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知青
我是主動積極上山當知青的。
我這句開篇, 想必會遭到許多人的「拍磚」, 但我說的是實話——活到這把年紀, 已經不屑於講假話了。
當然, 我得把話儘可能講準確了。這種主動、積極其實是無可奈何、別無選擇的。因為我是資本家的兒子。
我祖上當過清朝的官。到我父親, 他二十幾歲就開過3家店, 現清河坊古街高義泰對面的小三樓就是當年的店址之一, 店名「元大」。我出生後便成了「元大履記」。所以, 我對當下一些「富二代」的張揚很不以為然, 因為我也曾是個「富二代」。馬克思有句名言:資本的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我想問那些炫富的「富二代」, 你家的財富就那麼乾淨?就沒有原罪?不好說, 說不好, 不說好。
我這樣的家庭背景在那階級歧視的年代, 想當兵?做夢!想留城?妄想!唯一去向, 上山下鄉。我很清楚, 當然大家都清楚。
可我母親拎不清, 說啥不讓她獨養兒子離家, 更不用說務農。昏暗的路燈下, 我拉著她漫無目的地走著。嘴裡翻來覆去一句話, 「媽, 我要去農村插隊, 我一定要去。我能養活自己。我們都有兩隻手, 不在城裡吃閒飯」。最後那句話, 其實是當時在大報、廣播裡播報的一篇重要文章的標題。
拗不過我的執著, 當我倆疲備不堪地回家時, 母親終於有條件地允諾了。條件是:不得去邊疆, 只能就近插隊;不得在農村結婚生子, 談戀愛也不行。
這算那門子事?我不懂母親怎麼提這個要求。但大條件已成立, 小條件可忽略。我說:行!我也有個條件, 我要把家裡的小書櫃和美孚燈帶走。我有用。
1969年1月16日, 那是個雨雪天, 大卡車載著我那小書櫃和行李駛向餘杭縣太平公社 (現鸕鳥鄉) 。這是個山區, 據說抗日時期, 國民黨鄉、鎮、區、縣、市五級政府遷至這裡, 日本鬼子難以進山侵犯, 故有「太平」之名。
我終於成了一名上山知青。
落戶農家
公社的會議室擠滿了安置知青的貧下中農代表, 拿現在的稱呼, 是東家。他們等我們也等急了, 等到了中飯時刻。也許對安置工作早就有宣貫布置, 我只覺得沒有過多的繁文縟節, 馬上進入領人程序。
只看到那些認識的、不認識的同學一個個被東家領走, 挑起行李擔走人, 我卻被晾了起來, 心裡著實有些不安和詫異。最後, 剩下生產隊長徐大伯和我倆人。大伯看了看我, 說:「小張, 那你就住我家吧。」便挑起我行李顧自走了。我跟著他, 一直往前, 穿過太公堂, 又經觀音堂, 爬上百步嶺, 越走越深, 越走越高, 倆人一路沒啥搭理, 我腦子裡空白一片, 頭緒很亂, 一直到深山老林的徐大伯家, 開始了為期半年的搭夥搭宿的日子。
臨近春節前的山區應該是充滿歡快的。雪雨封山, 不用出工;食宿有人管, 自有支配時間多。初來乍到, 一切都新鮮。聽山泉淙淙, 清澈見底;看翠竹搖拽, 婆娑舞姿。大多農家圍著炭盤侃大山, 雖多為戲謔打趣, 也夾雜男女之事的葷話, 在喜慶氛圍籠罩下, 知青們也忘卻了離家的愁緒, 放鬆了對山活艱難的恐慌。這時候, 唯一要出力的便是打年糕。把蒸熟的糯米放到石球中, 石球又置於三開間的地坪中央, 兩人各執木槌輪流打米, 一上一下直至打成又粘又稠的年糕團切塊。
誰能想到, 我當山民的首個亮相是在這兒打年糕, 並且還很出彩。那個後來成為好友的小楊挑的頭, 指著我應戰。每人打一槌後接著要把大石球往對方頂一下。他是要和我比力, 他是看中我的人高馬大要出我洋相, 但他太缺乏了解了。他哪裡知道, 我高一時就師從王教練, 是市青少年業餘舉重隊隊員。結果, 三下五除二, 我竟然用大石球頂住他一步步推到牆腳邊。眾人哄然, 小楊無顏見父老, 我一戰成名。
農活不幹, 家活要幹, 飲水要挑山泉, 做飯要砍柴火。仗著一身力氣, 東家的體力活我包了, 因為大伯家無壯丁, 兒子還在餵奶。沒多久, 村裡有話傳開, 「你看徐家的知青, 什麼都幹, 我們的那個, 唉!」我細一打聽, 恍然大悟。原來山區少田, 口糧政府配給, 落實安置時, 有的東家考慮口糧問題多了, 所以出現了安置時我被晾在一旁的情形。「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成嗎?
但話又說回來, 山裡人生活不易。了解真相的我再不敢像以前那樣, 吃飯一直吃到鍋巴底為止。我常常是兩小碗後必放筷。我嘗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心裡想著, 忍耐住, 堅持住, 6個月後獨立生活就好了。口糧不夠花錢買, 反正有力氣, 多賺工分就是。
過勞動關
正月十五一過, 山裡也忙碌起來。
山裡的生活是艱苦的, 不是一般的苦。
沒力氣不行, 男勞力肩扛手拉是常態, 砍樹、拖毛竹、駁石坎, 哪樣都不省力!剖篦、捆竹、做掃把, 哪樣都不省心!農業學大寨, 山裡也造田, 要在石塌皮裡壘起方寸地, 該有多大的勁多大的毅力!
於是, 我就有了山裡人的標配:腳著山襪草鞋, 草鞋防跌滑, 山襪猶如皮靴, 可以防蛇咬蟲虰。腰掛鈎刀, 砍根竹、剖個篦當捆繩, 進山開道當武器。肩上還有個搭肩布, 拖竹抬槓防肩腫。左手拿個支棍, 那是人的第三條腿。幾百斤的毛竹一頭壓肩, 一頭著地, 下山時在巨大的推力下, 雙腳是不吃力的, 全仗支棍著力下行。挑擔上山, 十裡長途, 支棍又作換肩用的支架又作休息時的肩頭。夏日炎炎, 還得加一頂草帽。甚至不著內衣褲, 溼漉漉的礙事。
還記得第一次拖毛竹, 山民用竹篦捆好後讓我拖下山。我有力氣, 但我怕崎嶇山徑, 空手下山都難, 不用說肩上壓著三百多斤的竹捆。我說:你先走我後隨。待山民下山, 我擱下肩, 把竹捆往山溝溝裡放, 我以為下垂物體在加速度下會事半功倍。誰知竹篦經不住嶙峋山石砥磨, 斷了捆, 在林間撒成孔雀開屏。化九牛二虎之力重新整合起來又因不會剖篦一愁莫展。情急生智。我解下褲帶做捆繩, 最後是一手拖著竹子, 一手提著褲子一步步拖下山的。
於是我學剖篦, 結果篦子沒剖成, 手指劃出了血口。於是我學下山, 一個蹌踉, 手掌撐地, 剛好撐在竹樁上。竹刀片刺入手掌, 我像關公刮骨般地鎮靜。當然不鎮靜也沒用, 深山老林哭天喊地也無人應。我咬牙拔出竹片, 滿手鮮血, 撕下布條一紮, 繼續前行。
晚上在煤油燈昏暗的照射下, 我寫下了12個字:「落戶山區, 真是沒趣, 有朝一日, 揚長而去。」
但很快, 我在「揚長而去」上打了個問號?去哪?能去哪?我是自願主動來的, 我不吃苦誰吃苦?我想到歷史典故:昔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磨難發憤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引領。我擦乾眼淚, 撕了「揚長而去」, 第二天一早又去流血流汗了。
我有力氣, 我不笨, 我勤奮, 堅持出工, 多方磨練進步也快。上山挑擔240斤不腿軟, 下山拖竹五六百斤氣不喘, 挖石駁坎敢於和頂尖勞力抬扛。我用實力證明我不是個軟蛋!
山民是最實在的。他們評判標準也是一個「實」字。我的工分從初時婦女兒童工分的5分、8分馬上躍至7分、8分, 接著又給我評為9分、8分。全天候頂級勞力是10分, 我一年山齡卻拿了9分、8分, 你說我行不行?
9分、8分是一個什麼概念?2元一分, 一月就是30多元 (雨雪天不出工) , 當時的30多元都可以結婚生子過小家庭日子了。第二年春節回杭, 我把錢交給父親, 父親驚呆了。鄰居孩子下鄉, 回家向父母要錢, 我怎麼不要反給?我說, 因為我是你的兒子。
過生活關
相比過勞動關, 我覺得過生活關更難些。
在房東家搭夥搭宿的6個月結束後, 知青搬入了政府拔給的人頭安置費蓋起的小木屋裡獨立生活了。安置房4間聯體, 每間2室, 內間起居, 外間灶房, 面積16平方米左右。安置房背靠大山, 啟門見水。每當夜幕降臨, 但見山民舉火把蜿蜒行路, 頗有詩畫情趣。我一直在意這小木屋。前不久遇一律師, 問及當年政府安置的知青房產權歸誰?律師楞了半天, 告訴我, 我是發問的第一人。
獨立生活給我出的難題是, 五大三粗的男人如何洗刷縫補?如何掌控鍋盆鏟勺?第一個月, 我60多歲的祖母幫我幹。我是她寶貝孫子, 她不能不來。可憐她燒了一輩子飯就是燒不了我的柴火飯, 往往因存放露天的溼柴火搞得滿屋是煙。我妹妹也來過, 洗衣縫補她在行。我在上海的外公也來看我, 他幫不了我什麼, 但他是精神鼓勵。他跟我說, 自己培養過我父親, 但時運不濟, 培養失敗。現在, 我是他第二個培養的人, 我肯吃苦, 只要假以時日, 我會比我父親有出息。我知道外公疼我, 鼓勵安慰我, 但在深山老林又談何出息?我不願傷他心, 便跟他開起玩笑:「外公說得沒錯, 你跟偉人一個意思。
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
獨立生活帶給我是一個忙累。放工後打柴火;回家後做米飯;飯在鍋就洗衣;洗完衣吃晚飯;晚飯後開生產隊會, 安排翌日任務, 會後回小屋, 沒有電視 (我扯這幹嘛, 連個電也不通) 拿本舊書在油燈下看看, 然後一覺到天亮。
村民有好客的, 叫我上他家蹭飯。有好心的送我筍乾冬筍雞蛋。有小嫂小姑會把我放門口的溼漉漉的衣服拿去洗後曬石塌皮上。山裡人的淳樸也幫我渡過生活難關。
最難過的是洗澡。一天活後身上又溼又癢。毛筍殼上的毛, 樹葉上的蟲, 灌入衣領、裡合汗水那真叫一個難受, 唯一解決辦法是洗熱水澡。村裡有口能容一人的大鍋。每家每天輪流用柴火燒鍋。放工後先男人洗再婦女兒童洗。先頭的一二人洗了還好, 後頭洗的不知是水還是「奶」, 鍋面上白花花的一片。我問, 這不髒嗎?還能洗嗎?被告之, 不洗行嗎?要換熱水誰來燒呀?髒東西只會洗下不會洗上!
我無言, 只能每天放工, 啥也不幹, 第一個排隊洗澡。但哪有回回第一的。沒辦法, 把白花花的東西用勺子劃掉一些, 閉著眼往鍋裡一躺, 也愜意呀!人這個東西, 適應性很強, 習慣了也就自然了。
過思想關
知青上山下鄉,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其一是要過思想關。
我是在上山後才知道, 山上也有地主, 也有階級鬥爭。
剛到不久, 我想為村民做好事。我會理髮手藝, 村裡人下山理個髮耗時費力, 我說我來理。生產隊還專門開會, 問我一個頭給記多少工分?我說, 分文不取, 我是接受再教育的, 應該服務貧下中農。
於是下雨天就是我理髮日。也不用自己做飯, 理到哪家哪家會管。當我在一家徐姓家理完髮還沒洗頭時, 出門解個手。恰遇阿根, 被告之說他家是地主。嚇得我轉身就走, 飯自然沒吃, 頭也沒給他洗。
生產隊有次開憶苦思甜會, 教育我說地主可狠。因在接飲用水的竹筒裡發現一坨屎, 逼長工吃下去。我聽後, 就再也沒給地主理髮了。
但一些小地主及地主子女我覺得可憐。小地主是指解放時剛滿十八歲就劃為地主身份的。他和他們的子女談婚論嫁也很困難。
於是就有了一段悽慘的故事。村裡有位新四軍殘廢軍人, 腦子被打壞了, 我給他理過發, 費了我好大勁。因為整個理髮過程是他躺在床上完成的。
組織上動員了一位女青年與他結為夫婦照顧他, 當時應該病情不重, 否則也不會有孩子, 但以後就不一樣了, 就像我理髮時見到的模樣。終於有一天女青年跟村裡的光棍小地主搞上了, 事情敗露開批鬥會。破壞革命軍人婚姻罪大莫及!
我是批鬥會領呼口號的。我確實也義憤填膺, 嗓子都喊破了。會後小地主被押送公社, 下山至百步嶺, 他竟一個縱身從百步嶺跳下, 落水龍潭。幸好押解員快速砍毛竹撈救上岸, 後小地主判刑入獄。
從初始教育到接受再教育, 我們更多是被灌輸階級鬥爭和階級歧視。但時至今日, 在「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公平、和諧、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下, 我越來越不知如何評說小地主的事。據說改革開放後, 小地主出獄到北方做生意, 榮譽軍人也早己過世, 當年這對男女領證成婚。我不知這是否屬實, 但希望如此, 應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老話。
直掛雲帆
過了勞動關、生活關、思想關, 我有種「直掛雲帆」的衝動。
在記錄這一節時, 我想插上一段背景材料, 以佐敘述。我要感謝我的父母, 是他們教育我做人要老實, 做事要踏實, 並且教會我謀生能力。
經公私合營、三反五反後, 我父親的店鋪關了, 傾其所有發了夥計的遣散費, 家道中落, 生活維艱。
大概人窮膽就大。父親給國家總理寫信。父親告訴過我, 他信中問總理:共產黨教育我們要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現在才三十出頭, 我願意成為勞動者, 但沒有工作, 又怎能自食其力?又何為勞動者?
沒多久, 市裡來了兩位幹部到家探底。我母親正和我兄妹三人吃飯, 菜就一碗, 「一清二白」。「清」是無油, 「白」是白豆腐加白鹽涼拌。母親見人一來, 用筷子戳著豆腐兇我:「哭什麼哭, 沒得吃再哭!」我不懂, 我沒哭呀!等以後大了, 知道母親那時是借題發揮, 跟我哭不哭沒有半毛錢關係。
很快, 父親進了醫藥公司做事, 母親也進了合作社踏繡花枕頭。我讀書, 小學享減免學費, 中學享丙級人民助學金, 一直到高一時才因貫徹階級路線中止。我父親好詩歌戲曲, 母親愛繪畫藝術, 基因遺傳、耳濡目染使我對文學繪畫也有了一定基礎, 這讓我在廣闊天地有了施展的可能。
在公社會堂二層樓的白牆上, 我搭上腳手架畫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漆畫。
生產隊裡不定期有我繪製的宣傳牆報。
大隊會議上我說起了快板書, 宣傳農業學大寨。
春節太公堂戲臺上, 演出本土版非標京劇《紅燈記》, 我是主角李玉和, 不是我唱功好, 只因外形像錢浩亮, 方正大臉, 腮邊倆疙瘩。
1970年國慶前, 知識青年代表大會召開, 我從區、縣一直開到杭州地區, 並在縣區會上做發言。
我至今記得那次演講, 安排我最後一個發言, 時間己過11點半。也許因為前面幾位發言人的千篇一律, 也許是臨近中午吃飯時間, 代表有喊肚餓的, 有喊好了好了的, 會場氣氛令我不安。
主持人說, 最後一人了。我是這樣走上講臺的。
為了配合, 為了加快, 我乾脆扔掉準備好的發言稿, 將開頭語錄僅保留一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很有必要。接著就攤苦經。我說, 我也想吃飯了, 但我現在沒資格吃飯。因為今天我是誤工, 不發言拿不到工分。請大家幫我開完會, 才能夠吃到飯。
此言一出, 全場立刻靜了下來, 我信心來了, 不失時機地說:我其實沒啥好講的, 我做得還不夠。不像前幾位有山林救火、河道救人的英雄事跡。我這一年沒見火燒, 沒見溺水, 也沒有了救的機會, 我有的只有自以為是, 出盡洋相。我講了提褲子拖毛竹的那件事;講了把烏籽糯稻田當害蟲, 要求隊裡派工治蟲的事, 等等。最後歸結到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主題, 我又以兩首詩結束整個發言, 我說:「上山不久, 我寫的詩是『落戶山區, 真是沒趣, 有朝一日, 揚長而去』通過再教育, 我現在是『落戶山區幹革命, 紮根農村做山民, 虛心接受再教育, 廣闊天地鑄紅心』。」
我演講成功了。因為滿堂掌響;主持宣布散會了, 許多知青圍攏來問這問那。怎麼, 肚子不餓了?
鹹魚翻身
那次演講後, 我的名字寫進了縣委劉書記所作的知青大會報告, 提及我轉變的那兩首詩。
當時還有知青下鄉動員, 每遇學校帶學生下鄉體驗生活或搞拉練活動, 我便是專職報告人。
之後每逢公社、大隊開大會, 我便坐上了主席臺。其實就是臺上的發言席, 左右兩旁置一排條凳。沒有案桌, 沒有茶水, 沒有胸花。開會始, 主持人喊, 貧下中農代表誰誰誰上臺, 民兵代表誰誰誰上臺, 婦女代表誰誰誰上臺, 知識青年代表便是我。
我還被任命為公社知青三結合領導小組副組長。職能是負責知青工作的種種。組長是公社黨委委員、婦女主任老姚。
公社廣播裡經常會通知我開會。已經安排生產隊的活只好臨時變動。但是當我著一身乾淨衣服, 兩袖清風, 一身輕鬆地走過山徑地邊去開會, 與流汗勞作的山民、知青面面相覷時, 我總有些許尷尬和不適。
我知道會有事了。我從一些渠道聽到了反映, 尤其是根正苗紅的知青反映, 說我一個資本家兒子倒鹹魚翻身了;說我出工勤, 工分掙得高, 是開會開出來的, 是輕輕鬆鬆賺的。
我頗感委屈, 但因為明白, 也不辯解。我甚至做好準備等著下臺。但似乎反映不奏效, 我還坐檯上, 還當那副組長。
我決計既變又不變。不變的是, 出身不能變, 給我個「官」爸爸我也只認「討飯的」爹, 我仍要理直氣壯地當好我的副組長。要變的是, 做到開會誤工也流汗。逢開會日, 一清早上山, 拖捆竹子下山至公路, 卸下後再奔會場。這趟活是義工。儘管幹活後開會身上有汗味, 衣著也不會整潔, 但當我走向勞作的村民和知青時, 不用再躲避他們的目光。
至於當副組長, 實在沒什麼可值得說的大事, 無非是反映情況, 看看文件, 討論工作, 唯有一件事至今難忘。
一位一向文靜的女知青, 下鄉後對艱苦勞作難以勝任。在舉目無親、渴望幫助時, 同村的一位小夥每每援手, 幫砍柴、幫挑擔、幫重活。女知青亦感動, 回杭返程也時有小禮物相贈。小夥己成婚, 其妻發現端倪, 責罵丈夫。
農村是夫權社會, 丈夫拳頭相向, 其妻不堪忍受, 遷怒知青, 兩者扭打。可憐女知青衣衫零亂、披頭散髮全然不顧, 斯文淑女成了不甘受辱的猛士。
此事引燃幹火。村裡主導輿論是知青破壞家庭, 甚至有處理的要求。我不同意。婚姻本有裂痕, 怎能捨本逐末?!知青勞作有難, 隊裡應有具體幫扶!所幸, 明智佔了上風, 後來也不了了之。只是一個農家散了, 女知青成了他的二婚, 還生下了倆娃。
這是個悲劇。我不是指下嫁農民成二婚這事, 而是指一個農家的破裂和一個女知青的嬗變。女知青最終因成婚農村而未能實現返城, 這是後話。
1971年下半年, 我被安排到太平中學任民辦教師。我不知上面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做出的安排。猜測原因:一是中學缺老師, 我是老高三;二是調我當老師, 也是便利副組長工作, 校址在山下, 臨公社機關, 聯繫方便。
說是中學, 僅仨教師, 小方、小高和我。回鄉知青小方是校長。我一人兼語數, 也教過歷史英文。我一直擔心我那紹興口音的英語會誤人子弟, 但轉眼想想, 社會底層的農家子弟又有幾個鯉魚跳龍門的?也就釋然。
知青返城
是年十月後的某日, 我在公社食堂用餐, 隱約有個異樣感覺, 有人想說又不說, 話音低低的, 語句斷續的。
副統帥走了, 掉了, 沉了。
接著小艦隊的紀要上借用力量有知青的事曝光了。
接著知青返城了。
我始終覺得這些事串起來會有某種聯繫。但還瞎想什麼, 走人成了知青的唯一考慮。
然而, 知青返城起先是分批的。積聚了太久的情感成了迫不及待的渴望, 人人都想奪門, 誰知有沒有以後。
某隊裡有二男二女知青。首日發榜, 是相戀的一對, 榜發後欣喜若狂, 當天雙雙到水庫遊玩相慶了。誰知返回的次日, 二榜換成了她相鄰的女生。
她哥從城裡趕來, 原本喜衝衝驟變成怒衝衝。責怪阿妹大事未定, 捷足出行。罵她「介熬不牢」便離去。她把一根繩往梁上一甩, 走了。
出大事了, 縣裡要調查報告。公社囑我執筆, 我是副組長, 而且我接待過她哥。她哥來前還不知換榜的事, 帶了梅乾菜焐肉來賀喜小妹。結果走人時那包東西也沒給妹, 放在我這也沒交待就走了。
夜晚我寫報告時流淚了。是什麼原因導致換榜?朝夕相處的閨蜜插友, 因何滋生此事?誰是犧牲品, 該有多大的犧牲?人世呀, 你真的深不可測!
調查報告翌日上交。按慣例該有事情經過和結論兩部分。我是一夜沒睡多少, 糾集於結論部分的那些思考。最後上交的這份報告是我最失敗的報告, 我只寫經過, 不著結論。我承認, 我怯懦, 我私心。我怕我的不當, 導致影響自己的返城。我也想回家!
尾聲
我不是第一批返城的。送走同伴後, 留下來的知青情緒低沉。
我這個副組長使命也快結束了, 除了安慰, 又能說什麼呢?
可是, 我仍然堅持勞作。有人還誇我不受影響, 意志堅定。其實我清楚。我堅持勞作, 是因為我不想唉聲嘆氣那些無用的東西, 忙是為了忘!我為人處世就是一個順其自然, 我在等待時運。
當然, 公社有人隱約透了風, 儘管不明說, 但給的信息是「不著急, 站好最後一班崗」。
1971年12月, 我接到通知, 被招工進杭玻。我一直在等這個結果, 等來後又有了依戀不舍。那幾天, 整天串門, 致謝告別。把酒壺、煤油燈等一些物件送人, 我感恩幫助過我的人。
12月29日是離開太平的日子。老東家徐大伯說一定要親自送我回城, 我說不用了。他說有話要跟我爸說。什麼重要的話?我真猜不透。大伯還說, 夜裡8點走吧, 隊裡叫了輛小貨車, 能捎上我的寫字桌和小立櫃 (這是用隊裡分配的珍貴紅棑白棑木料打的新家具) 。瓶窯鎮有林業檢查站, 夜間走便利。
8點多, 車出發。就像我進山那回一樣, 大伯和我一路上也是無言。大伯在想什麼我無從知道。我呢, 回城的興奮點己過去, 腦裡儘是一個個雜亂畫面。
——要是落榜的女知青不短見該多好。忍耐堅持一下, 她也該和我一起回城的。
——那個嫁二婚的女知青按政策是回不了城了。她婚後幸福嗎?她以後能回杭嗎?
——我見到媽媽, 第一句話該說什麼?我想會問媽媽, 當初你有約定, 不許我在鄉下戀愛結婚, 你是怎麼料事如神的?你早知道兒子會回到你身邊嗎?
——我還想起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發言, 那兩首詩從「揚長而去」到「廣闊天地鑄紅心」。現在畢竟還是「揚長而去」。我言不由衷是種假唱嗎?我惶恐。
……
雜亂思緒伴我一路, 到家己過10點, 搬家具吵醒了鄰居, 我也不顧。我回家了!
太晚了, 大家馬上洗洗睡了。翌日一早, 大伯告辭, 對我父親說:「我把你兒子送回來了, 你兒子在我們山裡表現很好!」
就這麼一句話!幾百裡深夜送行就為這句話。我差點流淚了。他走了, 我又追上去, 送了很久很久。
改革開放後, 我幾次去看大伯。當年我搭夥他家抱過的小兒子如今開起了農家樂。我搭宿時睡過的床還在。我約了幾位朋友在他家打牌, 他在邊上久久坐著一聲不響地看著。他還是先頭的那個他, 我已不是從前的我了。
2012年, 他走了。他兒子忘了通知我, 我最後也沒能看到他。
作者：張履綏
來源知青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