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黑一雄的《浮世畫家》刻畫了一位日本畫家對戰敗的思想情感反應。根據武士道傳統觀念，戰敗方如果要在敵方的佔領下生活而不自殺、不復仇，總需要作出某種意義上的背叛。《浮世畫家》描寫了形形色色的背叛，而這些背叛似乎揭示了日本人對待戰敗的特殊反應中蘊涵的特殊文化機理。
關鍵詞：石黑一雄;《浮世畫家》；背叛；日本性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是當代著名的日裔英國作家，由於他的日本裔背景，再加上他的前兩部作品《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寫的是日本人和日本事，引起了批評界對其作品所反映的日本性的興趣。儘管評論家們的這種努力遭到了石黑一雄的反對——他一再強調自己無意致力於日本性的表現，而願意被稱為國際小說家——他在這兩部小說中對於日本性的渲染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石黑一雄在這兩部小說中將渲染日本性作為面向西方讀者的寫作賣點這一意圖是十分明顯的。作為一位在西方受教育和成長的日本裔作家，石黑一雄對日本文化中有別於西方文化的特徵非常敏感，他在作品中反映的日本文化具有漫畫式的典型性。如果說他對日本性整體的反映並不全面準確，那麼他對日本人的戰敗感受與反應卻是細緻入微，這是因為，對於生活在海外的日本裔來說，戰敗國的影子揮之不去。
《浮世畫家》可以看作是一位名叫小野松尾的畫家寫的日記，他的日記有兩個時間跨度，一是所敘述的事件的時間跨度，涉及二戰前後，主要說的是小說主人公小野松尾從小到老的經歷，尤其是他作為畫家的成長曆程。從這一角度，可以說《浮世畫家》是一部成長小說。小野松尾作為畫家的成長曆程是日本人基本價值取向發生轉變過程的縮影。「就整體而言，小野松尾的繪畫生涯與日本從孤立主義走向侵略擴張是平行發展的」(Ishiguro 1986 ：80)，小野松尾從追求繪畫的傳統藝術性轉而成為揮舞畫筆的軍國主義幫兇。另一個時間跨度是小野松尾書寫日記的時間，即從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共計一年零八個月。這一段時間日本仍在戰敗氣氛的籠罩之下，在小說裡，因戰敗而自殺謝罪的事件仍時有耳聞，適應戰敗形勢的微妙情感反應更是小說精雕細刻的主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前者的時間跨度大，包含了後一個時間跨度，但是後一個時間跨度構成的是小說中的「現在」。也就是說，所有的敘述事件選取都是基於「 現在」適應戰敗的情勢，對於往事的回憶擇取的也是「現在」的視角。可見把握住小說中「現在」的視角，細讀小說，就可以進一步了解日本人是如何進行情感和價值觀調節來適應戰敗的境遇的。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打敗了，美國人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將日本的兩座城市夷為平地，並且佔領了日本本土。在戰場上目睹過日本兵殘暴瘋狂、誓死抵抗的美國人，設想著日本人會在本土組織頑強抵抗。他們預期至少會有小部分日本人組織武裝抵抗。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迎接美國佔領軍的既有紛紛的自殺，更有矜持的禮貌，甚至也不乏崇拜者的熱情。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Sword, 1946)中記述了這樣的情形：從美軍佔領的前幾個月開始，「單個美國人就可以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到日本邊遠的地方旅行，安全毫無問題，而且還會受到曾經是民族主義者的地方官員的接待。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當我們的吉普車穿過村莊的時候，孩子們會沿街歡呼`你好' 、`再見' 。小孩太小不會招手，母親會搖其小手，向美國士兵致意。」(Benedict 1993：172)
日本人對戰敗的種種反應———當然也包括大批人自殺———令人費解，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本尼迪克特等人從宏觀著眼，勾勒出了日本人對待戰敗的基本態度，但是關於日本人對戰敗的細微情感反應的描述卻只能在文學作品中才能找到。石黑一雄的《浮世畫家》就是從細節入手反映日本人適應戰敗現實的一部小說。在反映這方面情況的時候，小說似乎突出寫了小說人物的種種背叛。而這些背叛似乎也揭示了日本人對戰敗的特殊反應中蘊涵的特殊文化機理。
戰敗方如果不自殺，不復仇，要在敵方的佔領下生活，總需要作出某種廣義上的背叛。因此突出寫背叛模式對於揭示日本人適應戰敗境遇問題是十分切題的。《浮世畫家》裡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背叛。首先，在敘述層面上就存在著對歷史真相的不忠實，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歷史真相的背叛或曰叛離。
《浮世畫家》是用第一人稱寫就的日記體小說。回憶和第一人稱是小說中明顯的特徵，「回憶」和「記憶」兩個詞似乎是敘事者兼主人公小野松尾所青睞的字眼。小野松尾在講到一個事件之前，之後，或之中，常常要叉開話題，為自己的記憶不準確道歉一番。看得出來，他的敘述是明顯的不可靠敘述，最大的特點是小野松尾的回憶選擇性很強，而選擇的原則基本上是避苦就甜。
小野松尾在回憶時的避苦就甜策略有多種，其中之一就是將不願回首的事情模糊化。小野松尾面臨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他的小女兒紀子眼看要嫁不出去了。紀子曾經有一位男友，而且馬上就要結婚了。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小野松尾路遇紀子的男友三宅，三宅似故意談起了他的公司總裁自殺為戰敗而道歉的事。三宅接著議論道：公司總裁之類的人「就應該承認自己的責任。這樣的人不承認自己的過失是怯懦的表現，如果這些過失導致了國家的損失，拒不認錯就是最大的怯懦。」 這番話無異於當面譴責小野松尾。對此，小野松尾依然堅持當日本與別國作戰的時候，為國效力無罪之有。小野松尾的這種態度被他家人認作紀子的那樁婚事未成的主要原因。儘管與三宅交談過後並不太久，小野松尾卻聲稱對這次談話的內容記不清楚了：「那天下午三宅真的衝我說過那番話了嗎? 也許我把他說的話跟周一時常說的那些玩意兒混到一起了。」
除了將不願回首的事情模糊化，小野松尾對歷史真相的叛離還表現在他對一些事情下意識和有意識的遮掩上。例如，他對自己妻子被炸彈炸死和兒子在戰場戰死從未正面敘述過。關於他在戰時畫的軍國主義宣傳畫他也是一筆帶過。小野松尾有意識地遮掩歷史真實是被小女兒婚嫁的現實問題所迫。他去造訪曾經動員他繪製軍國主義宣傳畫的松田，請求他，尤其在小女兒男友家的探子來了解小野松尾底細的時候，不要「用一些最好被忘掉的事情」 來讚揚他。小野松尾甚至跑到他曾經迫害過的學生黑田家，試圖勸後者不要將他當過軍國主義幫兇的事說出去。有意識的遮掩是小野松尾敘述不可靠性的索引。
與對某些歷史真實的模糊化和遮掩相適應，小野松尾的敘述中也不乏對其「英雄壯舉」的吹噓和沾沾自喜，也就是小野松尾敘述中的「就甜」 部分。其中有他關於自己不畏父親淫威勇敢走上繪畫道路的壯舉，也有他為了追求藝術和藝術的「意義」兩度拋棄師傅而另謀高就的壯舉，更有他作為正義的化身，勇敢保護因作畫速度慢而被人稱作「烏龜」的同學的英雄壯舉。關於這類事件敘述的不可靠性，有評論家曾經有所論及。Sim (2006：81)就稱小野松尾為「藝術的真誠而保護`烏龜' 」的說法是「可疑的」，提醒讀者「不可僅以其所言」來理解小野松尾。
小野松尾在虛構英雄的「他我」 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恐懼感移到他人身上。夏弗(Shaffer 2004 ：44)指出：小野松尾「具有將自己的願望和恐懼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傾向，從而逃避面對自己的感情。」儘管遭到兩個女兒的反對，小野松尾還是堅持領自己的孫子去看一部美國恐怖片。小孫子在看到可怕的場景時便用雨衣蒙上頭。敘述孫子被電影嚇得瑟瑟發抖，小野松尾似乎釋放了自己內心的一部分恐懼。
不忠實於事實的敘述講述的是一系列背叛的故事。這些背叛大致可以劃為對「恩」和「忠」的兩類背叛。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恩」的概念十分獨特，英語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單詞。「在所有的用法中，`恩' 是一種承載，一種債務，一種負擔，`恩' 之所及的人要全力以赴去承載。`恩' 來自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從地位並不比自己高的人或至少是同等地位的人那裡受恩，會令人不安，產生自卑感。」「恩是一種必須償還的債務。」(Benedict 1993：99)在本尼迪克特看來，「恩」在日本是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報「恩」是日本社會等級結構穩定的基礎，是日本人各居其所的思想保證。「恩」有父母之「恩」，「師恩」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恩」。對於父母之「恩」的報答就是「孝順」。「孝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個基礎性觀念。「孝順」可以說是種種「報恩」 的原型。其它類別的「報恩」都是「孝順」 的延伸或擴展，這其中也包括對天皇的「忠」。在《浮世畫家》裡，「孝順」的觀念首當其衝，小野松尾的父親是個小業主，他希望小野松尾能繼承他的行當。得知小野松尾有以繪畫為業的念頭時，他將小野松尾的習作付之一炬，因為他認為小野松尾想當畫家是頹廢、懶惰的表現。本尼迪克特曾借用一個日本謎語來解釋兒子與父親之間的權力關係：「`為什麼說兒子想要告訴父母該幹什麼就像和尚想要蓄髮一樣?' 答案是：`不管他多麼想，那是不可能的。' 」(Benedict 1993：52)然而小野松尾卻執拗地做到了，小野松尾背叛了體現父「恩」的父命，開始了他以畫為生的生涯。對長輩之「恩」的背叛也發生在女兒、女婿甚至孫子與小野松尾的關係中。對於「恩」的典型背叛是慎太郎對小野松尾的背叛。慎太郎是小野松尾的學生，小野松尾對其有「師恩」。在小野松尾名噪一時的時候，他還求小野松尾寫過一封推薦信。藉助小野松尾這封信的影響，慎太郎的弟弟謀到了一份好工作。當時慎太郎帶他弟弟來到小野松尾的門外，鞠躬行禮，千恩萬謝。可是到了戰後，慎太郎又來請求小野松尾寫一封信，想證明的卻是其在二戰中未受小野松尾的影響，而且曾經與小野松尾的軍國主義思想做過鬥爭。這封證明信將交給他的美國老闆，從而保住自己的工作。同樣是請小野松尾寫信，意義卻大相逕庭。小野松尾以背相向，默默忍受著被背叛的苦楚。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1850—1904 曾寫道，日本民族與「其他所有民族相比，其忠的非同一般的形式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Hearn 1994：283)格利弗斯則稱「如果說在中國儒家倫理道德將服從父母奉為做人之首要，在日本，則是`忠' 居於首要地位。」(Griffis 1907：339)但是也有學者對日本人的「 忠」 提出了質疑。界屋太一(SakaiyaTaichi)在《戳穿忠的神話》裡，把戰國(Sengo ku)武士比作壘球手，他不斷變換球隊，而且一旦易主，在比賽中對往日的隊友毫無友情可言。他認為「武士並沒有不事二主的道德觀念約束。」(Sim 2006：17 -29)赫斯特稱：在中世紀的日本，大多數重要的戰爭都是由背叛——即一個敗局已定的將軍手下一個或多個幕僚的不忠——決定勝負的。這種說法並非誇張。」 (Hurst 1990：516)他稱，認為日本人特別「忠」 是對日本人的願望與現實相混淆的結果。(ibid.：521)
小野松尾所背叛的「 忠」是對軍國主義的「忠」。小野松尾對軍國主義的「忠」既表現在他在二戰前夕和二戰中為軍國主義效力上，更體現在戰後他對自己在二戰中的軍國主義行徑拒不認錯上。當他小女兒的第一位男朋友三宅向他提及其公司總裁為戰爭失敗道歉而自殺的事時，小野松尾立即說道：「不管怎麼說，如果你的國家在打仗，你盡全力去支持自己的國家，這沒有什麼恥辱可言。有什麼必要以死來道歉呢?」有趣的是，為了不因自己的這種態度影響小女兒的婚事，小野松尾在小女兒與後來的男友家庭見面會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公開承認自己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是錯的：「我當時虔誠地相信我是在為自己的同胞做好事。不過，你們瞧，我不憚於承認我錯了。」至少在口頭上，小野松尾背叛了對軍國主義的「忠」。
石黑一雄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對寫作的安慰作用做了如下陳述：「寫作是一種安慰或者療法。糟糕的作品往往出自這種治療的目的。我想，上乘作者多少認識到治療為時已晚。創傷已經造成了，沒有癒合，但也不會再惡化，但是傷口還在。世界並不盡如人意，但是你卻可以通過創造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對世界的觀念來重組世界或者適應這個世界。」(Ishiguro 1993：30 -31)在《浮世畫家》中，小野松尾的選擇性回憶、不可靠敘述正是這樣一種自我安慰。
小野松尾之所以需要自我安慰，首先是因為日本在戰敗之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美國人這些戰爭中的敵人成了日本個人行為和經濟行為規則的制定者。面對戰爭給日本國民造成的重大損失，昔日的軍國主義分子驕橫跋扈不起來了。人們向戰爭的發動者或者戰敗者投來了怨恨和譴責的目光。在周圍人的目光中，小野松尾在戰敗前後已然判若兩人，從一位倍受尊敬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眾人生怕避之不及的罪人。小野松尾眼中的日本乾坤顛倒，難以辨認和適應，似乎只有在富有選擇性的記憶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坐標。
再者，日本的特殊文化傳統給小野松尾之類施加了非同尋常的壓力。本尼迪克特地稱：「一種道德體系……給戰後的日本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因為日本的社會壓力，也不管你是否自願去承擔，對個人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在這樣的壓力下，日本人要隱藏自己的情感，放棄自己的欲望，要承擔起家族、組織或者民族形象代表的責任。從日本人的表現來看，他們能夠為了這一事業自我約束。但是落在他們身上的壓力極端沉重。」(Benedict 1993：315)就這種壓力的文化成分而言，武士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武士道(Bushido)的本義是作為武士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就像基督教在西方國家的作用一樣，武士道儼然就是日本人的道德行為規範體系，它深入人心，幾乎已經進入潛意識裡。武士道宣揚武士在戰敗並且沒有機會反攻的時候應該剖腹自殺。小野松尾顯然不可憑一己之力向美國人復仇，於是按照武士道的精神，他只有選擇自殺。自殺與否，是他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他身邊的人似乎也在不斷敦促他走上自殺謝罪的路。他的同事野口在戰爭期間編寫軍歌，他的軍歌讓無數日本青年心甘情願踏上戰爭這條不歸路。戰後，在巨大壓力之下，他自殺了。事實上，野口和小野松尾的境遇是差不多的，既然編寫宣傳歌曲的野口自殺了，那麼創作宣傳畫的小野松尾豈不是也不該苟活?小野松尾不想自殺，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他只能躲避到用自己的回憶構築的避難所裡。可以說，小野松尾的回憶與敘述中對真實的背叛主要是受以武士道為代表的日本文化擠壓的結果。小野松尾對軍國主義的「忠」也具有逃避自殺責任的色彩。通過對自己的軍國主義行徑進行無罪化處理，將其美化為盡國民之責，小野松尾找到了沒有必要「以死來道歉」的藉口。
儘管小野松尾一度堅稱他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無可指責，但是他卻最終在小女兒與男朋友家的見面會上公開承認他做錯了。儘管他並不十分情願，但是他承認錯誤的態度卻顯得十分真誠。為什麼他要背叛自己所效忠的軍國主義事業呢?原因似乎很簡單，如前文所述，就是要消除小女兒出嫁的障礙。由於小野松尾的背叛加上了為其子女謀福祉的成分，至少在石黑一雄看來，這種背叛還是不乏崇高的。
小野松尾對父恩、師恩等一系列背叛似乎也都有頗為正當的理由。他違抗父命，走上學畫的道路，是因為不想像自己的父親那樣做一個庸俗的商人，日復一日地數錢記帳，他要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 。他背叛武田師傅，是因為他認為武田師傅只求商業價值，不顧藝術價值，不值得他效忠。背叛森山是因為小野松尾受到了松田的鼓動，要擺脫浮世繪脫離社會、消極頹廢的境地，讓藝術發揮實際作用。小野松尾的每一次背叛儘管顯得跳躍性很強，卻都是那麼義無反顧，那麼理由充分。
本尼迪克特對這種現象也做出了解釋。她認為日本人在倫理道德上與西方人大有不同，日本人的道德觀具有強烈的單選性，即將整個人生的義務分成「忠、孝、仁、義、人情」等，然後將這些德行「分別用包袱包起來，分發到地圖上不同的府縣」。(Benedict 1993：195)日本人評論某人的德行如何，只就此人所應遵從的某一德行而論，如說此人是否「忠」，或者說此人是否「孝」，而極少綜合評價。這樣一種道德選擇走極端的傾向很容易成為選擇一種德行同時背叛另一種德行的極佳的理由或者藉口。這也似乎是《浮世畫家》中小野松尾等人頻繁背叛而鮮有負疚感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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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 -02 -01
作者簡介:李霄壠， 教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責任編輯:方成)
文章原刊於《外語研究》2008年第5期，第104-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