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靚蓓（李安口述傳記《十年一覺電影夢》執筆作者，本文經李安本人審定）
攝影/劉振祥、黎曉亮。
見人所未見，走自己的路
從《推手》開張拍劇情片起，李安先以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問世，家庭親情與父子關係，是他給大家的第一個印象：「我頭三部都拍家庭劇，是諷刺喜劇（comedyofmanners），因為這樣，才去拍了《理性與感性》（編註：大陸通譯「《理智與情感》」），之後刻意求變，因為受不了了，也不是生涯規劃，就不想重複。要創新的話，就得去冒險，那時候下了決心，絕不碰老套路。」
儘管如此，頭四部電影的成功，已然為他開拓出一片前所未達的新領域，《喜宴》打頭陣，《飲食男女》《理性與感性》再加以深化，李安順當地進入西片世界，開始跨界東西、走跨文化的路。
《冰風暴》是他首部改變路線之作，背景放在1973年美國水門案聽證會、越戰停戰協議發生的關鍵時刻，當「極端父權形象」破碎、美國國家的創造力及家庭的凝聚力面臨逐步瓦解時，新秩序要如何建立？他以美國康乃迪克州兩個中產家庭為骨幹，來看道德崩解的力量滲入一般家庭後對人們的影響：「《理性與感性》是社會制約要你成為好人，但片中人都想越軌、追求自我。而《冰風暴》是社會開放，你被鼓勵叛逆、任性而為，可主角們又出於本性的保守善良，重新思辨常軌。」這是他從諷刺喜劇跨入嚴肅悲劇的嘗試，贏得口碑，但也初嘗票房上的不熱絡。有趣的是，至今一提起《冰風暴》，人們多眼前一亮，不僅李安，連工作人員都有相同的經驗，就因為《冰風暴》捕捉到的七○年代美國氣氛準確到嚇人。
拍《與魔鬼共騎》時，他又切入關鍵轉折，和主流說法擰著來，因為他看到前人所未見的新視界：「原來美國內戰期間南方人抗拒北佬的心態，和我們在西化過程中產生的抗拒感是很相似的。」該片透過一個男孩的觀點，來檢視美國化的內在動力「洋基精神」：「美國內戰奠基了現今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步調，也就是洋基精神全面實踐的開始，就從這裡，美國逐漸開始對全世界展現影響力。南方的失敗是時勢所趨，洋基精神強迫南方轉變，也肇始了世界的轉變。人類徵服他者的方式多使用野蠻的暴力，美國亦然。但除了暴力外，洋基精神也帶來了一項新元素—人權—人人都應有相同的權利追求他的夢想，這才是美國徵服世界的最大利器。人們在追求自我實現的同時，也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及承認人人擁有同等機會去追求自我實現（fulfillment）。
「美國人不僅自己實行，它還有使命感及習性去改變別人。美國化的風行全球，不只是趨勢、政經及軍事強權的介入，它主張的人權、自由平等、資本主義，也成就了現代社會的面貌。但隨之而來的代價是美式文化、流行習性、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的全面強勢入侵，被改造的人們對美國洋基佬的價值觀與文化欲拒還迎的心情，該何以自處？……片中的主角們經過戰爭，對自我價值、生命本質及人類文明有所體悟，而不是誰輸誰贏。
「其實人權是個永恆的議題，有人之處就有人權。世界上每個種族、每個時代都面臨不同的處境；狀況不斷地變動，我們也不斷地調整；光是坐標該怎麼放，就不是件簡單的事，這是一個理性與感性不斷衡量與協調的過程，其中有爭取、也有忍讓，有了解、也有抗衡……它不是民族或種族主義的一句口號就能成就的；人性、人情與文化，不是政治、戰爭可以阻斷或解決的；人的智力無法解決時，才動拳頭。這些糾紛歸結到最後，都和『自由、平等』有關。」
他的視野及電影贏得了同儕的尊敬，導演強納森·德米（JonathanDemme）、雷利·史考特（SirRidleyScott，編註：大陸通譯「雷德利·斯科特」）等人不但重複觀看，且公開稱讚，可觀眾、影評卻迴響不大，李安首嘗雙料滑鐵盧；就在拍攝《臥虎藏龍》的當下，他第一次面對內外交攻的巨大壓力，一切都要從頭來過。這樁公案，直到拍完《胡士託風波》（編註：大陸又譯「《製造伍德斯託克》」），2009年他重剪導演版加入當年捨棄的十五分鐘片段，再次發行藍光DVD，《與魔鬼共騎》才終於翻身，此時已是十年後了。而李安的堅持與毅力，也在此顯現。
對他來說，有些東西，過去就過去了；有些感觸，則緊握不放，沉潛以待；更有些感應，會三不五時地回頭找來，你得聆聽那個呼喚。至於成敗，每部電影都有它的命，只是沒想到的是，在兩部西片初嘗票房敗北、重回華人世界拍攝《臥虎藏龍》，蕩至谷底後的反彈力道居然如此驚人，李安曾說：「我拍西片像是在練習，像為拍國片做準備。」三部西片下來，他紮實的累積，讓他再創事業高峰。
從區域到國際，從邊緣到中心
千禧年的《臥虎藏龍》是他創作生涯的分水嶺，「《臥》片之後，我不一樣了」，該片開創出全面的新格局，就創作思路來看，李安開始自覺地進入潛意識層面，啟動另一個階段；從製作層面來說，他的格局打開了，選擇多了，好東西都擺在面前任由他挑，此後他技藝次次翻新精進，遊走東、西時也更加得心應手。之後十二年裡，他拍了五部電影，有讓他首次萌生退意的《綠巨人浩克》，有讓他拿下兩座威尼斯金獅獎的《斷背山》和《色，戒》，兩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的《斷背山》及《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有迴響不大的《胡士託風波》。
這段期間，世界在變，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面日漸鬆動；李安也在變，他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五部電影，讓他從邊緣到核心、從區域到國際，從亞洲到全世界，累積出今日的聲望及實力：如奧斯卡競賽中，起步於最佳外語片的他，進入角逐最佳影片、奪下最佳導演時，大家理所當然地接受；在威尼斯影展、在第五十屆金馬獎上擔任評審團主席，他眾望所歸。一路下來，他的國際聲望、拍片規模、技藝鍛鍊、人脈錢脈及社會資源等，全方位地以等比級數跳升，累積的速度是相乘，而非相加。
《臥虎藏龍》披荊斬棘所開拓出的新局面及開創性，十多年來，經由不斷的發酵，牽動著世界影壇的變革。對華人導演來說，《臥》片再掀華語片武俠風潮，至今方興未艾﹔對西方導演而言，它在刺激西方動作片開始大量融入中國武術元素的同時，也揭示了外語片打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可能性；近年來，加上國際局勢的變化，東西方平分秋色的態勢已然成形。
李安說：「現在好萊塢電影拍給全世界看，西片越來越不西化，而是向世界化靠攏，同時觀眾也越來越世界化了。」2012年，《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市場上呈現的逆勢操作，可謂最佳明證，全球各地的迴響、熱度都大過美國本土。2013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人們的反應，又再度證明，憑著電影，李安已擄獲世人的心；就在宣布他獲得「最佳導演」時，全場起立鼓掌，自發地祝福，連李安都嚇了一跳：「我路走到一半，還沒上臺……難得啦，這樣的經驗。這是第二次拿奧斯卡最佳導演，按理說，已經沒有新鮮感了，沒想到世界各地的反應比上一次還熱烈。再得獎，對創作沒有影響，但在這個行業裡是有影響的，包括亞洲、全球及華人世界怎麼看我。」臺灣當然不用說，這次是全世界都高興，就因為電影深入人心。這部讓同儕佩服、啟發心靈，卻讓他耗神四年的電影，沒有卡司，挑戰的又是最難拍的電影元素「水、動物、小孩」，加上初次以3D技術拍攝，而且長期合作的製片人詹姆士·夏慕斯（JamesSchamus，編註：大陸常譯「詹姆斯·沙姆斯」）也沒參與，結果如此，李安是既欣慰、又引以為榮。
李安覺得，拍《少年Pi》的感覺很像《臥虎藏龍》，都是很辛苦換來的。前期掙扎了一年半，才拍到，中間曾被封殺兩次，最後還是他親至電影公司高層辦公室力爭，硬把片子給抓了回來。拍攝時，李安控制預算不超支，只拍到八分之一他要的鏡頭，能夠選擇的不多，編排上費盡心神。上片前，已有大賠的心理準備，沒想到，世界各地捷報頻傳，俄國、南美、歐洲、印度、加拿大，以及中國大陸和臺灣等地反應極佳，就只有美國熱得慢。奧斯卡前哨戰開打之後，得的又多是技術獎項。不過，遲到總比不到好，奧斯卡讓他抱回四座，包括「最佳導演」。而作曲麥克·丹（MychaelDanna）的一路得獎，更讓李安打心底高興，兩人在拍《綠巨人》時同嘗挫敗的滋味，這次總算一吐悶氣。而找回麥克重新合作，一來李安有心，再來有這個機會，三來事情真給他們做成了。怪不得麥克上臺領奧斯卡時，李安在臺下猛吹口哨，拼命鼓掌：「真的很替他高興，其實世事並不像我們以前書本裡講的那一套，好心有好報，努力必有成。不過一旦發生，就很高興。」
對於全球的熱烈迴響，李安也很迷惘：「是運氣吧！？」
其實《少年Pi》能在全球引發共鳴，是因為它純粹，也因為李安的功力夠了、充分表達出這個純粹。他藉由電影語言（畫面、節奏感、結構等），內涵直指人心，呈現人性中的共同體驗—孤絕中求生存與家庭價值；沒有其他附加因素如明星光環、喧譁特效的加持。因為李安電影裡的一切都是為內容服務，而非僅是技藝展示，他說：「對電影的技藝我也很有興趣，沒興趣，不會來做電影，這方面是做到位了！但我拍片主要還是在探尋純真(innocence)。」這是他和熱衷技藝、以鏡頭或特效炫惑觀眾的創作者不同之處。而這一切的努力，最後引發出人性的淨化力量，匯聚成流；奧斯卡，只是總結人心向背的出口，《少年Pi》讓李安再次經歷一個新的翻轉。
（原文載於《大眾電影》2014年第12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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