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八十年代開始創作，以非虛構紀實類作品和其漫遊世界的旅行文學廣受關注。主要作品有外灘三部曲《外灘：影像與傳奇》《公家花園的迷宮》《成為和平飯店》；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另有《我的旅行哲學》《我的旅行方式》《北緯78°》《咖啡苦不苦》《漫捲西風》《慢船去中國》《唯美主義者的舞蹈》等。作品多次獲獎，被譯為英、德、日等多國文字。
上海的心靈
陳丹燕
惆 悵
當城市總體規劃從地理的功能性工作脫穎而出，成為對一座城市前途的眺望，它就開始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意義——它變成了一種與城市歷史相接的，可操作完成的，對城市面貌的塑造。這樣一想，規劃變得意味深長起來。規劃師們總是說，規劃的初衷只是城市發展的功能性工作，也許他們是害怕這種意味深長展現出來的多解。但無論如何，城市總體規劃越來越是一項文化性的工作，而非一張實用的圖紙。
上海曾有五次城市總體規劃，現在正在做第六次，這一次是規劃2016至2040年的城市前景。它的第一次總體規劃是1946年，我還未出生，第六次規劃的2040年，那時我已經很老了。將一個人的生命放在這座城市的規劃時間裡，一個人漫長的成長與生活，霎那就變得短暫，即使上海這地方在中國古老的城市歷史中，只有倉促的不到兩百年。如此看來，那些四年或者八年就會卸任的市長，好像漫長接力賽跑道上的賽跑者，他們本身健壯與否，是否合適帶著城市賽跑，以及他們風格各異的粗重呼吸聲，都因此被永遠記得，並永遠比較。
1946年，為做上海城市規劃，對上海城市人口的預測。
1946年，吳國楨剛剛就任上海市長就啟動了上海第一次城市總體規劃。自1843年11月上海開埠，1941年整個上海被日本海軍佔領，租界消亡，但是直到日軍戰敗，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年，上海這才第一次整體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因此這是上海第一次將收回的英法租界和華界放在一起，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城市來設計規劃，它被稱作大上海都市計劃，也許不光因為這個計劃對1944年倫敦市政廳做的大倫敦計劃多有借鑑，也有一股上海人終於要在上海當家作主的自豪。
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地都蕩漾著劫後餘生的釋然之中，巴黎做了大巴黎計劃，倫敦做了大倫敦計劃，還有狂歡後的紐約以及莫斯科。世界各國都在眺望這些大都市的未來，上海更是如此。對上海來說，即使內戰已經開始，那也是真正的百廢待興。
都市計劃有個文字優美，情懷青春的總論。要將這座由航海貿易而成長壯大的中國都市規劃成東亞的世界航運和金融中心，這是它的地位。在城市面貌上，借鑑紐約的環城綠帶和倫敦的衛星城鎮結構，使整個城市各個階層的居民「各自安居樂業」。這個總論既能接受階層與貧富帶來的差異，也不放棄謀求和平共處的城市理想，並為此做出人口，住房，交通，生活以及娛樂的各種規劃。即使隔了七十年的滄桑巨變，今天看來，這個理想仍是上海規劃中最重要的關懷。
1946年夏天，上海將來的面貌在總論上被刻畫之時，我父母都還在他們的青春年代，熱血而苗條。母親是個歌喉婉轉的初中生，父親作為伍修權將軍的隨員正在東北軍事調解處工作。他不會知道自己會在十多年後參加創立新中國的遠洋船隊，進而參加組建位於中國各大港口的遠洋運輸公司和外輪代理公司。他也不知道因此自己的家將要安在上海，以至於他的後半生都要貢獻給中國的遠洋運輸業，甚至他的遺骨最後也會埋進上海終年潮溼的泥土裡，營養了家族墓地中的第一棵羅漢松。在父親的晚年，上海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但世界航運的時代已衰落，倫敦泰晤士河兩岸的那些碼頭和貨棧都已轉型成為金融中心和創意中心，漢堡的舊碼頭倉庫城轉型為大型文化空間，裡面開設了世界上最大的東方地毯博物館和各種與東方貨物有關的博物館，而在公海航行的美國商船隊差不多已消失匿跡。
父親去世後，我在德國漢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突然看到隆隆駛過的載重卡車上印有COSCO標誌的貨櫃，它與我擦肩而過。這實實在在的中國遠洋標誌，它讓我忍不住流過淚。我想起了少年時代跟著父親去過的外灘的辦公室，以及吳淞溼漉漉的錨地碼頭，還有在一個小女孩眼裡非常性感的各種遠洋輪船，水手們左右搖晃的走路姿勢。在讀都市計劃時，我想到這些原本看上去非常偶然的個人經歷，那一紙調令帶來的家庭遷徙，甚至與親人惜別的盈眶之淚，實際上與上海的歷史密密相關。而我這樣移民的孩子，在這種盤根錯節的關聯感受中，終究可以將上海稱為我城。
1948年，上海的第一份總體城市規劃圖。
那是個有著現代主義精神和世界主義理想的城市總體規劃。在規劃裡，上海想要對照的是世界重要的航運目的地與自己的差異，諸如自己的城市增長方式與倫敦的差異，自己的人均綠地面積與柏林的差異，自己的黃浦江與巴黎的塞納河相比，建立大橋的必要性。面對戰後世界大城市的工業化趨勢，它預測到城市人口會有很快的增長，尤其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年輕化的國家，有旺盛的生育力，所以它對人口與城市擴張的前景，是與紐約對照的。
我想，它做如此對比，並不只是因為它在1946年時，人口是世界第四大城。還因為它是一個航海時代東亞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歐洲和美洲都是與它聯繫密切的生意夥伴。在地理位置上，它需要這樣的對照。當然，在精神上，它通過這樣的比較獲得了歸屬感。那時整座城市都不知道，當幾年後人們把地圖轉了九十度再打量這座城市時，將河岸線變成地圖上的一橫，延安路便成為地圖上的一豎。當地圖上出現這樣一個「丁」，這座城市會出現另一種可能性，會顯現出它的另一個傳統，獲得另一種歸屬感。
內戰愈演愈烈，這部城市規劃雖然在1949年6月得以全部完成，這個城市規劃的執行秘書，國民政府的工務局長趙祖康最終也將它平安移交到人民政府手中，並在1950年由市長陳毅籤發內部印行。但此時蘇聯專家巴萊尼柯夫也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了《關於上海市改建及發展的前途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上海的服務人口遠遠大於直接從事生產的基本人口，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沒有思想性的城市。因此，應該用社會主義理想來改造城市，將上海的城市職能由多功能外向型的經濟中心轉變為單一功能的內向型生產中心城市，變墮落的消費型城市為健康的生產型城市。按照新中國要將上海改造成生產為先城市的宗旨，大上海都市計劃被整體否定。
也許正是因為它的未能實施，所以過了這麼多年讀它，仍留著一股青春詩意之氣。這股詩意不是田園的，而是城市的。不是古典的，而是現代的。不是內陸的，而是海洋的。
它在戰火與兵亂中，竟奇蹟般地完成了。從1946年到1949年期間，主持規劃的市長吳國楨退出，隨國民政府前往臺灣，從此再未回到上海。規劃中曾作用重要的中國建築師陸謙受退出，闔家避戰亂於香港，從此再未回到上海。而規劃中實際上的技術負責人，德國城市規劃設計教授鮑力克一直留到最後，直至寫完總體規劃的後記與致謝辭才離開上海，前往民主德國。他在東德成為重要的城市規劃專家，在東柏林留下許多作品，但再未回到上海。一直具體負責都市計劃的工務局長趙祖康，即使在國共政權更替之際，舊同事各奔東西之時也不曾停止工作，他帶著這份總規留在新政權中。他與人民政府的陳毅市長在移交市政府時便談及都市計劃，作為舊政府移交的最重要財產之一。此後，他上任人民政府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局局長，參加了上海重要的建設。他從未離開過上海。當年作為年輕工程師參與都市計劃具體工作的鐘耀華和李德華，日後成為建立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的元老教授，他們的工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學的城市規劃教育。直到2014年，這份都市計劃重新進入大眾視野，垂垂老矣的李德華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他闡述了這份都市計劃裡的精神內涵。他也從未離開過上海。
此時，都市計劃還完好保留在上海規劃設計院的閱覽室裡，被幾代城市規劃設計者借閱，被幾次上海城市總體規劃製作時借鑑和繼承，直至圖紙都被翻爛。所以參加制定過此後幾次城市規劃的規劃院長和規劃局長們都說，其實不能說都市計劃未被實施，此後幾次城市總規中一直有它的身影和它的精神。其實它一直是一個活著的規劃。
這是何等強健的生命力。
到2014年，它被公開出版，我這時才有機會讀到這個城市總體規劃。有一些句子震驚了我。一是對上海人口的預測。規劃中說到，按照大戰後世界工業化的趨勢，人口會向大城市聚集，再加上中國戰後人口的年輕化，生育力旺盛，規劃預計1946年以後的五十年，上海人口將達到1500萬。實際上，在1996年，上海人口達到了1470萬。對城市人口的預測一直在規劃中繼續，在1948年時，規劃中在提到內戰造成上海難民大量增加的同時，也預測到2000年後，上海人口也可能會達到2100萬之巨。
二是越界規劃了當時屬於江蘇的松江縣，上海縣和嘉定縣。上海舊城區保留下來，上海城區多餘人口將疏散到衛星城鎮的松江，上海與嘉定。雖然都市計劃未曾實施，但1959年這三個縣就已劃歸上海市管轄，給上海的發展留出了足夠的面積。
三是對浦東與現在完全不同的定義。當時的規劃理想化地認為浦東是離上海市區最近便的鄉野，可以保留它的鄉村風格，一是成為人均綠地奇缺的上海市區最大的綠地，提高城市的居住品質，給市民方便親近土地留下空間。二是就近供應城市農副產品，節約運輸成本。但1992年的浦東開發與當時規劃不同，浦東成為城市新的金融中心，固然是有它網際網路時代的需要，也有在黃浦江對岸新金融區再次崛起的城市理想，一句「浦東是浦西的兒子」，點明了這個城市內在傳承的關係。黃浦江對岸成為新城大肆鋪開，發展是近便了，但上海中心城區已不可逆轉地永為人均綠地面積奇缺之城。
如今讀來，這是何等的前瞻能力。
它誕生在貨幣系統潰敗，戰火四起，政權更迭的亂世裡，但一絲不苟地為後代計，從未放棄成為世界大都市的信念，如今想來，這是何等的樂觀。
1953年，上海的第一份實施的總體城市規劃圖。
第一個在上海得到執行的城市總體規劃，是1953年蘇聯專家穆欣主持的規劃。這個城市總體規劃按照莫斯科城市規劃的模樣，以外灘起始，虹橋機場為止的延安路為城市中軸線，以先生產，再生活為宗旨，建立一個生產型城市。在中軸線兩邊，建立了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作為中心廣場，建造了不同於舊建築面貌的中蘇友好大廈作為中央會場，改造了猶太富商的豪宅成為少年宮，改造了舊娛樂場所作為工人文化宮，甚至在西郊修建了優美的園林作為領導人下榻的國賓館。這是一個將上海改造成大型內陸工業城市的計劃，頒發給上海一張嶄新的身份證。
看上去這個內陸化城市的目標似乎與上海本性背道而馳，但其實它並不是完全的異想天開，它倚重的是舊日上海現代工業的傳統。肯定了從清朝末年在上海誕生的江南製造局開始，到民族資本家們的強國夢想。其實上海始終還有一個以民族工業振興中華的夢想。這個夢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直在上海孕育與發展，從未消退過。這個振興民族的工業化的理想，不光是蘇聯專家帶來的蘇聯社會主義理想，也是上海自己的傳統。相比同時在東北各地建立的工業城市，上海的理想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源遠流長的一脈。
所以，上海在六七十年代迎來了它的另一種發展，它成為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優質工業品出產地。布是最漂亮結實的，鋼是最純粹並優質的，手錶是最精準美觀的，縫紉機是最好用的，塑料製品是最新穎耐用的，甚至奶糖和餅乾也是口味最好的，因為它們有著誘人的奶味。上海工業品風行全國，因此引領了全國的時尚。
工人階級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城市中最自豪的人群，他們比城市知識分子更具有政治優越感，比農民則更具有經濟優越感。在上海興建的工人新村多由三四十年代留學歐美的同濟大學建築師們精心設計，他們曲徑通幽式的建築群悄悄抗拒著中軸線兩邊對稱的蘇式景觀，這使得工人新村洋溢著一種別樣的洋氣。在西郊，一些被沒收的花園洋房成為工人療養院，作為獎勵，優秀的工人代表可以去那裡享受四十年代上海富裕階層的生活環境，在他們留下的柚木大菜臺上，用工人療養院的洋鐵碗碟吃飯，並得到一次全面體檢。因此上海的工人階級在生活細節上，比其他城市的工人階級更具有生活質量上的優越感。
是的，他們也建立了符號強烈的工人文化。在中國電影的發源地，紡織工人出演了電影裡的主角。工人作家們在電臺裡朗讀自己寫的小說和詩歌。在1950年10月國慶節改造一新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建立的實力強大的工人劇團。碼頭工人的勞動號子被音樂家改變成真正的樂曲，由音樂學院的師生在上海音樂節上演出，並最終成為聯合國的人類非物質遺產。後來，大學關門，城市青年的職業選擇變狹窄，工人成為最優秀的青年嚮往的職業。來到七十年代，「師傅」代替了「先生」，也代替了「同志」，成為社會交往中的尊稱。
當上海規劃的地圖上形成一個丁字型，工人階級在這座城市裡，繼二十年代的民族資產階級黃金歲月後，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歲月。
直到1986年第四次總體規劃，上海從重重封閉中掙脫出來，再次逐步轉回到面向海洋與世界。這樣的轉變似乎證明上海走了彎路，現在得以糾正。但從城市文化的角度，這樣的意識形態彎路卻有力地增加了城市面貌的豐富性，作為手工業城市的趣味及夢想，撿拾了在通常口岸城市漸漸培養起來的民族復興夢想，工人階級承接著的夢想和自豪，其實不光是工人階級自己的，追溯到十九世紀末，那也是中國傳教士們的，早期買辦家族的，後來的實業家們的，以及聖約翰大學那些上街遊行的學生們和教授們的。只是最終，一座敞開上衣露出肌肉的上海工人形象的雕塑取代了從前埃及方尖碑式樣的華爾紀念碑，豎立在外灘最重要的位置。也許這些城市符號是意識形態化的，但在上海，它們並非只是抽象，也是血肉鮮活的傳承，也符合城市自己的記憶。這種既衝突又有交織的傳統使上海的歷史不再只是通商口岸城市的飛流直下，而擁有了一些柳暗花明的深幽。這恰恰是成為大都市必須的文化豐富性。
城市生成的歷史總有它奇妙的契合點，雖然第一艘英國商船隻是偶爾來到十六鋪王家碼頭，德國人城市規劃教授鮑力克只是因為德國護照的關係滯留在上海，蘇聯工程師穆欣也只是因為政治緣故才得以主導上海城市總體規劃的制定與實施，但上海卻一直未真正脫離它的軌道。
九十年代，上海1946年時的記憶隨著全世界工業化的完成再次甦醒，它拼命想趕上四十年代那些曾經是它夢想的城市，它本來就粗魯而強悍的物質追求由於再次甦醒而更加急切，它生怕落下了。它一路朝著世界大都市的目標飛奔，摩天樓高了還要更高，商業中心大了還要更大，中心城區那些老公寓和老洋房的價錢超過聖彼得堡，還要超過巴黎和紐約，更要逼平倫敦。舉辦世界博覽會，上海以超大客流刷新了一百年來世界博覽會的記錄。它的新城市規劃與之比較的仍舊是巴黎，紐約，倫敦，到2015年的第六次城市總體規劃草稿裡，它誓言要在2040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不光是人口數量意義上的大都市，更是創新能力與金融重要性上的，甚至是國際旅客輸出和輸入數量上的。千迴百轉，它的理想總在前方。
有趣的事發生了，我是在非常上海化的野心勃勃的城市氣氛中開始理解七八十年代曾瀰漫在上海舊租界街區裡的惆悵的。原來它始終都是一種與興致勃勃，光鮮閃亮，奮勇爭先的風尚相伴相行的城市氣質。當一種城市傳統開始活躍，另一種城市傳統漸漸沉入歷史，惆悵就在原先熱鬧光鮮的地方瀰漫開來，襯託著另一種野心勃勃。但這是種仍舊帶有活力與嚮往的感情，好像一種失戀後的憂傷，而不是對死亡的追悼。我原來只以為它是一種在工業化城市的改造中對海港與遼闊的國際視野的追憶，但其實，它是一種對城市傳統的懷想。它是一種對豐富性的多情。
如今它飄蕩在舊廠區，陳舊的工人文化宮，以及在高端物業和翻修一新的洋房花園前黯然失色的公共院落中，猶如它曾經蕩漾在法國城的那些歷史街區和舊洋房的花園陰影之中一樣。當上鋼三廠被改造成紅坊，高大的廠房內充滿咖啡香氣和年輕設計師裝束時髦的身影，當餐館開始以社會主義時代的大工廠食堂作為號召，餐具也用當年的洋鐵白瓷碗，菜單也用粉筆寫在黑板上，這時我才理解上海並不只為商業城市傳統的凋落而惆悵，它也會為自己中軸線的被拋棄而惆悵。這原來是個懷舊的城市，它因為此起彼伏地沉入歷史，又浮出歷史的表面，成為這座城市動力的文化而惆悵。
上海因此有了一些詩意。
陰沉潮溼的冬天下午，街道上一片晦暗，街燈在鐵灰色的街景中散發著金黃色的光芒。我去一家位於商廈地下層的咖啡館，旁聽一個小型讀書會。
如今的上海，在周末各種咖啡館裡都有年輕人自己組織的各種讀書會，或者詩歌朗讀會，或者小型的電影分享會，以及小型畫展的開幕演講，從貝爾格勒的現代藝術活動，到白沙瓦的細密畫學校的復興，內容廣泛。這個讀書會是討論新自由主義後的中國工人階級的現狀。這樣的活動大都由打扮文藝卻不輕浮的年輕人組織和參與，大多清新可喜。
地下層的咖啡館靜止的空氣中飄散著一股油炸食物的氣味，在那裡我見到一個穿白毛衣的青年，他說自己是個託洛茨基主義信奉者。還見到一個頭髮亂蓬蓬的高大青年，他與大家一起分享自己梳理出來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歷史脈絡。人們散坐在這個樸實無華的咖啡館裡，在其他客人的尋常談話聲中，專心致志地判斷著這個大學生對凱恩斯主義與勞工階級式微影響的分析。
有一種惆悵和此身甘於眾人違的倔強在牆角的幾張小圓桌之間蕩漾。這種氣氛我曾經非常熟悉。它讓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最後幾年，陰沉的冬天下午，衡山路福廬黝黯角落裡的木頭高腳椅，和褐色的吧檯。想起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有名的爵士歌手田果安，想起他吐字非常美國南方化的歌聲。那正是上海最迷茫破碎的時候，歷史被背棄，城市陳舊不堪，工業步入蕭條，不安的年輕人在夜校努力學習兩種語言：廣東話與英語，餐館裡到處寫著生猛海鮮的招牌，領事館籤證處門口有人以代為通宵排隊為新職業。
年輕的託派起身走了出去，他是個瘦弱的書生，缺乏體育鍛鍊，久坐，所以他單薄的背脊有些僵直，一路向外走，他一邊不由自主地活動著他的腰。他穿著散漫，將毛衣掖在長褲的皮帶裡的樣子，很像從小身體羸弱，總穿許多過冬衣服的少先隊大隊長。但他有種將自己投入到一種社會理想中的強大的專注，和一種身處邊緣的忍不住的迷茫。他的背影令我想起七十年代末的夏天，騎在破舊得直掉鏈子的藍鈴腳踏車上，緩慢經過復興中路濃密樹蔭時那個年輕消瘦的背影。這是兩個承接了上海不同歷史部分，世界觀殊為不同，卻固執地以一個自己無法生活的時代為理想國的上海青年的背影。他們或許並不了解自己夢幻般愛著的那個時代，他們只是握有一些碎片而已。但他們都深深植根於這座城市，這點無疑。
那麼，上海是個文化多元並善於包容並蓄的豐饒都會嗎？上海在精神上擁有屬於自己的強烈個性與內在衝突嗎？這是在我看來是否它能最終成為國際大都市的精神指標。它從未月白風清過，總是泥沙俱下卻奔騰萬裡。但無論是怎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終縈繞在城市上空的惆悵都有力地鎮定了它的躁動，遼闊了它的心胸。
張 力
在文明漫長的農業國家，上海是個年輕的異種，身世動蕩不寧。在上海相比西安有限的記憶中，衝突總是貫穿始終，文明的衝突，夢想的衝突，不同街區風格之間的衝突到劇烈時，不同街區的人憤然拒絕承認另一面上海的存在。因為不能否認自己是上海人，所以這時他們就否認別人是上海人。
是的，上海居民也是出奇的混雜，人群之中口味的衝突，氣味的衝突，一代人與下一代人的衝突，老移民與新移民的衝突，男人與女人的，男人之間的，女人之間的，孩子之間的，老人之間的，甚至一個人的多個念頭在自己心中的衝突。常常能在擁擠喧鬧的街上突然劈面見到一個人，滿臉默然，眼神卻激烈，獨自走著，整個人好像罩在一個大肥皂泡裡一樣奇特，那個人大多是在內心的交鋒中。
衝突大多不是以白刃相見，而是交織逶迤，一路前行，就像黃昏時分上海主要街道上呈現的混亂。紅綠燈和交通警察在那時是人生最終願景般的存在。然後，花明柳暗地，在某個岔路口一拐，衝突開始交融，好像化學反應那樣，有了適當的溫度和時間，新物質就會形成。所以，我所看到的衝突，大多是化學性的，不是物理性的。
衝突的事實與景像是上海最基本的現實，我想自己從小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最終適應了它雜亂但樂觀的面容，因此在我看來，在上海短暫的兩百年中，是層出不窮的衝突造就了它個性中那些獨一無二的部分，使它有了張力。我以為上海是依靠這樣神奇的張力，才在精神上得以豐滿。
1970-2014，藍色馬賽克與巴赫
復興中路是歷史風貌保護區，一切努力維護著原來的樣子。只是翻修一新的老房子有些扎眼，翻修一新的老房子好像農村老婦穿了一身漿過的新衣，好像個假人。這是被翻新的老街區大多遇到的問題，即使歐洲各國也是這樣，所以許多懷舊的人打起背包，去了東歐各國旅行。復興中路上，樹影斑駁的街道比原先齊整些，顯得富裕了。不遠處音樂學院教學樓裡傳來學生練聲的歌聲，還與以前一樣，年輕的歌聲像小號般嘹亮。有人在中午時分的陽光裡，無聲地騎著腳踏車路過一棵棵懸鈴木。溫暖春陽下，新康花園裡的玉蘭樹開花了，碩大的白花直接開在淡褐色的枝幹上，仍舊是如夢幻般的衝突。
黑石公寓對面，在上海跳水池的原址上出現了平扁的大房子。也許它的簡單安靜，沒破壞我對那裡的印象，我向它走過去，少年時代關於跳水池的記憶散漫地浮上來。那總是夏天，清波蕩漾的遊泳池裡有此起彼伏的人聲，還有高高在上的救生員時不時發出的哨聲，「嗶」的一聲，是為警告在水裡打鬧的半大男孩子。遊泳池四周有高大的綠樹，樹後三層樓的新式裡弄房子，那裡應該就是上方花園。然後，空氣裡就能聞到消毒水氣味了，那是七十年代公共遊泳池特有的氣味。現在已經不用這麼劇烈的消毒水了。
舞臺對面靜靜的觀眾席令人想起許多年前上海跳水池遊泳池傍邊的看臺。曾經上海重要的遊泳比賽都是在這裡舉行。當年一個小個子的女大學生在這裡獲得大學生遊泳比賽的獎牌，後來，她是參與決策在此建設音樂廳的政府官員。生活原來是這樣繼續的，真是神奇。
現在跳水池不見了，地面微微隆起一些平扁的大房子，現在是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奏廳。大概少年時代覺得跳水池的公共更衣間也是這樣廣大的吧，所以走到大廳裡，也沒感到特別吃驚。大廳裡新煮咖啡的濃烈香氣代替了消毒水氣味。
正是午後，售票處關閉了。那時跳水池的售票窗口總是開著的，要是這一場滿了，就買下一場。付一角多錢，窗口裡就會拍出來一把吊著藍色塑料圓牌的更衣箱鑰匙，就緒。空蕩蕩的大理石地面倒映著許多支離破碎的陽光，燈光，與少年時代對跳水池裡水波上滑動的陽光相仿。我生活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九十年代後上海城區的變化，比太平洋戰爭中被轟炸後的變化更劇烈，所以我習慣了變化，也並不十分觸動。只是覺得這個建築做得精良，由淡黃色木頭結構起來的大廳和天棚，以及座椅和地板有種由衷的親和力。直到那時，我還是以為那股親切來自細木條林立的建築，來自日本設計師的東方風格，甚至來自這個熟悉的地理位置。
大廳裡依舊視野不錯，能看到新康花園的綠色公寓房子和上方花園的淺色新裡房子。我上大學以後就不在這裡遊泳，但這裡周遭似乎沒有變化，甚至樹也沒長。如今音樂廳大堂裡安靜卻活潑的氣氛，與少年時代從更衣室出來、走向藍色的遊泳池的心情似乎也有種一致，那是有所期待的愉快。大廳的地面亮得實在耀眼，與當年遠遠望見倒映著夏日晴空的遊泳池幾乎一樣。如今的地面倒映著頂上人造的天，裡面嵌滿了星星。
從前在夏天，我也總是午後與同學結伴來遊泳。我記得路過一家紅衛飲食店，櫥窗裡擺放著冷麵和冷餛飩。路過一家煙紙店，白色鐵殼冰箱上棒冰四分一支，雪糕八分一支，大雪糕一角二分一支，紫雪糕兩角二分一塊。回家時候紅著眼睛，因為防沙眼和紅眼病的眼藥水很辣。溼頭髮在肩上滴滴答答，溼遊泳衣在網兜裡滴滴答答。現在也是一個午後，音樂廳沒有排練，所以我得以獨自在裡面待上一小時。
俯視中的舞臺，四重奏的樂譜架與樂手坐的椅子好像漂浮在深深的水中。
音樂廳裡寂靜無聲，朱曉玫就在這裡演奏巴赫。她用的鋼琴已經搬走了，舞臺上空蕩蕩的。
我在舞臺中央席地坐下，四周的寂靜壓迫了耳朵，就像遊泳池裡的水壓迫耳朵一樣，輕微的嗡嗡聲。這裡已是十六米左右的地下，正在當年跳水池深水區的下方。我在跳水池的深水區學會扎猛子。我記得，必須努力跳起，然後雙臂伸直，筆直向下。一旦猶豫，不敢大頭朝下，一個猛子扎進水裡，身體就會平平地拍向水面。小孩子們管這種姿勢叫「吃大板」，身體會被水拍得很疼，肉身拍水發出的響聲也很丟人。
我還記得跳入水底時的所見，混濁的水裡能見到池底的藍色馬賽克，那裡並不乾淨。
我只是怎麼也沒想到，透過整個深水區的池底，如今我隔著少年時代的遊泳池，打扮好了，坐在精良的音樂廳裡聽音樂。我怎麼也想不到，原來遊泳池下會有一個音樂廳。
上海交響樂團第一場在新大廳裡的演出，市長親自來觀看。整個一場演出，許多人都在恍惚地眺望四周，不論是樂手們，還是觀眾們。這是個深入地下，聲音優美細膩的劇場，目前上海最好的劇場。
朱曉玫在臺上彈巴赫時很沉靜，坐得很穩，肩膀鬆弛，好像在家裡練琴，沒有表演的架勢。她樸素的琴聲讓我想起少年時代聽到過的黃昏琴聲，文化大革命後期，少年中學樂器漸成風氣。劫後餘生的社會，年輕人能找到什麼樂器，就學什麼樂器，那時拜老師也不困難，老師總是免費教琴。用竹尺在白報紙上畫上五線譜，從老師家揉得邊角發毛的舊琴譜上抄下譜子來，就開始練習。大家只知道彈的是練習曲，很少有人意識到那就是巴赫的曲子，那時大家叫它巴哈練習曲。如代數題般均衡規律的音樂在亂世的暮色中，輕輕籠罩著驚恐過後狼藉的街道與家庭，那種偷安的美現在早已不見，但在朱曉玫的巴赫中再現。演奏之餘，她也提及文化大革命，提到那個時代與她的巴赫之間的關係，還有她那些勇敢但不幸的琴老師們。在空蕩蕩的舞臺上我找了一下自己的座椅，我認識它，它在樓座上，好像一條小船。
那天在音樂中那些不斷仰頭向上的觀眾，他們是不是也曾是跳水池的常客，也在那裡學會了遊泳。他們忍不住抬頭望，是不是也以為能望見自己少年時代大而無肉的雙腳，它們正被水泡得發白，起了皺？我在人群中一一尋找著他們，他花白了頭髮，她是胖胖的中年婦人，他和她穿著樸素的衣服，不像現在的年輕人來聽音樂會，喜歡隆重的打扮，在禁錮時代長大的人怎麼也不大習慣穿得隆重，他們習慣在肢體上表示出自己的隆重，那是端正肩膀，一動不動，陷入了心靈世界那樣的忘我。他們是當年學遊泳的少年嗎？
我在舞臺上躺下，聞到木頭地板溫暖乾燥的氣味，當音樂廳裡沒有旁人時，它散發出一種優雅的木頭氣味，精良的，自然的，溫暖心靈的木頭氣味，與你突然打開鋼琴蓋板，或者將鼻子湊近小提琴肚子上那個共鳴箱口聞到的氣味一致。那是木頭最美好的氣味，也是音樂最美好的氣味。我攤平四肢，好像浮在水面上那樣，感到自己浸泡在音樂的氣味中。當年我在跳水池學會了一些水上的小遊戲，比如團起身體抱「小皮球」，人就在水面上漂起來，這是聯繫水下憋氣時用的。還有就是裝死人，仰面躺平，鼓起肚子，慢慢身體就會浮起來，隨波逐流，這也是一種仰泳前的練習。我就是在那個遊泳池裡聽說，人被淹死後，在水上女人都是向上仰面的，男人都是向下匍匐的。我想起這些以為自己早已忘記了的往事。
音樂廳的天花板上交織著寬條的木片，看上去好像古老的手工編織，其實是為了聲音均勻地落下，每個木條都有講究。在這個看著復舊做工精良的天花板之上，我望見了少年時代夏天陽光刺眼的天空，聽到的，是躲在大樹葉子下知了震耳欲聾的叫聲。如今是一團寂靜中朱曉玫演奏的的巴赫。她的下半生都遠離中國，但她仍舊漂洋過海回來，在這裡彈奏巴赫。當她歸來時，知了的叫聲在街道上漸漸微弱，作為一個都市的物種，它似乎消失了。但朱曉玫的琴聲卻在深深的地下響起。過了這麼多年，我才體會到上海是這樣生生流轉不息的。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音樂廳，我喜歡悄無聲息的音樂廳裡空椅子一排排整齊豎起的樣子，喜歡那連針落地都能聽見的巨大的寂靜，喜歡空蕩蕩的舞臺和專注的舞臺追光，它那專心致志的安靜，讓人想起在大海邊能聽到的有節奏的浪濤拍岸的聲音，在那裡，我知道音樂將要浪濤一樣地到來。這屏息的安靜是迎接音樂席捲自己的準備。這是個勾起人靈感的地方。
以短暫的生命來感受漫長無盡的時間帶來的各種變化，這是很珍貴的感受。我一直以為這種豐富的歷史感受要在西安陵墓這樣古老的地方才能獲得，但實際上，這種感受，我是在這間下午時分空曠無人的新劇場裡獲得的。
一座城市是這樣，因為個體記憶的留存和地理的錯位漸漸積累了富有戲劇性的詩意。大家都說一棟老房子會有新房子無法比擬的魅力，但有時候，在同一塊地理位置上的錯位，也可以格外凸顯出時光的構成。
1926-2000,耶穌會聖母院與黑色墓碑
我寫《1993年大拆屋》時，街上成堆的建築垃圾和路邊總是翻修到一半房子，就是我們這個城市的標準風景。我最記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應該說它們都是百裡挑一的好房子，工人們忙碌著拆除房子上的違章搭建，加固搖搖欲墜的陽臺，清洗外牆上幾十年的積塵。隔著毛竹搭起來的腳手架看它們，就好像一張女人的臉，上面留著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別是外牆粉刷到一半的房子，總有種狼狽而驚愕的表情，那個表情極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見的女人。這樣的標準風景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末。
那時的一個暮春，我偶爾路過徐家匯。見到從來都緊閉門窗的聖母院竟然大門洞開。那裡是法國耶穌會修女的靜修院，1955年關閉後一向與世隔絕。所以滿是塵土的褪色大門一旦敞開，倒像徐家匯的街道上突然被撞破了一個大洞。
小時候我們班上的小孩來這裡參觀過萬嬰墓。我這一代人中，許多人從小害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為他們背地裡都喜歡吃小孩的眼睛，咬碎小孩眼烏珠時，好像咬碎一粒魚肝油，啪嗒一聲響，舌頭上都是腥味道。路過聖母院時，女孩子們都緊緊擠在一起，全身的雞皮疙瘩。這時，從塗滿黑色柏油又落滿細塵的竹籬笆後，寂靜中隱約傳來修女們唱讚美詩的聲音。女孩子們被細小而單調的歌聲驚嚇到，像一群鳥一樣尖叫著，向四下逃開。那時我很小，但因為曾經嚇得要死，所以一直記得它。
走進修女院的院落，我看見倒伏在地的竹籬笆，心又怦怦地跳了起來。然後看到褐色木門上，釘著塊小木牌，上面寫著「謝絕訪客」，那字寫得端莊謙卑，是五十年以前的筆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運動以後，中國毛筆字裡這種清秀恭敬已經永遠消散了。
直到走進寬大的走廊裡，直到從修女們的小圖書館窗前，看到那道塗了黑柏油的籬笆的另一面，我還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走進修女院來了，直到我看到宿舍木門上貼著的耶穌像。修女們宿舍門上的畫片裡，耶穌是異常清秀溫存的青年男子，面容裡絲毫沒有男人臉上不自覺流露的雄性，更有一雙溫柔撫慰的大眼睛，深深注視著面前人。我在翡冷翠鄉間的小教堂裡也見到過類似的耶穌像，那時只覺得義大利人可愛。可在這老修女宿舍的門上再見，卻突然被觸動。修女們在五十年代聖母院關閉時發願再不出戶，直至老死。原來四十年裡，是這樣的耶穌陪伴她們。
推開房門，裡面已經搬空了。徐家匯漸成鬧市，於是，修女們搬離，教會將修女院租借給了商家。商家的工程隊還未進入，我才得以走進來窺視。
房間裡很暗，因為關著木頭百葉窗。那木頭百葉窗早已腐朽，幾乎散架，所以只能關著，靠窗框的力量維持它們不散架。
這裡那裡，四周還殘留著老女人身體上乾燥的氣息和處女的潔淨與單調，修女們離開時，大多八九十歲了，最年輕的，也已經七十多歲。待我眼睛適應了昏暗，我看到牆上的塗料已褪盡了，裸露出塗料下面的水泥。水泥也龜裂出無數細小的裂縫了，讓人想起滿是皺紋的手背。天花板也是深灰色的，從那裡高高吊下來一節灰白色的電線，連接著赤裸的燈泡。老修女們在自己床頭貼了更多耶穌和聖母的畫片，畫像上的聖子和聖母，都有比拉斐爾筆下甜美得多的眼神。那不是藝術中永恆的神聖，而是人間輕撫人心的甘甜，它們更像年畫。如今單人木床搬走了，留在床頭牆上的舊畫片，因此顯得寥落。聽說當時老修女們搬家，駐上海的法國領事館和義大利領事館的職員們，都開著外交牌照的車來幫忙搬家。
修女宿舍的盡頭是小禮拜堂。在空無一物的小禮拜堂裡，有種多年修女們祈禱遺留的溫存氣氛。我竭力回憶小時候聽到過的歌聲。她們是在這裡唱的嗎？如今，我依稀能感受到修女們的歌聲，它像回憶中的某種精神性的物質，你能感受，但無法觸摸，也無法形容。我那時突然想，也許當年女孩子們尖叫著四下逃散，並不是真的害怕，而是感到了歌聲的誘惑。
過了幾個月，我再去修女院，已不得不沿著門口一大堆沾滿建築灰塵的電線走進去，整修開始了。上次教會派來看大門的老教友，此刻已被滿面塵灰的老裝修工代替。就像當年老教友一定要我得到教會的許可，才能參觀搬空的修女院一樣，工人也一定要我得到東家的許可，才可在工地走動。於是，我見到了修女院的新東家，恆壽堂餐館的老闆。他是個謹慎的男人，問了許多問題，直至他看到我工作證上的名字，確定我寫過《上海的風花雪月》，才起身，握手，親自陪我去工地參觀，並建議我在覺得合適的時候一定也寫點這個房子的歷史，並向我保證他不會破壞這棟房子，只會將它小心復原，使它更好看。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特地帶我去了原先的小圖書館。這棟房子裡所有的百葉窗都集中在這裡，由專門的工人修復。他點給我看綠色百葉窗上的貼條，小貼條上註明了每扇窗是從哪裡拆下來的。
「也許我可以在原先的會客間裡做一個小博物館，展出這房子的原貌和歷史。我收集了一些實物，還到檔案館去買了些照片回來。我知道老房子的價值。今後客人們等座時，就可以先到小博物館來看看。」他說，「小博物館還可以出售老東西，要是客人覺得好，隨手就能買回家去。這也算是一種傳承。」
「你還可以做些明信片。」我提議，「我讀過一本臺灣出版的書，名字叫一棟老房子的生命史，你也可以做這樣的事。」其實，是我自己想為這棟房子做這件事。這棟房子將要巨變，那些牆上的耶穌像將消失在餐館包間平整的牆上，那個氣氛溫柔的小教堂將成為一間高級宴會廳。這棟老房子的生命史，如亂世中的人生一樣充滿轉折，無法料想。
「明信片，是的。」他點頭同意，又突然笑了，「想想看，郵局裡到處都是我們餐館的明信片，在郵差手裡傳來傳去。」
他帶我經過走廊，去了後院。塗了黑色柏油的竹籬笆已經不見了。
我這是第一次來到修女的園子裡。那裡有一個小小的玻璃暖房，裡面種著瘦小的玫瑰樹。在一個角落裡，我看到一塊倒在地上的黑色大理石碑。然後，我認出來，它就是我小時候見到過的萬嬰碑。整個童年時代，令我印象最深的舊上海，一是外灘的洋行大樓，二就是這塊黑色墓碑。在我記憶昏暗的深處浮起小女孩們穿透樹陰的尖叫聲。它們如同關節那樣，將這棟房子的過去和將來連接在一起，並讓兩者轉動自如。
他說，他知道怎麼小心修復所有的百葉窗，清洗當年所有從歐洲定製的、帶有藍色拜佔庭式十字架的地磚，但不知道該怎麼處置這塊墓碑。
「你可記得小學生們的憶苦思甜教育？整個年級排好隊，來參觀育嬰堂。」他問我。
是的。所以我說：「大概你可以將它放在花園裡，再做一塊碑，放在它前面，來說明它。」
他看看我，以為我在說反話，但我卻真沒有，它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經歷過的歷史，女孩子們的尖叫聲。萬嬰墓可以存疑，但當年孩子們懷著有人吃小孩眼珠子的恐懼來參觀萬嬰墓地，卻是一代上海小孩子的記憶。這種對聖母院衝突的記憶，使對這棟建築的理解有了厚度。所以在我看來，它與這棟修道院建築是一樣值得保護的。
又過了幾個月，我再次去修女院，那裡已是上海老站餐館了。當年修女們用的大廚房，現在是餐館的廚房。跑菜的男孩們在那裡穿梭不停。餐館經營的是改良的上海菜。與他規劃中的一樣，走廊裡當年的瓷磚都還在，而且已經擦洗一新。百葉窗都回到原來的位置，而且可以輕鬆地開關，小教堂保留了牆上原先的玫瑰花圖案，但現在只是裝飾了。
我在二樓的包房裡吃晚飯，那裡原來是修女們的宿舍。房間的牆上很乾淨，門上也很乾淨，用的是當年上海的西式建築流行的深褐色。從前用水泥封死的壁爐修復了，長著甜美眼睛的耶穌和聖母當然不見了。
餐桌四周有異乎尋常的沉靜。我們房間的侍應生是個面容端莊的小姐，穿著服帖的黑色唐裝，她靜靜地為我們布菜，換碗碟。燈光明亮，是像水銀一般沉甸甸的明亮。問起來，她說不知道這裡曾經是怎樣的房子，也不知道為什麼老闆不讓她打開百葉窗，不讓外面徐家匯的霓虹燈光輕易照進來。最後上甜品，一道桂花糯米小圓子，她才輕輕說了句：「難怪這房子白天都陰森森的，讓人怪不舒服。」
大家聊天之際，我離開房間下樓，去到院子裡。整修過的園子鋪著草坪，種著鮮花，當時我看見黑色墓碑的地方，現在安置著一列老式火車車廂，據說是俄羅斯早年建造的慈禧專列。從此，我再也沒見到黑色墓碑了。
1962-2015，狗尾巴草與小青菜
1992年初夏，我是被誰帶去徐元章家的，已經忘記了。不過我記得他家滿園子瘋長的野草，園子裡的一株玫瑰卻開得很瘦小，水紅色的，好像發育不良的瘦小孩。
有人叫他：元章，元章。一條身條細長的狗從平廳裡箭一樣地竄過去找他，這是一條好管閒事的雜交了的牧羊犬。
他從園子深處高高的狗尾草叢裡站起身來，難為情似的扎著一雙手，手套很大，胳膊卻細，好像稻草人。我記得他路過一個舊籃球架，網破得無影無蹤的舊籃球架。園子裡只留下了一個籃球架。他很瘦小，穿著白寥寥的拉鏈衫，有點神經質。
走近了，他笑著招呼我。然後不等別人說話，他就急急拉下手套，伸出瘦小單薄的手掌給我看，「陳小姐呀，這可是少爺的手呀，倒要做園丁的活，哪能做得好呢！」他的手指甲裡黑糊糊的，是畫油畫時留下的顏料。
他和我們一起轉過頭去看他家的花園，這應該是市中心最大一處保留到1990年代的私家花園了吧，靠牆種了一排冬青樹，連這些冬青樹都長久沒修剪了，長得厚厚的，好像男孩子頭上好久沒整理的頭髮。他愛憐地，哀怨地望向園子，好像寡婦望著自己的遺腹子。「現在上海市區哪裡還找得到這樣的私家花園呀。按理說，僱一個專職園丁都嫌不夠呢。現在就靠著我一個人除野草。」
他開始說姨媽們想要賣掉這個花園的事。好像我走進這個花園的那天，親戚想要賣掉花園變現的想法就已經困擾他了。「要我離開這個花園，我就沒活路了。我哪裡能到社會上去住。」他那時就這樣說。「沒有這個花園，我就死了。」
那時我就知道他的身世了，他雖然從小在這個花園裡長大，但始終是他爸爸帶著他們兄弟二人借住在母親娘家的房子裡。母親是正牌的周家小姐，但借著去香港奔喪的由子離開上海後，就再也沒回來過，也再也沒與他們父子聯繫過。似乎也是負氣出去的，恩斷義絕了。他最愛這個園子，卻是親戚裡最沒權利主張園子去留問題的。他的身份說到底，就是一個借住於此的外姓親戚，不姓周。
他將園子裡破舊了的平廳收拾出來做了畫室，他的小畫展也辦在平廳裡。他禮遇我們，所以開了嵌在天花板吊頂裡的霓虹燈給我們看，說是原裝的德國霓虹燈管，直到他收拾這裡做畫室的時候，才發現那些四十年代的霓虹燈都還能用。
「德國貨是什麼質量！」他說。他開了一下，連忙就關上，怕用壞了。「屋頂上那些瓦都是外國貨，裂了就再也配不到了。」他又說。
我去徐元章家，就是為了看他畫的舊房子，水彩畫，英國式。他在家裡為附近領事館的外國人辦了個畫展，賣出去一些畫。他的畫有修養，有情調，但技巧與內涵都不夠，有股散漫的公子哥兒的氣質。他只畫上海洋房，說是寫生，但入畫的全都是美好的園子和陽光燦爛中的洋房，草坪上開著一團團的薔薇，或者繡球，從未有過一根狗尾巴草。
徐元章是個客氣的人，留我們喝了咖啡。盛咖啡的玻璃杯還是八十年代上海出產的拉花玻璃杯，很薄，滾燙的一杯握不住。他也對杯子不滿意，讓我們對付著用，「按照道理這是不可以的呀。」他指出。
乘我們喝咖啡，他到旁邊的廂房裡去為我們選擇了一盤他自己編輯過的咖啡音樂，裡面有他最喜歡的歐洲大戰後樂隊演奏的輕音樂。他尤其中意一個德國樂隊，它處理樂曲特別抒情，特別是那把甕聲甕氣的小提琴。音樂從吊在天花板的兩個小音箱和立在屋角的兩個大音箱裡響起，迴蕩在充滿草木氣息的畫室裡。他從廂房的移門後踏著一組華爾茲舞步旋轉出來，殷切地觀察我的反應。「味道濃哇？」他是想要鎮定一點的，但到底忍不住。
對音樂的興趣和口味，來自他小時候在無線電裡聽到的美軍太平洋電臺裡播放的音樂。「連美軍電臺停止播音的那天我都記得清楚。那時我正好在外婆家，就是這裡。無線電裡的頻道裡突然什麼也聽不到了。」他臉上的表情，就像被人劈面踩了一腳，那時他還是個幼童。
他說的都是舊事，都是舊時代的事，這是一個靠隻言片語、道聽途說與豐富想像活在他並不屬於的時代的人。七十年代對他這樣的人，上海有個特殊的稱謂，叫他們老克勒。
在上海的七十年代悄悄誕生了這樣一群人，所謂老克勒。他們為人客氣文雅，從不輕易傷害別人，但人們卻會輕易就看不起他們對浪漫生活的追求，看不起他們誓做舊時代寄生蟲的心願。人們覺得他們這樣想，免不了虛榮和軟弱，更像破落戶。他們喜歡所有洋物，但卻大多沒有好英文，當然也沒有好法文和德文。他們讀一本司湯達，一本奧斯汀，然後談論英國鄉村四步舞，所以他們喜歡的並非是西方文明，而是西方情調。他們苦苦追求個性自由，這種自由與生活方式關係密切，與政治傾向關係不大，他們不去想這麼嚴肅的事。相對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他們只是追求可以體面地吃上一頓像樣西餐的自由，能自由選擇一支流行樂曲，無所顧忌地穿上與眾不同的衣裙，找到一處好像西方太平世界的背景，擺好戰後那些好萊塢電影裡的明星姿勢，好好照一組照片，假裝在外國。他們大多數人並非沒有閱歷，但都缺少在嚴酷環境下出人頭地的勇氣和耐力，他們總是步步後退，直到脫離單位，回到家庭，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獲得自己憧憬的生活的能力，尤其不會掙錢，不懂競爭，卻敏感脆弱。因此，上海老克勒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尼克森訪華之後的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那是禁錮時代與物質時代的空隙。當物質時代真的到來，國門真的開放，他們卻越活越窩囊，漸漸不合時宜。這時他們真正的落魄了。
這是我所認識的上海老克勒。
徐元章在我心目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自詡周家少爺，也是街道工場的一名臨時工。
直到上海再次甦醒，追尋自己城市的過去成為走向未來的底氣，上海的過去成為時髦的話題。一些亂趕時髦的老男人會穿鑲拼系帶皮鞋，拿個菸斗吸菸絲，襯衣領子裡襯一塊小方絲巾，統統自稱為老克勒。以他們的趕時髦替代了七十年代那些人在生活態度裡微小溫和而堅持不懈的舊時代趣味。另一些人則忍無可忍地宣稱，在上海老男人裡，只有上過工部局小學的人才夠資格自稱家世與教育俱佳的老克勒，或者在1949年5月前真的進過上海舞場的人才夠資格自稱為老克勒，其餘的人非請莫入。時至如今，老克勒成了一種可懸掛的勳章，一種與今天暴發戶相異的有錢人的象徵。但卻變味。
徐元章一直在原地，守著園子，春天與無所不在的狗尾巴草做殊死搏鬥，秋天燒掉落葉，為園子的土地施草木灰，冬天辦一些午後交誼舞會。來舞會的都是老朋友，來時多少留下些碎錢，幫著負擔電費和咖啡錢。有時舞會後大家興致未盡，也一起去小餐館聚餐。各人付帳，有時他們說上海話：劈硬柴。有時他們說英語：go dutch。
從我認識徐元章那年起，到此後的許多許多年，時代變了又變，他卻沒有，連他每次見面所說的話也都沒變，咖啡音樂，平廳畫展，園子被親戚賣掉，自身價值和家園全然崩潰，無有容身之處的恐懼，他漸漸活成了一具木乃伊。有時他也會說到世事之變，臉上就有一點堅毅的樣子，他說窮人變富不像樣，富人變窮不走樣。
似乎又過了許多年，關於賣掉園子的傳言終於成為現實。徐元章也終於接受了位於莘莊的新房子，據說還是收購方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給他的安身之處，他悄悄地搬離，與大多數因為園子認識他的人斷了聯繫。然後，輾轉傳來他去世的消息。果然如他所說，他離開園子是活不下去的。周家園子的新主人據說要好好打造這個花園為市中心的高級會所，這我非常相信，只不過再豪華的會所，也就是豪華了再豪華，直至乏到人仰馬翻。在我心目中，徐元章不在了，上海的老克勒也就因為他的謝幕而退場了。他一直是個化外無用之人，誰也不知道他的去世卻算得上是個句號：一小部分被命名為老克勒的人群潛入上海地方史。
2015年初春的中午，差不多十年過去了，我路過他家園子的時候，發現朝向馬路的這一面，密密地被木板牆擋住了。牆上印著一個綠意蔥蘢、照料良好的花園。原來的舊黑鐵門也換了。透過木板牆之間的縫隙，能看到一點點裡面的園子，令人驚異的是，園子過了這麼多年，非但沒修繕一新，成為舊上海的緬懷之地，反而比徐元章在的時候更荒了，原先早已退化的草皮竟然不見了，原來滿地搖曳的狗尾巴草也不見了，徐元章當年苦苦維護不至於荒蕪的花園草坪並未由於新貴資本的注入幡然一新，如今園子裡一隴隴的，種的都是綠汪汪小青菜和雞毛菜。
擋著的木頭牆太高，我看不到平廳如今的模樣。我總是記得他穿著白寥寥的一件咔嘰布拉鏈衫，隨著美軍太平洋電臺裡播放過的輕音樂，雙臂夾在肋間，拘謹又抒情地搖晃著上身，隨音樂搖擺的樣子。在他身後，是狗尾巴草四處搖曳的園子。園子旁邊的寶慶路上，電車站時不時就傳來15路電車進站時發出的銳利剎車聲。它們似乎有某種象徵意義，一直發出渾然不知狗尾巴草和雞毛菜之間的謎語的尖利聲音，然後離開站點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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