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22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格倫埃倫牧場,一位作家被發現死在家中。他側身躺在臥室地板上,表現出明顯的中毒症狀。不遠處的桌上留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緩解尿毒症疼痛的嗎啡劑量。但凡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個劑量顯然過量了。
這位作家不是別人,正是傑克·倫敦。當時在全世界都有超高知名度,遙遠的亞洲也不例外。傑克倫敦到底是意外服藥過量,還是故意自殺?成為了傳記作家和學者百年來爭論的焦點。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寫文章嘗試破解這個謎團,通過對一本小說(同樣也是一部電影)的解讀,或許能找到答案。
《馬丁·伊登》,是傑克·倫敦以個人經歷寫就的半自傳體小說,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熱愛生命》《野性的呼喚》《海狼》等這些展現人性偉大光輝的小說來得更有名氣。但從藝術成就上看,《馬丁·伊登》是傑克·倫敦不折不扣的最高作。曾多次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皮耶特羅·馬切羅的《馬丁·伊登》是最新一部,在201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馬丁·伊登》講述同名主人公馬丁·伊登在拯救了中產階級的年輕後裔阿圖羅之後,被邀請到男孩家中做客。他遇到了阿圖羅美麗的妹妹埃琳娜,並一見鍾情。為了追求這位文質彬彬的年輕女子,馬丁·伊登克服卑微出身代表的種種障礙,夢想成為一名作家。在年老的知識分子魯斯·布裡森登的影響下,馬丁·伊登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使他與埃琳娜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世界發生衝突。理想破滅後,馬丁·伊登選擇殞命大海。
如果了解過傑克·倫敦的一生,可以發現《馬丁·伊登》的故事與傑克·倫敦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重合。傑克·倫敦同樣生於底層,十歲便開始打工挑起家庭的重擔。在經歷過人生的大風大浪之後,傑克·倫敦找到了文學這劑良藥,希望藉此養活自己和家人。他把每天寫1000字作為自己的紀律,在生命最後的16年出版了50多本書和數百篇文章,不斷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告訴人們活著的意義。
可以說,傑克·倫敦的一生就是奮鬥與拼搏的一生:從美國的底層社會一路爬升到上流社會,成為知名的作家,收穫金錢和美譽。但是,如同馬丁·伊登,功成名就並沒有給傑克·倫敦帶來安寧,他曾一度對人生感到幻滅,日日以醉酒麻痺自己,這也導致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患上尿毒症,只能通過注射嗎啡緩解疼痛。他曾在一次採訪中透露,與自己在小說中呈現的用於拼搏、樂觀向上的主人公不同,他自己其實是一位悲觀主義者。
「我經常懷疑自己。在這裡,我擁有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女人的愛,我有美麗的孩子,我有很多很多錢,我有作家的名聲,我有很多男人為我工作,我有一個美麗的牧場——但我仍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以冷靜、科學的眼光看待事物,一切都顯得幾乎沒有希望;經過多年的勞動和發展,人類的境況一如既往的糟糕……我看到上層階級僱傭了一大群殺人犯來控制工人,如果他們企圖剝奪資本家的權利,他們就要把他們打回去。這就是為什麼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從歷史和自然規律的角度看問題。」
這幾乎像是馬丁·伊登在結束生命之前給世人留下的遺言,他的一生完美詮釋了王爾德的名言,「人的一生只有倆大悲劇,一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二是得到了。」傑克·倫敦與自己筆下的馬丁·伊登於是形成互為重疊的鏡像,傑克·倫敦到底是自殺,還是意外服藥過量?到此似乎有了答案,循著馬丁·伊登的路徑,傑克·倫敦選擇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 還是王爾德的名言,「生活模仿了藝術」。
馬丁·伊登的幻滅有其他原因。埃琳娜原先是他的女神,高高在上,無可企及。當馬丁·伊登逐漸通過自學成為知名作家之後,發現自己對埃琳娜的愛原來只是建構的幻想。小說中有一段內心獨白,能揭示馬丁·伊登前後心態的轉變——「如今他明白了,他沒有真正愛過她。他愛的是一個理想化的露絲,一個他臆想出來的神仙中人,一個在他的愛情詩裡的熠熠發光的精靈。而那個真正的資產階級的露絲,她那一身的資產階級的弱點,她那種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褊狹心理,他可從來沒有愛過。」
階級的不同、身份的差異,讓馬丁·伊登逐漸產生了破滅之感。馬丁·伊登慢慢遠離了生活,沉溺在理論和美之中,從而導致悲劇。當他名利雙收,他不再知道自己苦苦奮鬥的到底是什麼,無法為自己躁動不安的心靈找到歸宿。馬丁·伊登尋找的是最後的結果:活著到底是為何,而不是過程:體驗奮鬥的過程。於是他自我懷疑了,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傑克·倫敦將馬丁·伊登的一生寫成了底層人民在美國黃金時代初期奮鬥拼搏的個人史。馬丁·伊登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受到了歐洲文化個人主義的影響,理想與現實之間產生撕裂,從而走向毀滅。
如果讀過原著小說,會發現皮耶特羅·馬切羅的改編忠實又有新意,電影幾乎完整呈現了小說的故事精華。皮耶特羅·馬切羅在參訪中談到,原著小長達600頁(義大利語版),最開始,他們將其寫成三百頁的初稿,然後再一步步變成兩百五、兩百、一百頁,最後劇本終稿只有50頁。這種大刀闊斧的縮減自然無法保留原著小說的全貌,但我們仍然能看出電影對原著小說的忠實性。
皮耶特羅·馬切羅根據自己的從影背景做了改動,比如講故事的發生地從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搬到了義大利的那不勒斯,畢竟相較於美國的文化,義大利籍的導演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顯然更為熟悉。與此同時,小說的故事原本設置在19世紀,但在電影中,時空向後挪動,這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故事,但又沒有明確地設定具體年代。馬丁·伊登失去了他的美國背景,單純變為活在某個社會時空中的抽象個體。當整個故事脫離原初時代背景,傑克倫敦所要闡釋的道理便很難被還原。
皮耶特羅·馬切羅只能在電影中保留了奮鬥主題,但他沒能為該主題找到合理的素材和說明。皮耶特羅·馬切羅以此說明這個故事的普世性價值: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
導演皮耶特羅·馬切羅的來頭並不大。憑藉《馬丁·伊登》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並獲得最佳男演員獎後,皮耶特羅·馬切羅才真正開始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在此之前,皮耶特羅·馬切羅只是被小眾影迷知悉的紀錄片導演。他曾有兩部評價甚高的紀錄長片:《狼的嘴》和《遺失與美好》,採用新穎的虛實混雜的散文電影手法。其中《狼的嘴》獲得第6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遺失與美好》入圍洛迦諾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被選入Cinema Scope的年度十佳。
一種混雜的藝術:從早期的檔案式的短片,慢慢發展成融合各種藝術類型的長紀錄片,再到建構宏大敘事的劇情長片,皮耶特羅·馬切羅一步步實現著自己的藝術野心。皮耶特羅·馬切羅的電影畫面唯美、構圖精緻,表現了他對繪畫的熱愛。畫家原先是他想從事的第一職業,電影只是第二選擇,後來他發現自己的繪畫天賦不高,才改行拍電影。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論電影為何是一種不純的藝術(《電影作為絕對不純的藝術》)。皮耶特羅·馬切羅對此應該會有同感,他認為每種藝術都有它獨特的表達形式,電影有它自己的語法規則,通過鏡頭的組合講述故事,電影永遠無法達到小說的高度。「電影不是純粹的藝術形式,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它從不同的源泉中汲取,是一個集體藝術形式。」 這樣也就不奇怪,皮耶特羅·馬切羅會從先鋒紀錄片走向傳統、嚴謹的史詩敘事,它們都實現著影像同一種功能:綜合的藝術。
拍紀錄片的經歷給皮耶特羅·馬切羅帶來諸多助益,首先能靈活應對拍攝時遭遇的突發情況,其次可以將紀錄片的手法運用到電影中。皮耶特羅·馬切羅在《馬丁·伊登》中大量使用手持特寫長鏡頭和凌厲的剪輯,這是法國新浪潮的風格,帶有20世紀70年代的復古審美風格。除了我們所能見到的正常拍攝的影像之外,皮耶特羅·馬切羅還在其中插入了私人資料,這些影像穿越了時代,從現實中潛入影像,從而賦予影像體驗上的真實感。
在皮耶特羅·馬切羅腦海中,將《馬丁·伊登》轉化成影像的念頭並非近來才有的事。早在20多年前,皮耶特羅·馬切羅便由朋友毛裡齊奧·布拉奇(本片的聯合編劇之一)推薦讀了《馬丁·伊登》。 20年過去,兩人走到了一起,決定將《馬丁·伊登》改編為電影。他曾表示,「自己是一個工匠,而不是一個藝術家。」這在數碼獨霸的當今時代,是非常難得的認識。義大利電影在經歷過上世紀中葉的輝煌後,正陷入青黃不接的困境,不過這個局面正在改變。一批富有創造力的年輕導演不斷湧現,皮耶特羅·馬切羅是其中之一。皮耶特羅·馬切羅還將帶來怎樣的驚喜,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