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月12日，傑克·倫敦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個破產的農民家庭，直至1916年自殺離世時，他為後人留下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最強的首推自傳體小說《馬丁·伊登》。 在傑克·倫敦誕辰145周年之際，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楊靖與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青年學者馬千惠，分別從野蠻人形象與作家理想、愛情經歷與異域夢想的角度出發，重新解讀《馬丁·伊登》的文學價值。
傑克·倫敦藉助了馬丁·伊登這一「高貴的野蠻人」形象，在猛烈抨擊社會現實的同時又寄寓了自己高遠的生活理想。小說主人公是出身貧寒的青年，隻身一人闖蕩社會，邂逅富家女羅斯，立即為她的美貌和風度所陶醉。在馬丁接受邀請步入羅斯家門的一剎那，看見滿屋精緻的裝飾以及上流社會溫文爾雅的談吐和舉止，不由得心生感嘆。在交談中，粗通文墨的馬丁對羅斯等人提及的名詩人一無所知。像地道的下層階級一樣，他用雙重否定表示否定，用俚語I ain’t 代替I am not，也從未聆聽過華格納歌劇。正如羅斯一番細緻觀察後得到的結論：「馬丁不屬於他們的部落，他不會講他們的術語。」實際上，在女主羅斯眼中，馬丁更近乎野蠻人：「她的目光在對方那肌肉發達的脖子上停留了一會，這脖子很粗，肉筋隆起，簡直像公牛一般，被太陽曬成紫膛色，充分顯出體魄的強健和力量的充沛。」而她理想中的男性美，一向是弱不禁風、文質彬彬的那種美。
與此同時，隨著談話的進展，馬丁也搜腸刮肚試圖尋找「得體」的字眼兒，極力避免粗鄙的言辭。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他的語言總像他的走路姿勢一般，莽撞而笨拙。注意到馬丁的窘態，羅斯決定對這位頗具「野性」的男子進行「馴化」：首先從他的選詞造句開始。羅斯開導馬丁正式場合必須使用體面的言辭而非俚語，並且教導他講話時不要喜形於色，顯得過於激動，更不宜過多地使用體態語言——如此這般，才是上流社會「文明人」得當的舉止。
為使自己有朝一日能夠配得上羅斯的高雅文化，馬丁決心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刻苦學習。他找了一份蒸汽洗衣房的差事，每天工作長達10多個小時。他每晚只睡5個小時，其餘時間都用來看書。每周一天休息去見羅斯，為節省坐火車的錢，他騎車趕140英裡路，當天往返，第二天繼續工作。就這樣，他從最基本的語法學起，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毅力很快彌補了自己在數理化及哲學、詩歌等方面的短板——儘管從未有機會跨進大學之門，他的知識儲備卻並不亞於任何一名大學生。
在羅斯的影響之下，馬丁開始嘗試文學創作。然而精心構思、寓意深刻的作品卻屢屢遭遇退稿，羅斯在家人逼迫下也拒絕了他的求婚，因為在寫作這一職業中看不到他成功的希望。在經歷無數次挫折打擊後，通過研究愛爾蘭女作家亨格福德《公爵夫人》等暢銷書，馬丁終於發現了「時文」的寫作秘笈：通常情況下，一部成功的通俗小說由以下三部分組成：首先一對情人被拆散；其次依靠外力或變故，他們重修舊好；最終結局是婚禮的鐘聲敲響，皆大歡喜。
在這一「完美」公式指引下，馬丁的文學創作一鳴驚人，成為市場追捧的對象。成名之後，馬丁應邀再度步入羅斯家門。與前次不同，此時他眼中的精美油畫、鋼琴掛毯，以及此前所有讓他意亂神迷的「美」的事物，在他看來已不再是美，而不過是「一些華而不實的空架子」——一切藝術和美，對於羅斯這位富家小姐來說永遠只是生活的調味品，不是她生活的重心。照馬丁的評判，羅斯一家不但對於藝術「一竅不通」，而且「對於生活他們也可說是愚不可及」。
不僅羅斯一家如此，馬丁驚訝地發現整個資產階級的審美品位莫不如此，因為流行的報紙雜誌刊載的作品都是「死氣沉沉的東西,文章裡找不到五光十色的生活,沒有一絲生氣」。經過反思，馬丁對自己暴得大名也頗為迷茫：「他弄不明白，他們怎麼可能欣賞或者理解他寫的東西。他作品裡內在的美和力量，對讚美他、買他的書的那成千上萬的人來說，事實上毫無意義。」馬丁不能理解，為什麼像他一樣有學問，甚至比他更有學問的人那樣畏首畏尾，對真理避而遠之，從來不敢面對現實的真相。作為「野蠻人」，他無法理解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及其衍生出的「高雅」文化（「他們用平等的名義來消滅平等」）。與這些高雅但柔弱的文明人相比，馬丁倒寧願做一名盧梭筆下「高貴的野蠻人」——因為「世界屬於強者，他們高貴，他們並不在生意買賣的豬欄裡打滾。世界屬於這些真正高貴的人，屬於偉大的金髮野獸，屬於不肯妥協的人」。
正如馬丁在故事高潮部分面對羅斯的一番慷慨陳詞：「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規蹈矩。你希望把我塞進一個兩英尺寬、四英尺長的生活的框框裡，在那裡，生活裡的種種價值全是架空、虛偽而庸俗的——庸俗得無以復加。」很顯然，馬丁原可以在成名之後，接受資產階級的捧場，滿足出版社的要求，源源不斷推出新作，名利雙收。然而他始終無法接受上流社會的價值觀，始終無法跟自己的良心妥協——當他學會用複雜文明的禮儀和得體的語言在上流社交圈交際時，他並沒有體會到成功的喜悅，相反卻體會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疏離和自我分裂。小說中刻畫他在鏡前反覆自我審視的場景，反映出他內心巨大的困惑和失落。雖然他最終完成了由野蠻人向文明人的過渡，但同時，他也清楚地意識到原先充滿野性的馬丁正在離自己遠去。換言之，儘管贏得了世界，他卻不幸迷失了自己。
像同時代的法國畫家高更一樣，對歐洲文明感到極度幻滅和絕望的馬丁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大溪地島。當羅斯在家人壓力之下，前來尋求「複合」之時，被他冷冷地拒絕，因為他在品嘗人情冷暖之後，對資產階級的虛情假意早已深惡痛絕。臨行之前，他散盡錢財，用於接濟身陷貧困的親朋故交，回報當初受到的恩惠。之前孜孜以求的金錢或名聲，如今對他而言已毫無意義。作為一名不肯隨俗、不肯融入文明社會的野蠻人，他的結局似乎早已註定。在船艙甲板上，馬丁再次吟誦史文朋的名詩：「由於不再對生命一往情深/由於不受希望和恐懼縛困/我們以簡短的感激之辭/感謝冥冥之中各位天神/多虧生命並非永恆/多虧死者從不甦醒/即使疲憊不堪的河流/也在某地入海安身。」而後縱身躍入大海——或許那裡才是他真正的故鄉。
照小說人物馬丁的觀察，資產階級都遵照狹隘無聊的準則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過是合群的動物，聚居在一起，卻永遠不能做有個性的人，過真正的生活。而馬丁的高貴之處則在於——用美國詩人亨萊的話說，「在命運的當頭痛擊之下，我頭破血流，可還是不低頭。」事實上，這也是傑克·倫敦本人的生活態度。據說，他生前曾打算寫一部自傳，書名為《馬背上的水手》——作家深信自己既是熱愛生活的普通水手，又是高跨馬背上的生活的強者——這一遺願日後由傳記作家歐文·斯通完成，而書名本身也是作家思想及人格矛盾性的一種體現。
傑克·倫敦在《馬丁·伊登》中曾幻想有這樣一位「前來把國家從一事無成的腐敗狀態裡拯救出來」的「強者」。這是小說人物的自我投射，更是作家本人的生活理想——後來他在另一部自傳體小說《約翰·巴雷康》中公開宣布「我就是馬丁·伊登」，甚至連他臨終前的精神狀態及吞服嗎啡的死亡方式與小說人物也如出一轍——「他將海水深深地吸進去，就像服下麻醉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