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是2019年上半年在臺灣播出的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由賈靜雯、吳慷仁等主演。
整個故事圍繞著「李曉明殺人事件」展開：幾年前在一家電影院，多名兒童被意外槍殺，宋喬安的兒子不幸是其中一名遇難者；在李曉明等待法庭審判期間，王赦成為他的刑事辯護人；李曉明的家人自這次事件後，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但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卻無意間與宋喬安相遇……
該劇只有短短10集，但是它從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及其家屬等多個敘述視角出發，將「隨機殺人事件」帶給各方的傷害立體、形象地展現出來。
敘述視角是敘事學當中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敘述主體（敘事者或劇中人物）與事件對應的狀態和位置，即敘述主體從什麼角度去觀察故事。
許多社會惡性事件，我們「看」過、「害怕」過甚至「罵」過，只等媒體告訴我們「壞人已伏誅」，那麼然後呢？事件後似乎就能雲淡風輕了，其實不然。這部劇就聚焦到悲劇發生後——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等如何面對傷痕、重建他們的生活，以及相關的精神病患者、刑事辯護律師如何面對媒體建構的形象、公眾的評價。
01
受害者家屬視角：難以走出的噩夢
品味新聞臺主管宋喬安一家是「李曉明殺人案」的受害方。
宋喬安陪兒子去看電影，因為工作電話中途離場，回來時兒子已遇不測。她困在自責的情緒中走不出去，整個人性格也變得暴躁易怒。白天靠工作的繁忙來麻痺自己，晚上靠酒精來助眠。
宋喬安精神狀況一直難以恢復，這也導致她忽視掉對身邊人的關懷，宋喬安和她丈夫、女兒的關係越來越差，乃至她與女兒發生爭執時，女兒憤怒喊道「你怎麼不和劉天彥一起死掉」。
在宋喬安的視角，我們看到了「意外喪子」的痛苦，也看到了她對加害方的仇恨，這樣的仇恨不僅僅是對李曉明，還有李曉明的家人。
02
殺人犯家屬視角：沒有父母願意養出殺人犯
鏡頭沿著李母的視線——殺人犯李曉明不過是一個普通平凡的孩子。那他怎會殺人？李父李母也一直在反省自己的教育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可是李家沒有人能想得通。
面對媒體和公眾狂風暴雨式的關注、指責，李父與李母躲回了農村老家，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以「李大芝」的身份再次投入到社會生活中。
活著的人要繼續活啊，或許是最無奈的一句話。
為了不得不過下去的生活，李母與李父回到老家賣粽子，房間窗戶用報紙貼得不見光日，臉上也留下因長期戴口罩的傷痕。
在王律師的勸說下，李曉明終於同意見家人一面，李父李母決定前往探監時，電視新聞中卻傳來消息：李曉明已被槍決。
為了平息公眾的憤怒，在蜂擁而至的媒體面前下跪道歉。
03
辯護律師視角：殺人犯不應該得到辯護嗎？
王赦是李曉明的刑事辯護律師。
王赦在孤兒院長大，曾經也差一點越過道德、法律的邊界，成為社會中的「罪惡之人」，所以他很清楚善惡即轉瞬之間。所以他一直嘗試理解精神病患者，尋找殺人犯背後的動因。
他認為要避免「隨機殺人事件」的再次發生，就要知道殺人背後真正的動因；所以他多次到看守所和李曉明見面，試圖獲得更深入的了解，也堅持說服他與李家人見面。
王赦為殺人犯辯護，這變成了公眾乃至他的家人難以理解的事：他被潑糞、收到恐嚇簡訊，他被媒體貼上「為殺人犯說話」的標籤，他的家人生活在不安的情緒中，希望他不要再為殺人犯辯護。現實與個人理想發生衝突。
但「王赦在為殺人犯說話」的觀點難以苟同，他的立場始終在法律這一邊。
所以作為辯護律師，當「他的辯護對象被執行死刑」這一消息不是從司法機關，而是從媒體中得知的時候，他憤怒極了：
04
精神病患群體：刻板印象下該怎樣生活？
精神病患者隨機殺人的案件屢屢在新聞報導中出現，人們惶恐不安。所以，當社區要建收容精神病患的「康復之家」時，遭到社區居民強烈反對。而後來，當幼兒園發生不明原因的劫持案時，人們第一反應就指向了「康復之家」的精神病患。
最後事實是，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幻想自己是導演，讓幼兒園的小朋友跟他一起拍戲。他進幼兒園時提著的攝像機包，形似「槍」，於是被市民誤以為他持槍劫持幼兒園。
05
受害者變成加害者？「我們與惡的距離」一直很近
李曉明被執行槍決後當晚，宋喬安知道了李大芝是李曉明的妹妹，安排電視臺的記者跟蹤李大芝，捕捉「李家現身李曉明屍體所在的殯儀館」這樣的「獨家新聞」。
宋喬安的行為實則洩憤。但比起失去孩子，將隱藏多年的李家人重新拉到注意力之下，她的行為算得上是一種「惡」嗎？答案或許否定。
但或許又像李大芝說的那樣，難道她和她的家人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了嗎？
我們與惡的距離很近，這個答案在劇中不斷復現。
第一集開場便有市民因王赦為殺人犯辯護，朝他身上潑糞；每集開頭都有社交網絡上「鍵盤俠」的惡意評論；還有為了追求所謂的「真相」，到葬禮上打擾受害者家屬、直播現場的電視臺記者......
「惡，不只屬於極端的集權統治者，很多時候它還屬於每一個平庸的參與者」。
以「李曉明殺人案」展開的故事，並未以李曉明的死亡而結束。無差別殺人案帶給社會的不安情緒持續存在，這樣的情緒被投射到所有精神病患者身上，在公眾看來，他們都具有「殺人」的潛在可能性。
這部劇從多個敘述視角來呈現故事，以及故事相關群體——精神病患者、精神科醫生、社工他們面臨的困境，讓人感覺「每個人好像都沒做錯什麼，卻每個人都是這場悲劇的受害者」。無奈之處在於此。
最後，宋喬安在家人的幫助下走出了陰霾，李大芝一家脫離媒體關注後恢復平靜的生活，患精神疾病的應思聰也精神開始好轉。算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是他們在劇中面臨的問題、衝突依然存在於現實社會，劇本沒有給出答案，只是提出了「希望就在前方」的美好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