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教授
田青教授
佛教音樂專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現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中國佛教協會顧問、中國崑劇古琴研究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通州光中書院理事長。
主要著作：
《田青文集》、《中國宗教音樂》、《淨土天音》、《佛教音樂的華化》、《禪與樂》等。
梵唄——
人間佛教的弘法之舟
星雲大師早在宜蘭弘法時期，便開始組織梵唄歌詠團，以音聲為佛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倡導下，以「人間佛教」精神為宗旨，進一步將傳統梵唄舞臺化、藝術化、世界化，使這古老的弘法之舟乘風破浪，駛進了現代社會的各個角落，駛進了世界許多大都會的音樂殿堂。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10月至今，佛光山梵唄團在世界各地的正式演出就有數十場之多，「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在嘹亮警心的梵唄聲中得到了實現。
古之大德，將梵唄稱為「弘法之舟楫」，其原因正如先儒所說，是因為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縱觀歷史，從天竺梵唄到中國後的華化，到今天漢傳佛教唱誦音樂的舞臺化、藝術化、世界化，中國佛教梵唄所走過的道路，實際上體現了佛教中國化、人間化的理想和實踐。
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實際上一直沿著三條線平行而進：
1.天竺梵唄一中國梵唄一唱念一朝暮課誦與法事音樂。
2.東晉唱導一唐宋俗講一明清寶卷一彈詞一曲藝及民間佛曲。
3.于闐佛曲一梁武帝正樂一唐宋燕樂大曲一元明曲牌一佛教器樂曲。
這三條線中，除第三條線是器樂曲外，其餘兩條線中梵唄都是重要內容。
一、梵唄與課誦
(一)朝暮課誦，亦稱「早晚課」「二課」，是佛教徒每日必修的功課，也是漢傳佛教儀規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法事活動。早晨僧徒上殿所唱誦的是早課，傍晚上殿所唱誦的內容叫晚課。
課誦俗稱「唱念」，說明其中包括「唱」和「念」兩部分。(唐)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一樣，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珍貴資料。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義淨不但極言印度佛教音樂之盛，稱「西國禮教，盛傳讚嘆」，而且詳細記錄了當時佛教徒在印度奉誦佛經時先贊(先唱贊)、次文(其次念誦經文)、後冋向發願這種「三啟」 儀制和「唱」 「念」這兩種形式。
而這兩種形式，到了唐代，則被稱為「梵音」與「轉讀」。這兩種形式，自古至今，一脈相承。
所謂梵音，也就是「梵唄」。從天竺傳入中國後，首先有一個華化的過程。曹植，這位據說曾「七步成詩」的才子，不但在中國佛教初肇的年代傳播了來自天竺的佛教音樂，還曾經在3世紀初創造了第一批漢語演唱的 「梵唄」，「撰文制音，傳為後式」，而「梵聲顯世，始於此焉」，極大地影響了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整個漢傳佛教地區。
對「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這句話，學者們有不同的理解。筆者認為，「四十二契」的含義是指四十二首曲調，甚至是四十二首樂譜。但四十二這個數位，在佛教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傳入中國的第一部經書，便是《四十二章經》。而《清涼山志金璧峰傳》記載明洪武年間金璧峰所創造之佛教音樂時，也同樣提到四十二這個數位:「師(指金璧峰)嘗創華嚴佛事，梵音清雅，四十二奏，盛行於世。」
這所謂的「四十二奏」，當然也可能指四十二首曲調， 但另一種可能是與「華嚴字母」有關。所謂「華嚴字母」，亦稱「悉曇」， 即梵文四十二個字母。現在流傳的佛教歌曲《華嚴字母》，也叫《悉曇頌》，便是用一個基本曲調，每一個字母唱一遍。金璧峰的所謂「四十二奏」，很有可能即是唱「華嚴字母」，因為《清涼山志》已清楚言明他的音樂是在「華嚴佛事」中使用的。
慧皎《高僧傳》中提到曹植所創的梵唄中，有《太子頌》和《及賧頌 》。所謂《太子頌》，估計與吳支謙所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有關，宣講的是古印度釋迦族太子喬達摩悉達多修道成為覺者的故事，因為中國佛曲的一個主要內容和形式，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中國佛教音樂三條線中重要的一條，便是用說唱來表現佛教故事。
而《及賧頌》中的「及啖」， 估計是「悉曇」二字的另一種譯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四十二「契」，就有可能也指的是四十二個梵文字母。根據慧皎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到了梁代的時候，還有曹植作品的遺緒。慧皎曾認定梁代仍然流傳的 「皇皇顧惟」一曲，「蓋其風烈也」，就是曹植的作品。
宋時，朝暮課誦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已集撰而成。如現行早課中「上來現前清淨眾，諷誦楞嚴秘密咒」等十二句「回向偈」，為宋僧真歇清了 (1088—1151 )所作。其後「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等八句， 為擇瑛所撰。
晚課中的《禮佛大懺悔文》和其後的《蒙山施食》，則是宋代僧人不動所撰。蒙山位於四川雅州，是不動修行的地方。他認為奉誦和懺悔後，應該利及幽冥，所以根據《三十五佛名禮懺文》整理成文，前增五十三佛，尾碼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和普賢十大願偈，共成一百零八頂禮， 以表願斷一百零八煩惱之意。然後根據密教經典，集成施食儀文，共十二段。晚課中「一心皈命，極樂世界」等「小淨土文」，則為宋遵式(即慈雲懺主，964—1032 )所作。晚課最後的兩首偈:《警策大眾偈》和《普賢警 眾偈》，從北宋崇寧二年(1103)僧宗賾所輯的《禪苑清規》卷二《念誦》開始，就將此二偈合在一起，一直傳唱至今。《警策大眾偈》出自《出曜 經》，經中說佛陀因見三條大魚被驚濤浸灌，流入淺水，各自掙脫逃命。
於是，佛陀便口誦一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早課中每逢朔望加念的《祝韋馱》和《韋馱贊》，因「韋將軍」的傳說初載於 (唐)道宣(596—667 )所撰的《感通錄》，所以估計形成讚唄並進入「早晚課」中，應當在唐後或宋時。
明清之時，朝暮課誦逐漸定型，並成為所有叢林必修的功課。在(明) 通容(1593—1661 )《叢林兩序須知》、蓮池(1535—1615 )《雲棲同住規 約》、(清)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等律論疏證中，均有對僧徒朝暮課誦的規定。近代流傳的朝暮課誦本，大同小異，以蘇州《靈巖山念誦儀規》 和常州天寧寺《禪門日誦》為多。這兩個課本，都是在清代開始流行的。
明清以來，由於經濟的原因，江浙一帶的寺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出現大量以「應赴佛事」為生的「應酬僧」的同時，叢林唱念亦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以常州天寧寺、寧波天童寺為代表的「禪腔」和以寶華山為代表的「律腔」唱誦風格得以確立。一直到民國時期，在以上三個寺廟學習過唱念的和尚在全國任何一所寺廟中，仍然會得到尊敬並有望得到「維那」 的職位。
常州天寧寺始建於唐永徽(650—655)年間，初僅「築室十餘楹」。唐天復年間(901—904)正式建寺，名為天福寺，後改名萬壽崇寧寺。北宋政和元年(1111)皇帝詔命為「天寧寺」。該寺佔地一百三十多畝，寺僧最多時達八百餘眾。天寧寺與鎮江金山寺、揚州髙旻寺、寧波天童寺並稱禪宗東南四大叢林，禪宗臨濟一脈，後逐漸形成禪淨雙修，顯密兼行 、 以修禪為主的寺院。
在近代，該寺的唱念被公認為禪宗「唱念」的「正 宗」，一直到現在，在幾乎所有漢傳佛教地區，從我國內地到香港和臺灣，甚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禪宗寺院，仍奉常州天寧寺的唱念為楷模。所謂「禪腔」，亦名「平腔」，行腔以體現「禪味」為宗旨，發聲沉穩平和， 曲調進行流暢，節奏寬闊而不拖沓，字詞準確清晰，反對輕飄、油滑的風格，更不能在唱詞之外亂加襯字、襯詞。
所謂南京寶華山的「律腔」，曲調以平質樸實為其特色，但基本旋律與禪腔近似。由於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傳承，佛光山的梵唄，應該屬於「禪腔」 一類。
佛教音樂人間化的一個結果，是廟堂音樂的民間化和去「神秘性」。明清時，蓬勃發展的戲曲音樂和民間音樂通過與「應酬僧」的頻繁接觸而對整個佛教唱念產生了影響。比如，崑曲音樂的勃興便深刻影響了中國佛教徒的唱念風格，以至目前漢傳佛教大叢林的唱念從旋律到發聲方法都可以看到崑曲的影子。民間音樂在佛曲中也有大量的運用，經研究，常州天寧寺所唱《稽首皈依雄》的曲調就是江西民歌《斑鳩調》，在中國佛教的法事音樂中，民間音樂的運用則更為普遍。（待續）
～《田青文集》
供稿：開封大相國寺梵樂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