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曉霖 井堅剛
瑪格麗特·埃德森（Margaret Edson）的戲劇敘事作品《心靈病房》（Wit，1999）不僅獲得了普利茲戲劇獎，還獲得了2002年國家醫學教育改革獎。埃德森本人曾在醫院做過護工，母親是秉持人性關懷長年在醫院工作的社工。這部戲劇講述了一位晚期卵巢癌患者的故事，描述主人公從確診到死亡之間的醫療經歷。許多醫學院校都將這部戲劇用作對醫學生、醫護人員和殯葬業社工等人開展臨終關懷和死亡教育的人文教育素材。
一、「生病的最大痛苦是孤獨」
主人公薇薇安·貝令（Vivian Bearing）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文學教授，以對十七世紀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死亡十四行詩的研究而著稱。她父母已故，獨自一人生活。在被診斷為四期轉移性卵巢癌之後，她的生活發生巨大改變——從一位有名學者變成一個無名患者，每天躺在病床上毫無尊嚴地接受各種檢查與治療，還要承受化療帶來的各種痛苦。在罹患末期移轉性卵巢癌時，她冷靜地遵從醫囑，進行實驗性的重劑量化療處置。
這所著名教學醫院的腫瘤醫生科勒奇安讓薇薇安嘗試最新的化療實驗。在第一次與薇薇安進行交流並告知她診斷結果的過程中，科勒奇安說了一堆高深的醫學術語，如浸潤性上皮癌、靶細胞特異性、抗惡性增生等，這無疑徒增了薇薇安的恐懼感。本來病痛就會強化人與人之間的界限，而這些難以理解的詞語更讓薇薇安感到自己被隔離到了一個非生活世界。
約翰·多恩在他的《突發事件的禱告》裡說：「如果說生病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那麼生病的最大痛苦是孤獨，與整個世界隔開的孤獨感。」臨床語言的艱深讓薇薇安想起自己在詩歌研究中所使用的那些晦澀高深的學科語言，以及她對研究的熱情和對學生的冷漠態度。似乎這些研究性的語言都不是為了給出明確的信息，而是故意為難那些前來了解的人們。也就是說，這些語言不僅沒有增進理解，反而成為交流的障礙。
在實驗治療過程中，薇薇安飽受各種化療副作用之苦。事實上，薇薇安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已經成為展示醫學科技和化學藥物的試驗場。儘管如此，她仍想方設法去克服治療過程中身體的痛苦及尊嚴的損傷。薇薇安真正無法克服的是對死亡的恐懼，而非治療的痛苦。因為在終末期患者那裡，「潛在敵人」就是暫未出現的死亡，這種恐懼帶給患者無休止的威脅。
戲劇通過閃回的方式，穿插薇薇安對確診之前時光的回憶，兒提時代父親與她分享閱讀和愛的語言的故事，本科時代跟隨導師——著名的多恩研究專家艾斯福德博士學習的經歷，以及正在這所教學醫院為她做實驗治療的傑森醫生，他多年前曾去聽她講多恩詩歌課。她所朗誦的多恩在妻子去世之後創作的神聖十四行詩《死神，你莫驕狂》（「Death Be Not Proud」）貫穿整個戲劇。
二、冰冷的治療方式
隨著病情的加重，薇薇安不得不鼓起勇氣去接受更多試驗性的治療方式，即使她已經意識到腫瘤專家科勒奇安醫生和傑森醫生不是將她視為一個需要拯救和照顧的人，而是將她視為試驗動物和數據，但她仍希望能夠通過科學對抗死亡。當薇薇安問傑森「你為何選擇腫瘤科」這個問題時，這位年輕醫生興致勃勃地答道，「因為欣賞癌細胞瘋長能力的奧妙。」醫生讚嘆癌細胞「永生」的奧妙，卻無視病人的生命正在受癌細胞的摧殘，這再次顯露出醫學將其價值凌駕於病人的現實痛苦之上。
當薇薇安因為化療的副作用嘔吐到腦漿都要吐出來時，醫療團隊卻只關注嘔吐物共有多少CC。故事裡，科勒奇安和傑森關心的只有技術和研究，完全沒有人性可言。在許多患者講述的故事裡，醫生更大程度上都將自己看做實驗室裡的醫學科學家。也就是說，注重疾病而非患者的醫生變成純粹的超脫於患者人事之外的技術專家，而非與患者同在一個語境下有人際互動的治癒者。在純粹依賴技術的醫學發展趨勢下，「有溫情的治癒者」在臨床中的需求被貶低，醫患的主體間性被壓制，眼前患者的語境化需求被忽視，臨床實踐變成了「對去語境化的患者進行治療的技術化行為」。
腫瘤學家科勒奇安和助手傑森醫生就是將自己當作實驗室裡的醫學科學家的典型人物。沉迷於醫學研究的兩位醫生都不喜歡查房之類與患者接觸交流的工作，認為這些工作讓他們無法專心做研究。下面是他們之間的一段對話：
傑森：等我也有實驗室的那一天，就劃不著這麼勤地來看患者了。
薇薇安：跟人打交道的事兒就省了。
傑森：每個醫生都要經歷跟病人打交道的過程。所有偉大的研究者……像我們現在一樣都得跟患者討論肌酐清除這樣的問題。要我說，跟病人講的都是廢話。
傑森毫不掩飾地聲明自己討厭跟人打交道。事實上，故事剛開始時，薇薇安與兩位醫生一樣，都是沉迷於研究的「科學家」，前者研究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後者研究的是當代的醫學科學。他們都將研究對象當作客體，因而研究重點不是人性和感情。雖然兩個學科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這兩位研究者都在用語言來阻止交流而非增進，都在避免有意義的人際間交流。
三、「有溫情的治癒者」
醫護人員當中，只有一位叫蘇西的護士將患者視為一個人，致力於將薇薇安從存在性、情感性和關係性的孤獨中解救出來。蘇西稱薇薇安為「甜心」，跟她談論情感，為她塗抹潤膚露，戴正遮住化療禿頭的棒球帽。凌晨四點為了讓薇薇安的胃腸道舒服點，蘇西去給她買了根冰棍，一邊折斷冰棍與薇薇安分享，一邊與其討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的決定。在病情加重之後，薇薇安的唯一訪客是本科導師艾斯福德教授。薇薇安像個脆弱的孩子嚮導師傾訴自己的痛苦。導師將她抱在懷裡，提出給她念一首多恩的詩，但她拒絕了。導師換成為薇薇安朗讀兒童繪本大師瑪格麗特·布朗為表達母愛親情而創作的繪本《逃家小兔》。這是一本艾斯福德準備送給孫子作為生日禮物的書。薇薇安與瑪格麗特的人生有許多相似之處，智慧知性，終生未婚未育，瑪格麗特42歲死於急性闌尾炎發作後的手術。瑪格麗特雖沒有孩子，卻對孩子的情感、心理和情緒有著深刻的認識，而這正是薇薇安所缺乏的。雖然導師朗誦的是兒童繪本，但卻對患者建構自我認知，促進人際情感交流大有幫助，因為生病的人跟孩子一樣，渴望情感的觸摸與撫慰。
臨近生命盡頭之時，薇薇安認識到自己雖然研究文學，但更多關注的是文字，而非感情，因而，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人文學科的科學研究者，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在警醒著世人，被「去人文化」的不只是醫學，甚至連人文學科本身都在科學至上主義的洪流中被衝到了歧路上。文學批評剖析的不僅是文字，還有感情。醫學解剖的不只是身體，也有感情。薇薇安在對多恩的詩進行剖析時，從來沒有想過現實生活中的自己終將面對死亡，因而在罹患重症之前，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死亡這一主題。
薇薇安意識到了自己以前在情感上的麻木，科學思維讓薇薇安在對學生的文學教學中缺失了人際之間的感情和智慧，沒有真正關注到作為主體的學生，沒有給予他們需要的信念和愛心，而是通過展示用數據和量化的知識，在學生面前炫耀自己所謂的智慧。在她最需要情感的時候，一直故作鎮靜和堅強的她終於懂得了人類的同情比知識與智慧更深刻、更有意義。薇薇安彌留之際，《死神，你莫驕狂》的朗誦聲揮之不去，這時薇薇安對多恩這首詩的理解已經與她年輕時作為研究者對這首詩的理解完全不一樣了。
在薇薇安即將離開之際，傑森醫生奮力施以搶救，即使護士蘇西出面阻止，搶救組仍將蘇西的話當做耳邊風。幾番爭執之後，蘇西最終從這些「醫學工程師」手裡奪回薇薇安最後的尊嚴。傑森最終意識到，一直以來對待生命和醫學的觀點是錯誤的，把是否需要最後搶救的決定權還給患者，才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薇薇安在護士蘇西的懷中停止了呼吸。當醫患雙方都具備良好的「死亡素養」，理解醫療也有極限，彼此才能互相尊重，成為生命共同體，一起幫助患者走向美好的善終。
四、《心靈病房》的深厚寓意
《心靈病房》是一部創作難度極高的關於癌症與生死議題的敘事作品，愛德森在創作時非常用心，人物的命名也有深厚的寓意。女主角是「活力」（Vivien）和「忍耐與受苦」（Bearing）的合體，這兩個詞也可以用來形容她的一生。名為Susie Monahan的護士代表贊成安寧療護理念的醫護人員。Susie在希伯來語中是「百合花」和「偉大的愛」的涵義，在猶太教、基督教裡的花語是獻給神，Monaha是修士，意表在生命盡頭時有尊嚴地面對生命的終結。
如果蘇西是人文心的象徵，那麼傑森就是科學腦的代表。醫學只有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給予患者理想的照護。戲劇最後一幕裡，薇薇安赤身裸體地走下病床，走出醫院，走向「光亮」。正如多恩對死亡的描述：「所有人類都存在於由一個作者統一書寫的鴻篇巨製裡。當一個人逝去，屬於他的那一章並沒有從書中撕離，而是被轉化成了一種更好的語言，每一章都必須被轉化」，薇薇安通過死亡的過程將自己的那一篇章轉化成更好的語言。
愛德森通過戲劇化的表現手法描述了弗雷科斯納式醫學（Flexnerian medicine）如何讓處於人生最脆弱、最低落時期的患者感覺自己就像被置於流水線上等待修理的機器。同時從更高的社會層面，愛德森也揭露了只治療疾病的醫學如何將其天平傾向越來越細分的專科、越來越精密的技術介入和越來越難以負擔的巨額開銷。戲劇也告訴我們，許多醫院和醫生在對待臨終患者時仍然維持著與普通患者同樣的一套標準和流程，而不懂得從「衛生」（save life）轉向「優逝」（euthanasia），也不明白生命末期患者需要的是自主的生命權。
五、《心靈病房》的人文啟示
在當代醫療語境下，絕大多數的死亡都發生在醫院。現代人遭遇醫療化、機構化、儀器化、非人化和延長化五種困境。原本是照料遠行者各種需要充滿人際溫情的安養院（hospice），逐漸演變成為診治各種疾病，充斥科技儀器設備的冷酷機構稱為醫院（Hospital），甚至在醫院內進一步演化出專門診治與急救瀕死者的重症監護病房。本來應該是多面向、個人化經驗的死亡經歷變成了千篇一律的醫療化過程。
在醫院，瀕死者與家屬親人間見面互動的機會受到ICU病房的限制。傳統那種在溫馨家庭環境、親愛家人圍繞中往生的場景，被孤立於ICU病房，身體掛滿各種高科技偵測儀器所取代，瀕死者個人的感受與意志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醫護人員閱讀儀器數據的時間遠超與瀕死者面對面分享討論的時間。死亡的定義由臨床觀察的心肺功能停止，轉為必須依靠腦波儀器才能確認的腦死。過去瀕死者自然死亡的過程，逐漸被醫護專業人員關閉維生儀器的決定來掌控。
當死亡被當作人生的一個階段時，人死在自家床上。當死亡被當作疾病時，人只能死在醫院的病床上。前者是一幅畫，後者則是一條線。醫院裡的臨終場面經常是這樣：心肺復甦、急救插管、發布病危通知、溝通是否放棄治療、選擇拔管時間……最後，當監視器上所有數值歸零，心電圖變成一條線。醫生確認死者已無脈搏、呼吸，正式宣告死亡。然而，接受這些最先進救命科技儀器介入治療而獲得延長的生命，卻往往是被儀器設備捆綁在ICU病房裡，承受更多的痛苦。瀕死者無法復原，無法重獲生命的自由與生存的喜樂。延長瀕死者生命的過程只是增長瀕死者受苦的時間。這種模式被稱為無效醫療或不良死亡（Dysthanasia）。
而沒有醫療介入的「自然死」場景就像一幅17世紀的油畫。而當逝者從家裡來到醫院，便從主場到了客場。在家裡，逝者依然是主人，他只是從容不迫地從「生」過渡到「往生」，從橋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但到了醫院，他只是一個顧客，做主的是穿白大褂的醫生。從家中的床上被移到醫院的病床上，如同秋天的草被連根拔起，被插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只會更加脆弱無助，對於自己的身體和生命失去控制權，甚至，想要安靜死去的願望都無法實現。
正如美國知名外科醫師、敘事醫學暢銷書作家葛文德（Atul Gawande）所言：「雖然我在醫學院學到很多知識，可從來沒有人教會我們面對死亡……醫學訓練的目的是教我們如何救治病人，而非照顧臨終病人，讓他們安然離去。」希望本文對《心靈病房》這部戲劇敘事作品中所蘊含的死亡反思和生命頓悟的分析能夠給予醫療和殯葬從業人員以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