取代。在這樣的狀況下，西方社會思想界中一度表現出的文明自信心一時失去了根基。對「西方中心主義」「自我調節的市場」理念和「政治文明」信條的反思，成為這個時代人類學理論的基本特徵。1914-1945年，西方人類學研究不約而同地注重從「野蠻人」「樸實」而「原始」的生活面貌中探索共同體內聚力（cohesion）的生成原理。生活在英、法、美三國的人類學家，在探索共同體內聚力生成原理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在英國，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和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分別從制度與個人需要的關係和社會局部與社會結構整體的關係展開研究。功能主義者認為，人類學的研究目的並非是求索「野蠻人」的文化喪失其現實存在理由的過程，而是為這些文化形態存在於當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釋。文化無所謂「先進」與「落後」之別，文化的意義正在於它作為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所有的文化形態之所以存在，是由於他們滿足了不同的人群對於生存、社會團結和尊嚴的需要。結構-功能主義者注重研究社會結構，將文化當成體現社會結構總體形態的「形式」來研究。這一派的人類學家主張，人類學研究應成為一種「比較社會學」，從不同社會形態的結構與功能的比較研究中，提出有關推動社會一體化的內聚力的一般概括。在理論解釋方面，結構-功能主義者特別注重社會內部的構成部件結合為一個結構整體的原理。
在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三十多年時間裡，人類學在年鑑學派社會學原則的指導下展開研究（英國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也受此影響）。年鑑學派社會學關於宗教乃是社會內聚力的核心動力的觀點，影響了那個時代法國人類學的所有研究。這種人類學研究特別注重從非西方、非工業化社會（包括文明社會）探究將不同個人和不同群體聯繫起來的紐帶，特別注重探究圍繞「禮物」和「禮儀」展開交換的社會意義。對於西方近代思想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這個學派從一開始就保持著警惕。對於19世紀西方文明中商品市場對於構造共同體之間的和平關係和導致社會內部瓦解的「雙刃劍」作用，這個學派也具有最深刻的認識。
在美國，在接近於新康德主義的知識論引導下，人類學徹底捨棄了進化論，進入一個「歷史具體主義」（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和「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m）的時代。在具體民族志研究上，美國人類學特別注重對語言和物質文化的研究，深受德國傳播論和人文地理學的影響，對進化論中包含的「物質決定論」和種族人類學中包含的「生物決定論」持極端鄙視的態度。為了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物質和生物決定論，這個時期的美國人類學家大多採納「認識決定被認識的事實」的觀點，由此延伸開去，他們也主張不同文化共同體的語言-觀念體系決定了文化共同體的存在方式。對於社會內聚力，美國人類學家向來缺乏興趣。他們採用美國化了的德國文化論來闡述文化決定個人-群體行為趨向的論點。從一個特別的角度，這種論點也將文化系統當成共同體的內在一致性來看待。美國人類學從被研究的「野蠻人」的「局內人」角度來判斷文化價值，達成的理解也接近於社會內聚力的理解。美國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與英國和法國的「普遍主義」論調，構成了鮮明差異。對這個學派的普及化起過推波助瀾作用的「文化與人格」學說，使它在克服種族主義的同時創造了一種無助於認識人的共性的極端化文化差異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內部及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在西方內部，美國對於西方社會和社會科學整體面貌產生了深刻影響，使社會科學由「歐洲中心主義」向「美國中心主義」轉變。發達國家分為戰爭國與戰敗國。在西方以外的地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尋求民族國家主權的運動愈演愈烈，並在國際關係的新格局中獲得制度化支持。接著，一大批「新國家」隨之產生。「三個世界」的論斷比較精確地體現了這二十多年間的世界格局。在這個新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人類學出現了危機。殖民地脫離殖民地宗主國，使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限制。儘管第三世界人類學家繼承了西方人類學的部分遺產，但他們對那種將他們當成「原始人」「古代人」的做法極為反感。為了使人類學與自己的國家一樣具有民族自主性，他們不僅對帝國主義時代的人類學加以抵制，也力求創造一種適合於自己國家的新人類學。面對世界格局的這些變化，西方人類學內部也做出了一些調整。
在英國人類學界，功能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主張得到了部分修正。從學科定位來看，這個時期出現了將人類學與「科學」區分開來的人文主義主張。為了去除人類學的知識霸權色彩，人類學家開始重新思考人類學家所從事的工作與文化格局的關係，主張將人類學視為「人文學」之一門，以此來表明人類學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義。到了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也出現了重視歷史過程和社會衝突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英國人類學家反觀了他們的前輩在想像非西方文化時忽視的文化動態性和文化內部多元性。在美國人類學界，文化相對主義的極端形態遭到了批評。人類學家的眼光不僅從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也對人類學史展開重新梳理。在這個基礎上，美國人類學家提出了新進化論（neo-evolutionism）、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等學說，比較深入地探討了文化演進中一致與差異、經濟生活與符號體系的關係。隨著農民社會的人類學研究的開展，也開始有人類學家深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社會的理論。在法國人類學中，對法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理論進行重新詮釋，提出了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的主張。這一主張顯示出法國人類學家特有的對於社會中人的和平相處的機制之關懷，從通婚、神話以至任何文化事項的研究，推論出了有助於協調「原始思維」與「科學思維」之間關係的模式。
本文作者簡介
王銘銘：人類學家，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王銘銘作品宏富，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探討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及其現代命運的《逝去的繁榮》《走在鄉土上》《西方作為他者》，學術隨筆《漂泊的洞察》《無處非中》《心與物遊》，以及人類學導引作品《人類學是什麼》（2003年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同時主編有人類學專業期刊《中國人類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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