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錢戀水
點擊網頁左下角「閱讀原文」可試聽《我莊》
對很多人眼中「臺灣最好的音樂創作人」林生祥來說，無論是當年轟轟烈烈的「反水庫運動」，由此而生的「交工樂隊」，還是此後一張張與土地有關的專輯，都是「當生活變得不自然的時候盡力恢復原貌」的努力。
去年，林生祥的新專輯《我莊》出版。他用了一年的時間才慢悠悠地把新專輯巡演唱到了上海。8月10日，「仙人繞境」林生祥樂隊巡演上海站將來到Mao Livehouse。
從小生長在有山有水的高雄美濃鎮，林生祥的父母都務農，常常寒假作業就是一包泥一袋種子。在水稻田、香蕉園、檸檬樹中的童年蒼翠而馥鬱，「我們家割下來的香蕉，一堆一堆，疊得像人那麼高。」
林生祥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上世紀80年代初，羅大佑一句「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唱的是農村出離者的茫然；上世紀90年代初，歌手林強的專輯 《向前走》裡的一句「卡早聽人唱臺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點攏無感覺」為孤身奮鬥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帶來不知從何說起的希望。
二十年後，一個當年因為《向前走》來到臺北的年輕人在臺北街頭偶遇林強。他對林強說：「唉，你是林強哦。拜託，我當時聽了你的歌來臺北打拼。我現在在臺北很痛苦，你也寫一首歌，叫我們離開臺北吧！」
二十年後的林強無力用音樂扭轉時間，林生祥和老搭檔兼詞作者鍾永豐卻用他們的音樂反覆講述人和土地的故事，彌補去鄉者們失去的時光。
這些音樂，還在特定的時間完成了音樂通常難以完成的社會使命，成為抗議音樂史上值得紀念的一筆。
1991年，臺灣政府決定斥資1100億新臺幣在美濃修建壩高147米，距離最近村莊只有1.5公裡的大水庫，遭到美濃鄉民的集體反對。
1993年，一兩百個美濃鄉人到臺北「立法院」門口進行「反水庫」請願。僵持中鍾永豐的妹妹鍾秀梅用歌聲打破鄉人們的膽怯，也讓林生祥和鍾永豐第一次感受到音樂的力量。
1998年，林生祥回鄉加入了「美濃愛鄉協進會」(簡稱「愛鄉會」)，從事反水庫運動的相關工作。那時正是反水庫運動的低潮期，「愛鄉會」總幹事鍾永豐後來回憶：「1997年反水庫的情勢急轉直下……那時我開始想，如果運動要逆轉時勢，它一定來自文化。」
本來只是知識分子天真的想法，卻因為他們長期的堅持而成真。1999年，鍾永豐作詞、林生祥譜曲，交出了《我等就來唱山歌：美濃反水庫運動音樂紀實》。這張記錄社運的專輯為他們帶來的不僅是2000年金曲獎最佳作曲人及最佳製作人獎，也是當年臺灣反水庫運動大獲全勝的最佳註解。
在唱過美濃青年從離鄉到回鄉的故事（《菊花夜行軍》，2001），農村青年在城市掙扎的（《臨暗》，2004），關於樹和土地之於生命意義的《種樹》（2006），探討女性命運的《野生》，以及作家鍾理和故事的《大地書房》（2010）之後，中年林生祥不再用音樂講述人物的命運，而是定定心心地開始說起了一個村莊（《我莊》，2013）。
從學生時代開始做音樂，林生祥的樂隊經歷了不斷瘦下去的編制，最終在2009年的《野生》時達到極致——只剩他和大竹研兩把木吉他，卻出落得骨骼清奇。到了《我莊》，他的六弦月琴與大竹研的空心吉他、早川轍的貝司、吳政君的打擊樂組成的樂隊據說是全臺灣最夢幻的陣容，骨血豐滿卻清澈依然。
《我莊》裡的那個村莊，可以是林生祥的，也可以是每個人的。這一次，林生祥的音樂少了悲傷和沉靜，像是被莊子裡的那些小人物們逗樂了。他唱了很多，既有無名無姓的村莊白描，「阿公掌牛牯，阿嬤蓄大豬。清明旱魚塘，籲陣桍果樹」 （《課本》）；亦有有名有姓的，比如氣衝衝鞭笞除草劑「總斷根！總斷根！就系（是）這號除草劑！」的老爹（《草》）；還有看似無喜怒，實則黯然無奈的「那Seven-Eleven有搞，連通政府欠帳這裡交。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有Seven-Eleven真好」（《7-11》）。
《阿欽選縣長》和「五條人」的《大會》有幾分相似，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必然。聽到林生祥於眾和聲中大喊「阿欽當選！阿欽當選！阿欽啊阿欽！當選呀當選！」配上鑼鼓喧天的背景，以及猶如大喇叭特有的雄壯音樂裡面飄出來的一抹荒誕，是不是頓時如同置身這樣一個小縣或者小村？在那裡，政治是一樁大事，跟看一齣戲一樣大。吵吵嚷嚷，熱熱鬧鬧，到頭來不過大嬸們兩句對話：「管這麼多，誰中都相同，田要耕，菜要種，船篙要撐。回家吧！明天要種菜，還是自家的鍋子裡才有飯好添。」
詞作者鍾永豐的首要身份畢竟是社會運動家，難得的是他的姿態僅在一些瞬間不經意地顯現。大部分時候他都像極了久居村莊的一分子，不啟蒙不民粹，娓娓道來一樁一樁事體，語言像新鮮拔上來的蔬菜，水分和泥土猶在。
如果說鍾永豐的詞已經足夠洗鍊傳神，一筆一畫勾勒出莊子的面子和裡子，那麼音樂和林生祥的聲音負責的則是如同氣味一樣難以言說卻最勾起回憶的情感。林生祥咿咿呀呀扁著嗓子像在唱一出唱不完的戲，環繞他的音樂的則是同樣興高採烈圍坐夜話乘風涼的村人們，底子裡卻是寂寥。
如今的林生祥常住美濃，幫著媽媽種菜，以音樂為生。做音樂和社運多年，他從未失望，因為「不管結果怎樣對話的過程很重要。我對很多人的想法一直好奇，也不會覺得自己都是對的。」
林生祥
【對話】
東方早報：《我莊》這張專輯插電了，配器也多了，說是因為2011年草莓時候你們木吉他的聲音被何勇跟「扭曲機器」的聲音蓋過所以決心也插電？
林生祥：其實是因為錄音的時候吉他手和貝斯手聽了十五分鐘音樂，立即決定這張專輯要插電，包括我的月琴。做音樂的時候我除了會讓樂團成員知道詞背景之外，只有兩點是會在意的：找到最適合的音階；音樂的走向要契合歌詞。除此之外我會讓樂手判斷要怎麼演奏，因為樂手有樂手的生命，我只負責寫架構而已。
東方早報：這張專輯的感覺挺生猛的，錄音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林生祥：我們在錄音前五天碰面，彩排了四天，做了個演出就進棚了，錄音棚裡一共只呆了三天半。這樣出來的音樂就比較鮮活。
東方早報：依然是鍾永豐寫了詞給你譜曲？
林生祥：有一部分是這樣，一部分我拿到詞兩個人還要來回商量很久。比如說《課本》，我希望有一段合唱，所以請永豐把詞意反覆調整到那個架構裡去。當然大方向不會變。
東方早報：雖然大部分人都不懂客家語，但是聽你們的音樂依然覺得親切，卻說不明白是為什麼。
林生祥：我一直有個夢想，想去甘肅聽花兒。親切大概是因為我的音樂裡有很多傳統因素，比如曲大部分都是五聲音階。傳統音樂裡有連結普羅大眾的東西，有活蹦亂跳的音樂生命。我的音樂裡有某些部分遠離了西方音樂的聆聽經驗，這也是大家覺得親切的原因吧。
東方早報：這次的專輯裡有幾個不同於傳統的農村新角色——仙人、知識分子、政客、黑道。在美濃，這些角色的在農村的真實景況怎樣？
林生祥：仙人（指不事生產，游離於社會規則之外的閒人）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女兒見到仙人還會打招呼。農村和城市各有不同的包容，但是對仙人，農村顯然更包容。在我們這裡，對一些沒有能力去城市謀生的人，自有一套和平共處的方式。仙人不承擔社會責任，自由，跳出局外，有很強的想像力。寫有趣的仙人們，是想說農村中並不只有老舊，還有良好的規範和古老的智慧。其他的角色，由永豐來說更合適。
東方早報：你曾經離開家鄉，又回歸併決定定居，為什麼？
林生祥：我本來就不是適合城市生活的人。大學念的淡江大學，偏居一隅。後來服完兵役又選擇了一個山腳下的小地方工作。我很幸運，住在鄉下自在又自然。
東方早報：你怎麼處理搞社運和做音樂之間的關係？
林生祥：1998年的時候永豐從美國念書回來，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搞社運，說是做運動精彩又好玩。當時我自己做音樂碰到低潮，不知道社會在幹什麼，不同的群體在想什麼，就跟著他到處跑。他總是能看到事情不同的角度。做社運的過程中我接觸了很多人事，看社會更立體了，這些都成為我創作的養分。
後來就有了我們的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美濃反水庫運動音樂紀實》。當時我第一次把嗩吶、鑼鼓等民間樂器搖滾化，想著既然在做運動就應該讓音樂也運動起來。可以說，我的音樂想像力從社運開始。
東方早報：很多時候社運沒有看上去那麼美，你有沒有失望過，想著不如放棄，單純做音樂？
林生祥：沒有。我很幸運，能夠不用做其他職業養活自己，音樂就可以。這些來自眾人的滋養和愛，這是支撐我做音樂和搞社運的力量。社運不容易，龐雜又高壓，但是我一直都有支撐的力量。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而且在和不同群體的對話過程中，我從未失去對很多人想法的好奇。我從不覺得自己都是對的，這種對生命的挑戰促成的對話是我很重要的養分來源。
我住在農村，唱農村，但是心裡知道農村生活並不是那麼浪漫的。就像那首《草》裡所寫，我們用農藥，好比我媽媽看到草就受不了，小時候我最討厭的就是拔草。後來有了農藥就越噴越兇，搞到現在帶小孩去釣青蛙都釣不到半隻。
農業要面對的情況顯然不僅是草。很多農村問題農人們都應該檢討自己，看看自己在農業工業化的過程中有沒有做錯什麼。
東方早報：鍾永豐說農村「無腦」已經很久，好在現在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選擇回鄉，不依附政黨，能夠利用資源比較純粹地生活。但是如《課本》裡所唱的傳統農村圖景並不會因為他們的回歸而得以保留，變化是必然的。在你心裡有沒有一幅離鄉的農村圖景？
林生祥：一個地方不會因為一個個體而改變。我在美濃搞社運已經超過二十年。大家在一起討論社區發展的方向，也會借鑑學者和國外的經驗。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永遠有處理不完的事情，也永遠不會結束，下一代人還得接著做。
這兩三年我們的目標是讓原先造水庫的地變成國家自然公園，事情總得一件一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