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茅盾文學獎20年 阿來與新一代讀者再回首《塵埃落定》——不能...

2020-12-23 浙江新聞

  對於一本書來說,時間是衡量其價值的金標準。暢銷書只不過附和了市場一時的需求,常銷書才是如黃金一般的硬通貨。

  《塵埃落定》算得上是書市上的「黃金」,累計銷量達數百萬冊。22年前,它出版面世;20年前,拿了茅盾文學獎;17年前,有了同名電視劇……更不用說,那些幾乎隔幾年就會被不同出版社再版、再編又重印的經歷。

  到了榮獲茅盾文學獎20年後的今天,手握獨家全版權的浙江文藝出版社又推出了《塵埃落定》,裡面收入了作者阿來的代後記《落不定的塵埃》,和他在茅盾文學獎頒獎禮上的演講《隨風遠走》。

  又是一部「新書」。於是,一場閱讀分享會在杭州單向空間書店舉行。

  作者阿來

  多年後,阿來回頭看看自己和當年作品,心情釋然又激動。同輩同行李敬澤,是能夠對他投以足夠理解和敬意的。但這複雜心理,他眼前的年輕讀者——會光顧「單向」這種新型文化空間的大多是年輕人——未必能懂。

  活動在工作日的下午,來的人依然不少。熱絡交流中,書中上世紀40年代的藏族故事又多了些別樣解讀。甚至連寫故事的人也變了。

  歷史才不是蒙著灰的老古董。22年後,阿來聽見有一陣風吹來,再回首《塵埃落定》,又有了不一樣的味道……

  [作為作者]

  商業上的成功和創作的衝動

  時間是好書的摯友,對好書的作者則不太客氣——除非,在時光流淌的大河中,他們有站得足夠穩的腳跟。

  阿來懼怕衰老。

  20年前,阿來在茅盾文學獎頒獎臺上,將讀者的歡迎、批評界的好評定義為「成功的喜悅」;20年後,面對臺下新一代讀者,他感嘆:「話題一說就很可怕。因為這表示我正在老去。」

  他對「老去」的定義是「慢慢失去活力和創造力」——兩個創作者最需要的東西。

  阿來是茅盾文學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得者。《塵埃落定》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書時,他不過三十四五歲。

  作為「狂熱的閱讀者」,阿來讀書時就知道和圖書管理員搞好關係,只為能「不小心」被鎖在館裡面過夜。現場有讀者好奇地問:當年的一鳴驚人,是不是因為有範本參考模仿?

  「沒有。甚至我都不模仿我自己。」阿來答得很乾脆。他承認會潛移默化地受前輩優秀作品影響。但在主觀上,他抗拒「重複」,無論寫作內容還是方式。

  《塵埃落定》成功後,不少人提議阿來按著類似套路寫下一本。但有追求的人,不想永遠停留在同樣的模式裡。阿來創作的第二部長篇《機村史詩》(六部曲),一樣是寫藏族歷史,敘述方式卻大相逕庭。

  有人說,《塵埃落定》像飄逸靈動的河流,有「門檻很高,高到雲朵上去了」這樣新穎的比喻,還有不少為模仿傻子二少爺視角而寫的敘述暗藏玄機。《機村史詩》(六部曲)卻是六座樸實沉穩、重現歷史的山巒,是寫實、凝重的歷史全景。

  重新找一條路寫作,阿來有過「讀者不認怎麼辦」的憂慮,只是內心深處的探索欲望更佔上風。「我希望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內在還是有藝術創新的衝動。」

  相對論可以抗衡歲月流逝。阿來要把眺望山川大河的目光挪到腳下。

  他要去攏出落在時代巨石縫隙裡的歷史塵埃。

  《塵埃落定》涉及的土司制度、藏族文化等內容經得起考據,不僅是因為阿來生長於故事的發生地。「我們知道大歷史,知道法國大革命是哪一年,鴉片戰爭是哪一年,但在歷史觀方面始終有一個缺失:我們不清楚地方史。」他自己也不清楚家鄉的微觀史。

  雙腳懸空的感覺不太踏實。「我覺得寫小說就要寫自己的見識。」三十而立時,阿來停下寫詩的筆,開始著手田野調查,做地方史的研究。「藏族地區有不同的方言,我們那個方言區一共18家土司,現在是6個縣,大概四五十萬人。土司一般都是中央朝廷冊封的。我調查了18家土司的所有歷史,以至於後來比他們自己家族本身講得更清楚。」

  好事多磨。小說寫於瓊瑤劇盛行的1994年。沒有名氣的阿來被十幾家出版社退稿,大部分編輯都認為純文學沒有市場。1998年,在阿來已經不抱希望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慧眼識珠。

  市場是多元的。只要是珍珠,讀者就能識別出光芒。

  在《塵埃落定》沒出版之前,李敬澤看過清樣:「一個好的作品,一個偉大的作品,或正在成為經典的作品,一定有堅實的歷史基礎,一定有一個作家在寫作時作過彼時彼地的考量。當我讀到清樣時,我就清楚地意識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作品。」

  這也成為李敬澤「至今感到驕傲」的事。因為以阿來為「橋」,在一切未卜的情況下,他預判了一場市場的成功。

  首印數即達五萬冊,沒用多久,正版印數即超過十萬冊,並被翻譯為英、法、德等15國語言介紹給國外的讀者,其中英文版3萬冊的版稅更高達15萬美元。近年來,他的國際影響和聲譽也與日俱增,一場場國際研討會、主題活動上,中外知名評論家、作家、漢學家、翻譯家,以及普通讀者對他投以熱情。

  「1998年全中國出書十幾萬種,長篇小說幾千種。經過22年的漂流,『活』到了今天的《塵埃落定》本身確實是個奇蹟。這部書已經成為一個節點,它會繼續為一代代的人閱讀。」李敬澤說。

  [作為讀者]

  把故事的意義留給時光

  閱讀本身是一件私人的、自覺的事。擁有不同閱歷、欲望和目的的人,會看到不一樣的紙中事。一代代的人,是以一雙雙怎樣的眼睛看待《塵埃落定》的呢?

  李敬澤認真分享著老友阿來幾十年來的變化。言談間,他自然而然地背誦出一句話:「在一個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聽到窗外野畫眉在聲聲叫喚。」

  這是《塵埃落定》第一章第一節的第一句。句號剛落,臺下浮現出許多會意的笑容。若仔細觀察,會發現笑和笑之間是有差別的。有的含蓄,有的燦爛,有的沉穩——那張笑臉,從活動開始時就掛著了。

  話題也不禁落到第一次看《塵埃落定》時的感受:有人把它視為知識拓展讀本,用輕鬆的方式學習藏族文化;有人把它奉為寫作範文,為精巧的語言折服並加以謄抄;有人把它當成跌宕的小說,為「骨頭裡冒泡泡的愛情」動心,也為彪悍民族的權力角鬥驚情……

  歷史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漸漸地,更多人在思考的是,為什麼會以「又傻又聰明」的二少爺的視角來寫呢?

  說過太多意味深長的道理了,阿來大概是有些疲憊。他就換了個「考究」的解答:「清末民國時期,18家土司有的傳了30代,有的傳了40代,再不濟也傳了20代。土司之間你嫁給我,我嫁給你,導致了人種的退化,造出來的人要麼身患殘疾,要麼智力不全,偶爾也會出現一兩個有點超常智慧的人。所以我是這麼想的:你將他寫得完全可憐巴巴也不對,我知道有些有某種缺陷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超乎常人。」

  「我覺得22年後,關於《塵埃落定》就不能再聽阿來的了。」沒想到,李敬澤立刻就拆了臺,「假如我們現在將曹雪芹請來讓他談談《紅樓夢》,我們肯定都覺得曹雪芹說的不靠譜了。有多少人一定要通過《紅樓夢》去認識乾隆年間是怎麼回事?同樣的道理,很多讀者未必要通過《塵埃落定》了解土司制度,以及時代變革的整個過程。」

  一部作品在人群中不斷流轉的過程,是一種生命的成長。任何經典的作品,實際上都由作者和一代代讀者共同完成,而且每一撥讀者都會作出新的闡釋。

  李敬澤要為讀者的價值下註腳:「它是有兩個『作者』的,一個作者叫阿來,另一個作者是我們。某種程度上講,我們比他還要偉大。」

  臺下笑得人更多了,表情裡還明顯多了一分自信。

  阿來也不約而同地笑了。他回憶了「不受控」的寫作經驗:作家一般都是有寫作動機的,但隨著人物不斷登場,他們自己就「活」了,一切預設和立場隨之被拋棄,作家最後竟變成了一個旁觀者、記錄人,跟著人物走了。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阿來自認無法把握住讀者。

  他曾經做過十年雜誌總編,最反感編輯們說「我推薦這篇小說發表的理由是讀者……」這種說法。「我給編輯部立了規矩:『不準說讀者』。誰說讀者,我就認為你在偷懶。」

  有一回,阿來對著一個老說「讀者」的固執編輯生氣了。揪著編輯的衣領,阿來將他推到窗口質問:「你給我說清楚,樓下那些烏泱泱的人是不是讀者?他說不是。我說你到樓下叫五個人上來,得都是我們的讀者。他說找不到。」

  但書與人也是相互成就的,「人」包括作者和讀者。如果說《塵埃落定》至今葆有青春,從某種程度上說,活力由讀者賦予。

  「我也是讀者,會閱讀經典。大多數情況下,會試圖揣摩作家想說什麼。有時候也會放任自己,在作品裡頭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不去揣摩他們的本意。」

  也許,阿來想說的是,一部好作品總會給讀者留白足夠的解讀空間。事先揣測市場的想法往往是場徒勞,作者大可摒棄雜念,自然地把故事講好。其他,就留給時光吧。

  [作為紙中人]

  故鄉的卑微與高貴

  縱使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總是因為它在探討一個永恆的時代主題。

  關於《塵埃落定》的書名,阿來在代後記《落不定的塵埃》裡留下定論:「直到今天,我還認為這是一個好題目。小說裡曾經那樣喧囂與張揚的一切,隨著必然的毀棄與遺忘趨於平靜。」

  話中有幾分「落葉歸根」的意蘊,那是「鄉愁」的另一種比喻。

  阿來在代後記裡還說,小說正是他作為一個原鄉人在精神上尋找真正故鄉的一種努力。「我用小說去懷念那生與死,鐵與血的大浪漫。」

  在田野調查中,阿來聽到許多傳說。傳說裡的大浪漫來源於歷史的厚重,是野蠻裡的血性和不屈從。對比之下,燭光晚餐一般的當代小浪漫,在歷史大浪漫面前便顯得不足一提。

  李敬澤把這種大浪漫形容為「鄉愁」。「鄉愁是一種文化或個人對已逝去的記憶的懷戀,不僅包含著過去是什麼,還包含著我們應該是什麼,生活應該是什麼的一些理想。」

  聽到評論家的讀後感,阿來忽然被點醒了。他開始審視自己歷經的時代,和時代經歷裡的自己。

  不是每個故鄉都惹人留戀。

  「我唯一的夢想,就是離開那個地方。」阿來出生的上世紀50年代末,是普遍艱苦的年代。深藏腹地的川西物質和精神生活更是極度貧乏。

  一個人對故鄉愛得越深,就越看不得她的自甘暗淡。

  寫完書後,阿來就毫不留戀地告別故地。多年後,他依舊慶幸有足夠的執著和韌勁,支撐自己的最終逃離。「我一般不同意『你要感謝故鄉山水』的說法。難道故鄉就不該感謝我一點嗎?寫完《塵埃落定》這本書,我離開它就更有勇氣了。至少我們倆和解了。」

  「阿來把一個相對偏僻的地理位置,變成了在文學上引人矚目的地點。」莫言所說的「矚目」,是從未被滌蕩的風土人情終於露出面目之後的光彩奪目。

  已不在此山中的阿來一回頭,看到了一束光從原來的混沌中射出來——想起那些沒精打採的人們,只要晚上喝點酒就會「活」過來,兩眼放光,紅光滿面,侃侃而談:茶馬古道上的大商人、邊疆沙場的一代梟雄……在已成歷史的時代中,他們和祖祖輩輩都曾是英雄。

  阿來不再是憤慨的青年了。「故鄉不僅有卑下,還有高貴的精氣神,以及和大地匹配的英雄氣概。」《塵埃落定》使他得到了成長。

  正如李敬澤所說:「當我們熱愛田園時,我們對自然、大地、村莊的熱愛,實際上不僅是因為很多正在逝去的東西,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些過去裡包含著一些我們生命中非常珍貴的、必須珍視的價值。」

  叔本華說,人們最終真正能夠理解和欣賞的事物,只不過是一些在本質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罷了。《塵埃落定》告訴我們,我們的過去存在於一個天真未鑿時代,我們捧讀後之所以為之傾倒,或許是因為在書中看見了自己,以及那些心中的嚮往。

  正如塵埃可以被吹散,也可以落定成大地。而在大地上,人與大樹和花朵一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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