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國傳教士對中國近代術語翻譯及譯名統一作出了許多貢獻，其中包括不少活躍在上海的美國人。
傳教士拉開了近代西學東漸的序幕。在傳播西方科學與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和中國合作者們都面臨著翻譯學科術語、確定譯名、創製漢語新詞的艱巨任務。在這一過程中，中外譯者們探討交流，逐步確立並豐富了國內術語翻譯的理論，為後世翻譯規範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1877年5月成立於上海的「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又稱「基督教學校教科書編纂委員會」）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比如：該會1887年的初步工作決議案，就要求翻譯教科書時需統一譯名。
1891年，益智書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成立了地名人名委員會，由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負責人名地名的統一工作。此後，又決定由美國人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 等人組成的出版委員會負責專門術語的統一工作。
術語規範原則
狄考文是美國賓夕法尼亞人，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1863年底來華，曾長期在山東從事翻譯、教育、慈善工作。
[左圖]狄考文肖像 [右圖]狄考文（左五）與中外翻譯同行合影
益智書會成立不久，狄考文就發表文章討論了名詞術語的翻譯問題。他指出，每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一套專門術語，要把這門科學輸入中國，不用專門術語而能準確輸入是不可想像的。他認為術語翻譯一應簡短，二能方便實用，三要同類術語相互協調一致，四是每擬一新術語要給出準確定義。
狄考文提出的這些觀點，與術語的簡潔性、系統性、語義單一性等特徵相吻合，符合術語規範的基本原則。
狄考文等人彙編的《術語辭彙》（Technical Terms，English and Chinese， 1904），收錄了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譯出的新詞12000多條，其中包括科學技術各學科分支50餘類，這些對創立學科術語產生了深遠影響。
方言作用
來自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1830年來到廣州，後移居澳門、香港、上海等地，被稱為是「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1844年他曾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譯員和秘書，參加訂立《望廈條約》。
1832年5月，裨治文創辦了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由裨治文編纂的詞典《廣東方言中文文選》（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大部分文本採用三欄式排版，每組詞彙均以英文翻譯、中國漢字和粵語拼音三種形式表達。
從其內容來看，《廣東方言中文文選》所關心的遠非語言學習這一層面，而是涵蓋人體解剖、親緣關係、社會階級、商業活動、建築工藝、人文藝術以及地理、植物、動物、醫藥和政府管理等諸多領域的豐富知識和信息。詞典中有各種表達科普知識的術語和專業用語，其中很多是新合成的詞彙，為中國讀者介紹西方地理、歷史、政治等基本情況。
裨治文在創製新詞、確定譯名方面的實踐給後人提供了很多啟發。
新詞創製三法
美國人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60年7月與夫人一起來到上海。1864年，曾擔任上海廣方言館首任英文教習，除了投身教育和翻譯工作，他還創辦了《萬國公報》，當時人們稱其為「西學新知之總薈」，在傳教士辦的中文報刊中刊期最長、銷量最多、影響最大。
林樂知對制定新術語非常重視，他在《萬國公報》184冊刊發的《新名詞之辨感》一文，專門論及新語釐定問題。他指出:「今中國之人，以造字之權利，讓之古聖先王，後人不許杜撰一字，亦不許自著一新名詞，必稽諸陳舊之經典，方為雅馴。」他比較了漢語和英語科技詞彙在數量上的巨大差異:
試觀英文之大字林，科學分門，合之名詞不下二十萬，而中國之字不過六萬有奇，是較少於英文十四萬也。…… 故新名詞不能不撰，如化學、醫學、地質學、心理學等學科，中國字缺乏者更多。餘前與傅蘭雅先生同譯書於製造局，計為中國新添之字與名詞，已不啻一萬有奇矣。
接著，林樂知提出了創製新名詞的方法：
譯書者適遇中國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國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內之字必大缺乏，無從迻譯。於是有數法，一以相近之聲，模寫其音; 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 一以相近之義，撰合其文。
上述三種方法分別對應了當前翻譯外來詞時常見的音譯、意譯和解釋性翻譯。
林樂知的《新名詞之辨感》一文，除了提出「以相近之聲，模寫其音; 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 以相近之義，撰合其文」的新名詞創製三法外，還提出了在書末附譯名表（「書者必於每書之末，附著一名詞表，以釋新名詞之意義。名詞表既日多，又有薈萃而訂為字林者，此各種專門科學字林之濫觴，而新名詞之日益月增，以此也。」）、引進日譯詞（「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國，其譯書則先於中國。彼等已幾費酌度而後定此新名詞，勞逸之分， 亦已懸殊，何樂而不為乎？」）等建議。
實際上，也有很多詞語通過傳教士編纂的英華字典流入日本，變成日語新詞
林樂知關於新詞的譯論涉及到可譯性、造字法、專科詞典、譯名表、借用日譯詞等諸多內容，影響深遠。
林樂知和中國譯者在一起合影
以上幾位傳教士關於術語翻譯及譯名統一的理論對當時的科技術語規範工作大有裨益，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他們對術語翻譯理論建設的這種執著與努力值得我們肯定與學習。本文轉載摘編自《外國語言文學（季刊）》2011年第2期，原題：《晚清來華傳教士對近代術語翻譯及譯名統一的貢獻與啟示》，作者：金其斌，內容有刪改。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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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晚清美國譯者對近代中文術語翻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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