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那些殘骸仍在，它們在白節山海域的水底已經沉睡了63年。我們在詹姆斯·卡梅隆的《鐵達尼號》裡，能看到北大西洋4000米海底鋼鐵墳冢的陰森內部，但在距離更近的舟山群島，我們卻無法得知水下場景。1949年1月27日，一艘叫太平輪的船在此沉沒，約千人罹難，僅有四十多人生還。隨著太平輪一起沉沒的，除了人的生命，還有對未來的期盼。隨後不久，兩岸割裂，海難很快就被政治的憂懼所取代。一個時代都沉沒了，誰還會在乎一艘船呢？
兩年前的5月25日，年長的倖存者和年輕的遇難者家屬別著黃絲帶，手捧白色菊花，來到這片海面上，面朝白節山燈塔方向默哀，祭奠沉入深海的親人和一個遠去的時代。
60年過去，這起死了上千人的海難，沒有多少人問津。來自臺灣的張典婉是這次海祭的發起人。12年前，她開始收集關於太平輪的點滴。
我在張典婉的辦公室呆了大半天。在等待採訪的時候，她給我吃了一種臺灣帶來的甜點。那些被一艘沉船劃分兩岸的親朋再次吃到對岸的甜點時，幾十年就過去了。
2005年，張典婉到上海檔案館查閱關於太平輪的資料。當她看到一捆捆被灰塵覆蓋的「民國三十八年」紙頁時，非常激動，「這麼多年，沒人碰過。」
2000年，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離開人世。她當年乘坐太平輪從上海來到臺灣。整理母親遺物時，張典婉發現了父母在上海的身份證，記錄著滬上生活點滴的記事本，和一本寫滿朋友電話住址的通訊錄。這些物件被鎖在抽屜裡，張典婉之前從沒見過。
她大哭了一場。「母親一直在講太平輪的故事，可是我那時候太年輕，不能體會。」 四十出頭，已是兩個小孩母親的張典婉決定要寫下太平輪和母親家族的故事。在收集家人故事的時候，她發現了更多人的故事，這本叫《太平輪一九四九》的書中，有音樂家、軍人、商人、報人、公務員、職員……他們的命運在一場旅途中被改變。
年逾九十的葉倫明堅持長跑幾十年，曾經是香港最年長的馬拉松長跑選手，他是太平輪海難的倖存者。張典婉在車水馬龍的銅鑼灣地鐵站口第一次見到葉倫明後，葉對她說：「我要為他們而跑。」葉倫明所說的「他們」，是1949年1月27日與他在太平輪上一塊晚餐的朋友。
那天是小年夜，第二天便是除夕。當天下午，上海黃浦碼頭吹著寒風，日光昏沉。人們提著大包小包，擠著登船。太平輪停靠在忙亂的碼頭裡，農曆新年之前，這是駛向臺灣的最後一班輪船。一個個木箱被陸續抬上了船，裡面裝著運往臺灣的雜貨、國民黨史料、金融機構的帳冊報表，和工商企業經營往來的資料，近六百噸鋼筋也被拖進船艙。
船吃水很深，船身傾斜。「我看到船都歪了，不敢坐，就把船票賣了。」一位姓施的女士多年以後向張典婉回憶。船票不便宜。國共內戰後期，船票不再是票面價，多用黃金直接交換。更多的人一票難求，想趁亂擠上去。由於進貨延誤，原本上午要開的船，直到下午4點半才離開上海。
南京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來到黃浦碼頭的時候，船票已經賣空。他從南京趕來，準備乘船去臺灣，和妻女一塊過年。自從進入1948年之後，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相繼打響，戰火遍地。吳伯超的妻女已經提早赴臺。「父親擔心戰亂影響音樂學院師生安全，極力向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建議，將音樂學院遷到臺灣。」吳伯超的女兒吳漪曼說。
吳伯超在碼頭上遇到了太平輪的三副，他們之前認識，看到吳教授無票可買，三副慷慨地把自己的床位讓給了他。
當年曾經服務於海員工會的任欽泓回憶：只要與船上工作人員熟識，便容易無票上船。在上海保存的法院檔案顯示，在太平輪所有者——中聯公司提供的名單裡，正式登記的乘客是508名，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有登記，通過各種方式上了船，乘客實際超過千人。
2004年，張典婉在上海一家餐廳吃飯時，偶遇作家白先勇。她告訴白，自己正在拍關於太平輪的紀錄片。白指著正在餐廳裡吃飯的一位客人說：你應該採訪他。
這位吃飯的客人是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培凱。他當時還是嬰兒，其家人準備遷往臺灣，買了1月27日太平輪的船票，但他吐奶嚴重，母親為此煩心：這麼長的海上航行，該如何是好。此時，恰好所託之人及時幫他們買到了飛機票，於是沒上那艘「死亡之船」，而是改乘飛機前往臺灣。「來了臺灣，媽媽對我特別好，常說還好我吐奶，救了全家。可是如果我調皮，惹得她心煩，她就說：都是你！如果坐那艘船沉了，現在一了百了！」鄭培凱說。
隨著國民黨軍隊在國共戰場上的連連失利，蔣介石已經為南遷作好了籌劃。1948年，故宮那些價值連城的國寶和中央銀行的大批黃金，開始秘密運往臺灣。上海出海口施行宵禁，但大多數船隻無視此規定，包括太平輪。
太平輪駛出港口不久，黃昏旋即轉為黑夜。為躲避軍方可能的攔截，如同其他夜航船一樣，太平輪一路不點燈不鳴笛。為趕時間，還改了航線。在太平輪廚師張順來的記憶裡，這天晚上海象極佳：無風、無雨、無霧。畢竟是小年夜，一頓像樣的晚餐更能增添節日氣氛。太平輪管事顧宗寶登船前，採購了豐富的食材：培根、沙魚、海參、乾貝、冬筍……各類酒水飲料也很充足。
與此同時，另一艘船——建元輪也在沒有星光燈火的黑暗中行駛，這艘益祥輪船公司的貨輪從另一端——臺灣基隆港出發，滿載木材與煤炭，朝著上海方向駛來。
船艙裡，乘客與船員吃喝打牌，興致濃鬱。因為第二天就是除夕，許多人期待下了船便可以和家人團聚。葉倫明在為大伙兒盛米飯，他與幾位熟識的好友在一張桌子上吃飯，晚餐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在海的另一頭，許多人在等待。不到10歲的李昌鈺，與兄姐一起玩耍，父親已經有些時日未見，小孩們頗為想念，他們在院子裡用石頭擺出了「父來公園」幾個字。他的父親李浩民登上了當天的太平輪。李浩民是江蘇如皋人，家中世代經商，發跡後，轉往上海，從事石油及百貨生意。1947年，看到時局莫測，他讓家人先去臺灣，自己留滬。
晚上11點5分左右，太平輪在海面上已經航行了將近6個小時，晚餐的歡愉時光已過，大部分乘客已經入睡。此時，李述文在船艙裡聽到「砰」的一聲，接著有鐵鏈放下的響動，他覺得不對勁，走出船艙一問，才得知，太平輪與迎面駛來的建元輪發生了撞擊。
生還者徐志浩事後講述：「太平輪與建元輪，都是晚上夜行，熄燈急駛，太平輪大副當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記調舵，等發現建元輪迎面而來，提醒掛燈鳴笛已經來不及了。」
被撞的建元輪很快沉沒。結實一些的太平輪，並沒有馬上意識到情勢的險峻，繼續前行。很快，有乘客發現船的下艙進水情況非常嚴重。得知此狀況，船長下令開足馬力，試圖讓太平輪朝最近的海岸駛去。
一切已無時間扭轉。海水湧進船艙的速度快過了太平輪行駛的速度。在葉倫明的回憶裡，僅僅幾分鐘之後，太平輪就開始下沉，忙亂的聲音和悽厲的哀號開始在海面上響起。
「兩船相撞時，沒有即時放下救生艇，放下後，也沒人割斷繩索逃生。」徐志浩回憶。
國防部參謀少校葛克所在的船艙已有海水湧入，他和妻小趕緊登上甲板，想上救生艇，但上面已經擠滿了人，根本進不去。
船身右側就要沉入水裡，葛克抱著女兒和大兒子，妻子抱著小兒子，緊緊擁抱在煙筒旁。一股海浪掀來，葛克掉進海裡，妻兒都不見了。他連嗆好幾口水，掙扎著浮上海面，爬到一塊木板上。隨後又來了兩個人，三人背靠背坐在板上，下身浸在海裡。每一塊漂浮物都成了救命的稻草。葛克看到，有人掏出槍，迫使別人讓出自己的木板。「有人心腸很壞，自己放了小艇，也不願搭救別人，就往前衝了。」回憶至此，葉倫明仍然非常憤怒。
「落水恐懼，已足使人精神受極大威脅，而天氣冷凍之嚴酷，直可使活人凍僵，身穿衣褲，全部溼透，加以酷凍，身如貼冰，渾身發抖，牙齒互撞不已。」這是李述文的描述。
人們抱著各種物品，泡在冰冷的海水裡等待著，夜晚顯得過於漫長，很多人撐不住了，沉入水中。直至天明之後，他們隱約看見一艘輪船從遠方駛來，用盡力氣大聲呼救。
當時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得救的有36人。根據張典婉的調查，在這36人名單之外，又發現了幾名倖存者，達到了四十多人。大部分的人沒能獲救，這個數字在千人左右，和鐵達尼號的遇難人數相差不多。「我們是否願意去體會，那一艘永遠抵達不了目的地的輪船上，其實有著比電影《鐵達尼號》更真實、更動人的事情發生著呢？」張典婉說。
白先勇寫過小說《謫仙記》，裡面有一位叫李彤的小姐，父母因太平輪沉沒而遇難，她的命運因此而改變。謝晉把《謫仙記》拍成了電影《最後的貴族》。吳宇森正在籌拍的電影《太平輪》就是以太平輪海難為故事原型，擱淺的拍攝計劃在2011年重新啟動。
2010年1月27日，太平輪紀念協會成立，不時有遇難者家屬打電話給張典婉。有一天，一個電話打過來，電話那頭的聲音停了很久，然後說：我是生還者。這讓張典婉非常興奮，在此之前，葉倫明是她惟一能採訪到的生還者。
給張典婉打電話的是王兆蘭，她是官方名單裡年齡最小的倖存者，當年16歲，也是僅有的兩名女性倖存者之一。王兆蘭的母親、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全部罹難。沉船後，王兆蘭在海上漂了一夜，身體已經凍僵。「不知道什麼時候，妹妹的手鬆開了，弟弟也不見了，我被人拉到木箱上，呆呆地看著海，清晨太陽出來了，有艘船經過，大家說，喊哪！喊哪！我喊不出來……」
王兆蘭記得，在救起落水者的澳大利亞軍艦上，軍人們給她分發了熱湯熱茶，把溼透的衣物拿去烘乾，讓她認領物品。王兆蘭不懂英語，請了另一名獲救的女性周侶雲幫忙溝通。
周侶雲在一篇文章裡寫過自己落水時的感受：「我只覺得身體往下沉，可以聽見水從耳邊滑過的呼呼聲響，好像身體被夾在什麼東西裡，水不斷從嘴、鼻、耳裡進入肚子，我一時想著什麼都完了。但是我感覺在海水裡淹死太難受了，這樣死太不值得，我寧願死在炮火裡或實驗室裡。」
徐志浩則寫道：「我看見用手巾滿包著的金條，在他們全身只剩一隻頭在水面時，這時價值百萬金圓的金條，也都不再戀情地被送到了海的懷抱裡！什麼都在這時成了廢物，只有生命是最寶貴的！大家都為著自己的生與死做最後的掙扎！」
落水後的徐志浩看見一隻大木箱，上面坐著有四五個人，他便奮力遊過去，馬上就要碰到木箱時，他被一腳踢開。他最後找到了一隻小浮筒。隨後，有3人在向他求救，他拉起了其中兩人，第三人則沉入海中。
「如果社會人士再沒有對航行事件深切的注意和追究，那麼更悲慘的故事，我們還會有機會聽到的。」這是徐志浩在海難後發出的呼籲。
張典婉在上海檔案館調出了1949年2月22日葛克給法院的證詞，上面寫道：「我覺得船公司不守時間，是最大的錯誤，船上管理不得當，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與船同時下沉，載重逾重，全船無一空地，非貨即人，因此加速下沉，這次許多人死於非命，中聯公司當不能脫卸責任。」
太平輪隸屬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一群浙江寧波同鄉集資興辦的輪船航運公司，蔡天鐸是股東之一。他的兒子、臺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鐵達尼號》一文中寫過：「所謂『我們的輪船』，其實是幾十年前，爸爸在上海開的輪船公司的船。這家公司所擁有的輪船當中，最有名一艘，叫做『太平輪』。」
太平輪原是二戰中美軍的軍備運輸船，單層底艙，船體單薄，設計時預備迅速報廢，並不作長期使用。在搭乘過太平輪的人的記憶裡，它像一個黑黝黝的洞。
1949年前後，大批國民黨官員和民眾從大陸前往臺灣，前後遷徙總人數達到200萬。以運送商旅來客為主的太平輪被視作逃難船，自1948年7月起，航至1949年1月27日沉沒為止，太平輪共行駛35趟。
當時，像太平輪一樣往返於上海與臺灣之間的海船數量可觀，有幾十艘之多。中聯公司之外，中興、海鷹、平安、復興，都是規模龐大的輪船公司，在國共內戰時被調撥為軍用船或運輸船。
由於國共時局日趨緊張，千人殞命的太平輪海難責任追究被政治大潮淹沒，匆匆結束。最終的處理結果是，中聯公司抵押了兩艘輪船，向遇難者家屬進行賠償。但是所賠金額不盡如人意，中聯公司以破產收場。
太平輪海難4天後，歷時3個月的平津戰役結束，共產黨軍隊佔領北平，蔣介石辭職，李宗仁成為代總統。李宗仁提出的「劃江而治」方案被共產黨方面拒絕，和談破裂。4月20日，共產黨軍隊發起渡江戰。4月23日，青天白日旗從南京總統府上空飄落。5月20日，臺灣省主席陳誠宣布臺灣地區進入「戒嚴」狀態。10月1日，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開國大典，升起了五星紅旗。
2009年下半年，臺灣的圖書排行榜上有3本暢銷的回憶錄。8月份上榜的是齊邦媛的《巨流河》，9月份是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0月份是張典婉的《太平輪一九四九》。3本書佔據了排行榜前幾名的位置。
張典婉在她的辦公室裡談起了她對這些同類書籍的閱讀感受。她對臺灣大學教授齊邦媛非常敬重。「我覺得她就是一個歷史的縮影。」
齊邦媛也有著關於太平輪的回憶。1月27日的夜裡，太平輪在海上航行時，齊邦媛與丈夫羅裕章在等待。第二天，他倆到達基隆港。他們是去接《時與潮》的總編輯鄧蓮溪。《時與潮》雜誌由幾位東北青年在1938年創辦，是一本介紹國際狀況的刊物。擔任雜誌社社長的齊世英是齊邦媛的父親。
當天，與鄧溪蓮一起登上太平輪的還有遼寧省主席徐箴一家。在《巨流河》中，齊邦媛這樣寫道：「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海難，前因後果至今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倆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那個早上，李昌鈺沒有等到父親的歸來。太平輪沉沒消息傳來後，李昌鈺的母親僱用飛機到失事海域尋找，最終未果。父親意外離世，李家斷了經濟來源，迅速衰落。從未工作過的李昌鈺母親，開始找活謀生。她靠給人幫傭維持生計，供幾個子女上學讀書。高中畢業之後，李昌鈺原本考上了海洋大學，但他發現警官學校不用交學費，為了給家庭減輕負擔，他於是改考警校。
這次學業選擇上的決定，讓李昌鈺日後成為了世界聞名的刑事鑑定專家。他參加鑑定過的案件我們耳熟能詳：甘迺迪暗殺案重審、辛普森殺妻案、柯林頓拉鏈門、「9·11」遺骸鑑定……李昌鈺應邀回臺灣為陳水扁「三一九」槍擊案作鑑定的時候，張典婉找到他，進行了關於太平輪往事的採訪。李昌鈺非常感慨，「如果不是因為太平輪事件，父親過世，我後來就不會去念警校，也不會走上刑事鑑識這條路，也許就與父親一樣，選擇當一名商人吧。」
乘坐那趟太平輪的人，還有已故香港女首富龔如心的父親龔雲龍，他當時供職於上海某英資油漆廠。龔如心的弟弟龔仁心曾在公開場合說過，父親死於太平輪船難，四姐弟妹從此與母親身處逆境，互相扶持。
許多人都沒有等來自己的親人。在基隆碼頭等船的，還有黃似蘭的姨丈。黃似蘭還記得，姨丈從碼頭回來後，並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姨丈對她說：你媽媽的船，因為風浪，漂到菲律賓了。
1950年，家人為了爭奪黃似蘭母親的遺產，決定讓年幼的黃似蘭回大陸。於是，黃似蘭告別臺北，經過香港，回到了外公、外婆在廣州的家。那年她才8歲。
在廣州，黃似蘭參加小學二年級的插班生考試。黑板寫著的考題，對於剛從臺灣來的黃似蘭而言，實在太難。比如其中一道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是誰？「我在臺北念書時，教室黑板上面掛著蔣介石，可是現在這個是誰，我不知道。」黃似蘭說。還有一道題：國家是誰當家作主？答案是：人民。黃似蘭沒能寫出正確答案。她沒有通過考試，第二年才入學。
進入學校以後，她被同學罵是「臺灣來的特務」。將近30年的各種運動，她都逃不了被「修理」的命運。「我被人歧視，被人遺忘，被人輕薄，被人把頭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從夢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腳相向……如果我的母親還在，她一定會在人生的道路上陪伴著我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臺灣基隆港立有一塊太平輪紀念碑。如今定居澳門的黃似蘭，心中一大願望是，去一趟基隆，在碑前鞠一躬。
葉倫明是佛教徒。直到今天，他仍然堅信，是菩薩保佑，才讓他活了下來。他清楚地記得，在海上漂浮，徹骨的冰冷，快要不行時，「一抬頭，一位白衣服的人在我頭上向我吐口水，我就醒了。想再看看他，他已經到前面去了，我覺得這是觀世音菩薩顯靈了！他救了我。」
死裡逃生的葉倫明給在臺北的妻子寫了封信，被退了回來。此後兩岸封鎖，葉倫明和父親留在上海，與臺北的妻子兄弟再無聯絡。
19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葉倫明移居香港。此時他才知道，妻子早在沉船次年就改嫁他人，這成為他最不願提及的往事。幾十年間，他靠做手工賣衣物度日。他說自己習慣了一個人，跑步讓他不孤獨。
星雲大師在其著作中提及「因緣」時，曾以太平輪為例子，他原本也要登上那班輪船：「記得剛要來臺灣的時候，正逢國共戰爭風雲緊急，許多人舉家南逃，甚至因嚮往臺灣而離鄉背井，飄洋渡海。當時太平輪數千人的死難，轟動一時，我因為時間匆促，趕不及搭上那班輪船，而倖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時，沉沒海峽的冤魂或許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為沒有趕上的『因緣』，讓我與死神擦身而過。在慶幸之餘，經常覺得人生在順、逆『因緣』之中流轉不停，如同一股無形的力量，支配著我南北流亡，東西漂泊。」
在張典婉新書《太平輪一九四九》的北京發布會上，姜思章來到了現場。姜思章出生在舟山群島岱山縣，太平輪沉沒那天的事情，他仍歷歷在目。除夕將至，舟山外出的漁船原本應該早早歸來。「可是這年，我家漁船遲遲未歸，家人正擔心時，漁船於除夕時返回，父親進門後說，在返航途中，見海面漂浮貨物、木材及落海之人，他和船員合力救起數人。」
大時代的沉沒，波及的不只是一艘輪船。姜思章原本還慶幸，在舟山這樣的小漁村裡，可以躲避戰亂，守得相對的平靜。可是，次年，在舟山大撤退中，姜思章在上學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運往臺灣，連跟父母說一聲道別的機會都沒有。30年之後，他身穿「想家」的T恤，走上臺灣街頭請願，發起了「老兵返鄉」運動。
在《太平輪一九四九》新書發布的同時，張典婉在一些場合也播放了鳳凰衛視和臺灣民進黨合資拍攝的紀錄片《尋找太平輪》。紀錄片拍攝於2004年至2005年之間。張典婉參與了其中的採訪。
紀錄片之後是書的寫作，這個採訪過程更為艱辛。一次，張典婉跟受訪者約好在美國見面，等她到了洛杉磯，對方卻拒絕採訪，電話從此再也打不通。一些人聽清她的來意，馬上拒絕，摔門、摔電話的情況都有。
因為紀錄片涉及黨派資助，張典婉在身份和動機上也常常被猜忌，「你是哪個黨派來的，你是來臥底還是幹嘛的？」她覺得委屈，「我跟民進黨一點關係也沒有。對我而言，我原本只是想寫我的家族故事。」
「太平輪沉了！還好我沒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這裡！那時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個隨身箱，抱兩條狗，我喜歡狗，不能把它丟下呀！」這是張典婉的母親經常給她講的話。她的母親把那兩隻狗叫作太平狗，沒有孩子之前，它們是她最親密的夥伴。
張典婉曾經是記者，儘管已經轉行多年，但她還是喜歡寫作，她得過兩屆《聯合報》文學獎。「在臺灣，關於歷史的書籍已經越來越少人寫，臺灣的出版市場都是些翻譯小說，或者是很輕鬆的男女愛情故事，流行文化為主。以我的性格，還是想寫那個年代的故事，太平輪本來是為我母親而寫，這是我的一個心願，也是為1949那個年份做一個符碼的連接，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我不用『政治正確』來說。我看到一本書上說，歷史是沒有顏色的，只有溫度。這蠻適合詮釋1949年的。」
「1949年是什麼溫度呢？」我問張典婉。
「極冷又極熱。但是我寧可相信，當太平輪航向臺灣的時候，他們想像的是一個溫暖的南方島嶼。」張典婉說，「在一個大時代裡，他們是因意外而死的冤魂，他們一輩子到不了臺灣的岸邊。」
回到1949年1月27日的上海黃浦碼頭，在故事的開頭，不是所有人都像吳伯超那般「幸運」，在買不到票的情況下，還能遇到一個好心讓出床位的三副。臨行前，吳伯超給在臺灣的女兒發了一封電報：「要到臺灣來了，與你們一起過年。」
遺憾的是，這封電報裡的願望，至今沒有實現。
來源 |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