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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彥明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悄悄來到了臺灣。即將離臺，被一位晚報記者發現行蹤，在報紙上寫了小小的一段新聞，張愛玲只淡淡的表示：她來臺灣是拜訪親戚。作家水晶讀到那則短短不到一百字的消息，對王禎和說笑：「那名『親戚』就是你。」（編按：王禎和，臺灣鄉土文學代表性作家，善於將閩南語融入作品）
二十五年過去，禎和不曾向別人談起張愛玲，也不曾寫下隻字詞組。當《聯合文學》雜誌決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張愛玲專卷」找到他時，他還說不是時候；經過數次密談，他點點頭：「讓我試試！」
半個月之後，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我收到禎和一封限時信：
彥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把稿紙都撕了…
◎1961年10月15日攝於花蓮。左起：王禎和母親、張愛玲女士、王禎和先生。（允晨提供）
讀罷信，我心中不忍，立刻撥電話給他。他一聽出我聲音，立刻很懊惱的說：「很抱歉，我真的寫不下去。」「我懂，完全懂，沒關係，不要這篇文章了。對不起，這些天讓你那麼痛苦。」
張愛玲卷籌備得差不多了，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卻落空，心中悵悵然：一，原擬請林以亮先生記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寫作生涯，因為張愛玲替電懋寫劇本時，林以亮先生是該電影公司的製片，相交極深；他身體違和，不便勉強。另一，希望禎和雜憶張愛玲，他卻寫不成。
沒有這兩篇文章，專卷似乎變得灰灰濛濛了，而張愛玲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要做她就得做得像個樣子，否則便不要做了。因為這種感覺，整個月日子過得沉沉鬱鬱。農曆年假之後，我忍不住拿起電話撥給王禎和，狠著心說：「明天下午兩點我來找你。」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兩坐在臺灣電視公司的電影存片室，進行了下面的訪問。
丘：為什麼寫「雜憶張愛玲」，寫到最後卻把稿紙全撕了？
王：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寫回憶張愛玲，還打電話到花蓮，查問一些事情。我耳朵不好，都是麻煩我太太替我詢問。可惜的是，時間隔得太長，二十五年多了，沒人記得起來。每天寫了撕，撕了寫，寫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時刻，頓然一悟——我寫張愛玲，那種文章會像「少男少女」寫的，我步入中年了，不好意思！覺得不宜寫，便把稿紙都撕了。
丘：但是單寫她在花蓮的遊記，不是頂有意思的？
王：我覺得此類文章價值較小，特別是研究價值小。我剛讀了《聯合文學》二十八期「關於沈從文專號的迴響」，蔡源煌教授提到：沈從文專號卷五評論部份，朱光潛先生的兩篇參考價值較小。如果評論部份再充實一點，可能更有意義。評論文章，除了要求批評的洞察力，也應力求周延；惟此，配合作家作品之精選一併刊出，更能夠評估該作家之成就。
寫張愛玲到花蓮遊玩觀察，實在沒什麼意思。這樣一位文壇重要人物，寫對她的「驚鴻一瞥」，覺得很俗套。何況那幾天的旅遊，也沒什麼特別的，引不起讀者的興趣，萬一壞了她的形象，這樣是不好的。
丘：西方很流行做作家的傳記。而沒有史料，傳記是做不起來的。正如你所說，張愛玲是公認的中國文壇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書中所寫的幾段，其它數據實在少之又少。製作「張愛玲專卷」的重點即在於「史料」。因此，不論如何，我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張愛玲在臺灣的數據。畢竟，那是她到臺灣唯一的一次。
王：張愛玲來臺北，在國際戲院（後改建為新世界戲院）對面餐廳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麥加錫夫婦（美國新聞處處長）以及我見面。
張愛玲到臺北，暫住麥加錫在陽明山的家裡。那是一幢在陽明山公園附近巷子裡的大別墅，僕從如雲。
張愛玲與麥加錫夫婦尚未抵達餐廳之前，殷太太說：「我們都沒見過張愛玲，大家來想想她是什麼樣子。我問麥加錫先生，他說張愛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我們一聽都很失望，不願再想。
這時，張愛玲出現了，大家眼睛一亮。哪裡邋遢？乾乾淨淨的，而且一點都不胖，雖然不是頂漂亮，卻是「可看性」很高。
後來我們決定封麥加錫先生是「效力專家」，因為他的「手法」，使我們看張愛玲是加倍的美。
◎業餘攝影家拍攝的照相館式照片，張愛玲女士解釋她忍著笑，因為覺得姿勢有點滑稽。
丘：什麼樣的機緣，張愛玲來臺灣會和你們見面吃飯？
王：那一年我是臺大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辦《現代文學》雜誌。麥加錫是臺北美新處的處長，他很喜歡文學，《現代文學》出版時，他就訂了七百本。他選了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我的小說各一篇，請殷張蘭熙翻譯成英文，書名為《New Voices 》，封面是席德進畫的一幅少女像。
這本書當時正在翻譯中，張愛玲與麥加錫是老朋友，來臺灣，他就安排我們吃飯見面。
丘：那晚張愛玲談了些什麼？她說話時什麼樣子？
王：她很少說話，說話很輕。講英語，語調是慢慢的。
丘：什麼因緣，張愛玲到花蓮一遊？
王：她讀我的小說《鬼、北風、人》，對裡面的風土人情很感興趣，特別寫信給麥加錫希望到花蓮看看，所以麥加錫先生就聯絡了我。我們那晚在國際戲院對面聚餐之後，第二天就出發了。
我們先搭火車轉蘇花公路到花蓮。因為火車沒對號，美新處的職員還先到火車站去替我們佔座位。
丘：能否描述一些你帶她到花蓮遊歷的情形？
王：去花蓮途中，經蘇澳公路局餐廳用飯。隔我們幾桌之外有一張桌子，圍坐了七、八個婦女。她看了一會兒對我說：她們大概都是小學老師吧！我看了一下，覺得她推斷得很有道理，因為那幾位女士穿得很樸素，卻又相當活潑。
我帶她遊花蓮市，在街上逛，後來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戶小姐在店裡跳曼波，她覺得好有趣。於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的安排下，引她一遊「大觀園」（一甲級妓女戶之名稱）。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觀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歡。她的裝扮，簡宜輕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花蓮，算得上時髦，又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妓女對她比對嫖客有興趣。
接著也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參觀酒家。酒客對她比對酒女更感興趣，還邀她入座共飲。
丘：你剛才提到張愛玲的裝扮。張愛玲自己本人對服裝特別注重，從她的文章及圖畫都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你能不能就記憶所及，更詳細描述她的裝扮？
王：因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輕便，都是很舒服的襯衫。她很習慣衣服上第一、二個扣子鬆開不扣。火車一路從臺北到花蓮，後來到臺東，我注意到她衣服最上面兩個扣子常常沒扣。這在一九六一年穿衣服還十分保守的臺灣來講，相當特別。我舅舅用臺語對我說：「伊像美國人，很美國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蓮還去了哪裡？
王：我帶她去中美戲院附近，風化區後面花蓮最古老的城隍廟。進門七爺八爺畫像兩邊的四根廟柱上有對聯，從右至左：
一：陰陽原有別到此地饒舌何庸。報應本無差願汝曹撫心自問
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幾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廣惡人一個不能預
三：具廣大神通別是非豈遺分寸。秉聰明眼力判善惡不奕錙銖
四：夫微心願不爽毫釐。惟神則明無慚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後很歡喜的說：「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從中間「悟」出了什麼？
看到城隍廟裡的白磁磚，她說：這倒像是浴室。
丘：花蓮附近還去了哪些地方？
王：隔天我們到鄉下整個上午、下午，她邊看邊做筆記，說了一句：臺灣真富。這句話，我們走蘇花公路時，她也講過。到鄉下看，到廟宇參拜，我們都搭三輪車。
丘：可否舉個小例子——「張愛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確的表現她說「臺灣真富」這句話的感觸？
王：從蘇澳到花蓮，搭公路局汽車，每到一個小站車都要停下來。沿路以及車站到處都是可以做聖誕樹的松樹和扁柏，還有各種稀有的樹和花，她說：「臺灣真富，這在美國都要花錢買的。」
丘：記得以前你跟我提過，你們還去參加了阿美族的豐年祭，對不對？請談談。
王：有一天晚上，我們上花岡山看阿美族豐年祭，她看得挺認真。
有一名全副裝飾的山地小姐，側面美極了，她讚嘆：她可以選為最佳側面獎。看到山地頭飾，說這英文叫Bolero。
當時縣長也在會場，一聽說她是美國來的，好熱情地要請她坐貴賓席。不過我們還是坐在前面的草地上。接著有臺北來的舞蹈家，自動跑來跟我們談天，遞名片，然後說：這些舞，不好！如果給他編的話，可以更好。張愛玲私下對我說：「山地舞，要他來編幹嘛！」
◎1943年，《二十世紀》雜誌刊登張愛玲女士照片（右上角第一人） 。 鄭樹森／提供
丘：張愛玲到花蓮，暫住你家？
王：我們家開雜貨店，店鋪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寬，鄰居都很好奇，說我帶女朋友回花蓮。她那時模樣年輕，人又輕盈，在外人眼裡，我們倒像一對小情人。在花蓮人眼下，她是「時髦女孩」，因此我們走到哪裡，就特別引人注意。我那時剛讀大二上學期，鄰居這樣看，自己好像已經是個「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覺，喜滋滋的。
我們打掃出樓下的一個房間讓她住。她會說日語，跟我母親就用點日語相談。我還記得，那時我的乾姐姐要出嫁，馬上要離開我家了。張愛玲聽了跟我母親說：「你會比較寂寞。」「寂寞」兩個字是用日語說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親道晚安，都是用日語。她說話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覺前，她一定在臉上擦各種水，各種不知道什麼的油脂，用一張張衛生紙擦啊抹的，當然也花很多的時間。我母親看見很好奇也覺得很新鮮，用臺語告訴我：「不知是什麼東西？」十月十五日晚上，我們約好到照相館拍照，她花了一個鐘頭以上時間化妝。那天，照相師很認真的替我們拍，也拍了很久。
幸虧拍了那張照片。那時期相機還不普遍，不然可以留下許多可貴的照片。她、母親和我的合照上，相館打上了日期，否則我還真記不清楚她是哪天到花蓮的。這也是我們合拍唯一的照片。後來水晶看到照片，他和我都認為張愛玲年輕，看起來像二十多歲，可是水晶的女同事看她三十多歲，女人看女人「格外小心眼」，我們就和她們吵嘴。水晶是張愛玲迷，她的小說他是用學校背書的方法背的。那時他很興奮，老要來問我張愛玲做了什麼？我叫他自己去看她，他又不敢。後來水晶去美國，才有機會見到張愛玲。我覺得我比水晶幸福，看到了張愛玲青春的一面。
丘：你們有沒有談文學，她的小說？
王：我們很少談文學的事。她不大願意談自己。我說她的小說真好，每個字都有感情，擲地有聲。她說：「不要說。不好，不好。」
丘：你能不能再詳細一點談你對她小說的看法？
王：張愛玲的小說，乍看寫的像是小事，其實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一個時代就出這樣一個作家。
她的《金鎖記》真是了不起，在文學作品上已經是經典，是Classic，是Master Piece，文字運用得多好。《傾城之戀》也好，寫到如此極致的作品，電影怎麼能拍得出來那種文字的感覺？〈五四遺事〉寫得真好，形容詞運用得妙透了：
……船夫與她的小女兒倚在槳上一動也不動，由著船隻自己漂流。偶爾聽見那湖水嘓的一響，彷佛嘴裡含著一塊糖。…
真是絕妙，這篇小說，可以拍很好的電影。
我本來很想學她，但是學不來，只好放棄。像李白的詩不能學，杜甫的詩可以學，一樣的道理。後來她出書《紅樓夢魘》，請皇冠出版社送一本書給我。沒想到她研究紅樓夢這樣深，什麼程乙本、程高本的，我從頭讀到尾，看了還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說我一次又一次的看，現在看還是好。我有時候會想，她的《秧歌》寫得太好了，她應該多留在大陸寫「文革」，她是觀察那麼敏銳的人。
◎電影《色戒》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
丘：當時她完全沒提到自己的寫作計劃？
王：她說，寫了個長篇小說，是用回憶的方式寫的。不過回憶的部份太長了，「現在」的部份只在前面佔一點點地位，顯得不平衡，她要再改。這個長篇，是不是指《半生緣》？我不能確定。
另外，她準備以倫敦做背景，寫長篇小說。
我問她，要不要以臺灣為背景寫小說？
她說，不行。臺灣對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
丘：怎麼說？
王：因為語言的隔閡。
丘：對於你的小說，她的看法呢？
王：她看過我的《永遠不再》，說：你相當有勇氣，山地生活這麼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識流的手法。意識流通常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她一語驚醒我，從此以後再也不隨便新潮、前衛了。
丘：她不是也讀過你的《鬼、北風、人》嗎？
王：她認為我用鬼魂結尾不太妥當，因為整個小說是寫實的。但，又說，她把我這個故事念給外國人聽，他們聽了很喜歡，很喜歡那「氣味」。
由於張愛玲的看法，我後來出書時，曾經把整個結尾刪掉，可是後來又把結尾恢復。所以《鬼、北風、人》現在有兩種本子，一是刪掉結尾的，一是沒刪去的。
丘：她有沒有提到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的小說？
王：我陪張愛玲去花蓮旅行時，奉白先勇之命帶了一套完整的《現代文學》雜誌送給她。張愛玲說她行李多，她沿路把雜誌看完再還我。
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匙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神情模樣那麼悠閒自在。二十五年過去，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
她讀到金恆傑的小說，一篇說自殺的小說，主角吃了很多顆安眠藥卻沒死。後來，在花蓮我家，她胃腸不好得吃藥；她說，她想起金恆傑的小說，怕藥房裡的藥是假的，不敢吃。後來我舅舅騎腳踏車，她坐後座，帶她去醫院診治拿藥。
丘：還談了些什麼小說的事？
王：由丁玲談起，後來說到大陸的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Formula」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她談起她丈夫賴雅是西部武打作家。他們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打作家，寫過《獨眼俠》（One-eyed Jack），在家裡就曾拿槍射貓。
她當時對世界上的文學很清楚。說《春江花月夜》（原名Fanny）這齣舞臺劇很新，也談原小說。她跟我說田納西‧ 威廉斯。還提到他曾喜歡巴裡摩戲劇世家中的黛安娜‧ 巴裡摩（Diana Barrymore），她是當時美國舞臺紅演員。好像田納西‧ 威廉斯為了她還酗酒。張愛玲怎麼說的，我現在無法記憶得很清楚。她還譯過海明威等人的小說，可見她對文壇的情形不是封閉的。
◎電影《半生緣》改編自張愛玲小說《十八春》
丘：她還提到過其它文壇上的人士嗎？
王：她對胡適之很敬佩。我忘了她當時的用辭，意思是：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
丘：後來她譯《海上花》，就與胡適之有很大的關係，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沒有提到自己的電影劇本寫作？
王：沒有。她只談到接著要去香港，為電影寫劇本，寫《紅樓夢》。後來這劇本沒有拍。她講：他們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戲——電影界喜歡少男少女的戲。
她說起李麗華，說看到她，有給人一亮的感覺。後來林以亮先生在《私語張愛玲》文章中也提到，李麗華為了請張愛玲寫劇本，見面時特別打扮，說話也特別留神。後來李麗華到臺北來，在臺視拍《聖劍千秋》，平時說話果然如林以亮先生所描述。她真是漂亮，我每天跑去看她，確是如張愛玲所說的美。
丘：請你再仔細回想一下，張愛玲有沒有說過她寫作的任何一點習慣？
王：她說她寫作先用英文寫，用英文寫得很慢。她說：「我中文寫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寫作，她總是輕描淡寫，避而不談。
丘：我們再把話題回到旅遊時的人、事上吧！從你前面的描述，感覺上她是很自然親和的人。
王：我們從花蓮到臺東之前，她一定要買禮物送給我舅舅，問我什麼比較好？我說舅舅沒缺東西。
她說，A man has everything 是很難買禮物的。我們上街到一家書店，她和老闆用國語交談，講著講著就變成上海話了，聊了很久。終於她買了枝鋼筆送給舅舅，舅舅不是寫文章的人，很少寫字，後來把這枝筆轉送給我用。
她走了，離開花蓮，在我們家留下一雙鞋，忘了。樣子很像現在的拖鞋，我母親很喜歡，每天穿來穿去。
她住花蓮家裡時，我們把《鬼、北風、人》裡提到的各種食物全做給她吃，不知道她喜不喜歡。
搭車從花蓮到臺東，利用等車的時間，我們在街上走了一下。她買了一個小木盆，放進隨身的袋子裡，說：「大陸習慣出門要帶一小木盆。」我當時想不通，現在明白了，可能以前人出門不像後來方便，帶個木盆打水洗臉之類的比較容易。
我們在街上還看到「跌打損傷」 的小攤，以及其它一些草藥。賣藥郎中看她身體不太好，介紹她買藥，她不敢。她說，很羨慕麥加錫身強體健，可以到處旅行。
◎1944年12月17日，《申報》上刊登《傾城之戀》電影廣告，張愛玲女士編劇／《雜誌月刊》1943年九、十月號，張愛玲女士為小說《傾城之戀》繪插圖。（鄭樹森／提供）
丘：離開花蓮，到了臺東之後呢？
王：原來計劃從花蓮下臺東、屏東，到屏東參觀矮人祭後，搭金馬號到高雄，再回臺北。
我們搭車到臺東，一下車，站長就來找我們，說美新處到處找我們，打電話過來，要張小姐立即與他們聯絡。原來她丈夫賴雅中風，家人打電話找她。我們只得取消行程，趕搭時間最近的金馬號汽車到高雄，從高雄搭夜車直赴臺北。
在臺東時打電話。那時打電話，投了錢之後要接線很久才可通到話，公共電話後面有兩個人排隊等著，張愛玲在這個時刻，還能轉身很善意的，不急不躁對那兩個人說：「你們去那邊打電話。」一隻手提著電話筒，一隻手指著另一個公共電話的方向。
丘：然後你們就一路回到了臺北？旅途都平安？
王：從高雄坐夜車回臺北，我買橘子給她吃。我吃了橘子，果皮都握在手上，看到垃圾桶才丟。她說我很懂清潔。我答，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很在乎整潔的習慣。
車子很擠，我們找不到一起的座位，分開來坐。後來有人讓坐，我們才坐在一起。到了臺北，兩人都疲倦了。麥加錫先生派車到車站接到我們，先送我回信義路國際學舍。在新生南路上，我和她揮手再見，看車子向陽明山方向駛去，心裡非常難過，彷佛不能再相見了。
麥加錫夫人後來告訴我，張愛玲回到陽明山了解賴雅的病況之後，情緒very upset。
但是那時她若回美國，錢只夠買票到洛杉磯，回不到波士頓，會變得Stranded。所以，她確定賴雅情況穩定後，還是依原計劃到香港寫《紅樓夢》電影劇本，寫完劇本再回美國。然後，她親手照顧丈夫，直到他去世。這些情形，是後來從張愛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丘：她到香港之後，有消息給你？
王：是的，她有信來。我忘了有一封不知怎麼寫說聽到雞鳴；水晶把我的信搶去看，說張愛玲撒謊，香港怎麼可能有雞？水晶在香港住過，說得振振有詞，我就拼命找理由為張愛玲辯護。
丘：後來，她好像用英文寫過一篇來臺灣的一些見聞？
王：她回美國之後，為《The Reporter》雜誌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寄了一份給我。水晶看了題目有意見，說：「怎麼能說到臺灣是〈回返邊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蟲，水晶又說：「怎麼可以說臺灣有臭蟲？哪裡有臭蟲？」
我本來看這篇文章覺得沒什麼啊？寫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愛國刺激」也引起了反應。覺得要跟張愛玲抗議一下。這時恰巧徐籲在《聯合報》副刊寫一篇罵她的文章，我寄剪報給她，順便抗議「臭蟲事件」。
丘：她回信了嗎？怎麼說？
王：她淡淡的寫了一句：臭蟲可能是大陸撤退到臺灣帶來的。
丘：之後，你們一直有消息往來。真沒再見過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還記得，看到《今日世界電影》雜誌刊登張美瑤演《吳鳳》的兩張劇照，山地姑娘打扮；回想起我們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照片剪下來寄給她。
我去當兵時，看到相思樹、相思豆，也寫信告訴她。
看到她寫的劇本拍的電影，打抱不平說導演怎麼能拍成那個樣子？她置之一笑。
畢業當完兵，我到國泰航空公司服務，有機票可以免費去美國。我寫信給她，說要去波士頓看她。她回信說，歡迎我去，不過她家比較小，安排我住旅館。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什麼都不懂，也沒找朋友，去到紐約，拿著地圖迷迷糊糊的找不到灰狗巴士站，很著急，打電話又打不通，結果在紐約兩星期也沒玩到。後來我寫信給張愛玲，她回信說，等了我一天，第二天頭痛了一日。
這次沒見到面，我後悔至今。等到幾年之後我去愛荷華，她已搬到洛杉磯。我寫信希望見她，她已不見我，回信：「相見不如懷念」，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我更後悔那次沒去波士頓與她見面。
當然，她住洛杉磯我是找得到她的，因為她住的地方是莊信正幫她搬家的，她的房東對她很感興趣，她一直躲。我後來從愛荷華到洛杉磯就暫住莊信正家。我想了想，還是尊重她的決定，把要送她的花蓮大理石託莊信正轉交。
丘：與張愛玲的這一段「文學因緣」，還有什麼值得記憶的？
王：有一天談到小說，她說：「我們的小說都不去分段，都是長長的。我的短篇小說都比別人的短篇還長。」她講「我們的小說」，「我們」這兩個字讓我「受寵若驚」。那時候真年輕，回想起來，真有趣。
她還曾提到，從廣州坐火車經深圳到香港，民兵檢查她時，她很緊張，因為護照上用的是一個筆名。民兵問她：「你就是寫作的張愛玲？」她很緊張的答：「是」。那民兵就讓她出來了，沒有留難。
丘：與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響？
王：我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響很強烈：
第一，是講國語。她說，你們福建人「ㄈ」（f）音和「ㄏ」（h）音好像分不清。從此以後，我再次遇到要發這兩個音時，會特別的小心，不希望錯誤。
第二，我以前說到「噱頭」兩個字，「噱」是讀「ㄐㄩ」（ju）。她說：噱頭，上海人是念「ㄒㄩㄝ頭」（xue）。從此以後，遇到我沒念過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說出來。
第三，我們看山地人結婚喝酒，我說：「他們表情很憂鬱。」她聽不懂，我改用英文說「憂鬱」就是「Sad」。她說：你講話很文藝腔。自此，我講話，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藝」的字眼。
丘：從這裡更可以感受到張愛玲的真實無飾，以及觀察事物、生活的敏銳。
王：前面這些說來拉拉雜雜，像流水帳，我真不喜歡。但是，還是讓你與我共享這段回憶。這些事想起來，真溫暖，可是寫出來，就覺得沒意思，尤其過了二十五年，大家年紀都大了。寫出來，更沒趣味。我是不能寫。
我覺得應該找批評家，寫有關她的小說藝術，這樣才有意思，對大家才有益處。
張愛玲是作家，不是明星，大家關心的是她的小說，不是她的起居注。
丘：禎和，談了一個下午，謝謝你，我在這個訪問中學到了很多的功課，也得到很多的啟發。這實在是一段美麗的回憶。我們沒見過張愛玲在臺灣其它的照片，大約只有一九六一年你們拍攝的這張。正如她的文章一樣，她在我們的印象中：永遠是遙遠的，美麗的，這種感覺真好。
王：後來沒見面是對的。讓我記憶中她永遠是那青春的一面。其實我應該寄張現在的照片給她，告訴她我也老了，請她也寄張現在的照片給我。不要，還是不要，還是留著以前的記憶吧。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關於她的每一件事，每個動作，說的話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歡戴的大耳環…
丘：我想張愛玲看到這篇訪問，感覺會很溫馨的，像一幅油畫，年代越久遠，裡面的線條、色彩，越清晰的浮現出來，帶回往日的美麗，停佇成永恆。
我看見禎和笑著、笑著，回到了大學二年級的秋天…
作者為旅居荷蘭的作家、畫家，曾任聯合報副版版編輯、聯合文學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代表作《人情之美》（允晨文化）。
〈重訪邊城〉（節選）
張愛玲／文
我以前沒到過臺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臺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
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
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臺灣去看看。在臺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託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髮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髮，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臺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臺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臺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裡，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臺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臺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彷佛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臺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臺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交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臺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裡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布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鑽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溼衣服都快幹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裡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餘，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臺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鬱塞，彷佛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牆裡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裡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裡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牆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臺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嫋嫋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曆。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牆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祖。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是否就是「南藥王」？──至於民間怎麼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麼黑，只能歸之於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秘感，近於恐懼。
神案上花瓶裡插著塑料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鬥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臺用的木材。
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臺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裡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並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幹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後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雕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分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後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後，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
下首大玻璃櫃裡又有隻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後就沒有過？
這麼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麼不請教一聲？彷佛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麼。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麼廟。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於夢遊症患者，午睡遊臺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
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裡石獅子嘴裡流出的礦泉，從方櫃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裡榻榻米上擺著藤家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裡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乾淨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裡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牆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鋪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託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鄉，臺灣就褪了皮半卷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扎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臺玉？我也算是還鄉的複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遊興。
替我做嚮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鬍鬚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背著孩子，在公路旁一丬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普賽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T恤，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
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
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
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臺灣再去香港，有個公交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沉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鬥」前的大陸。
這臺灣司機與車掌終於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
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餘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交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臺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裡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後院紅磚闌幹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裡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後面廚房裡昏黃的燈下，牆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煉，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裡怎麼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製衣帶，該多新妍可喜！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像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牆。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裡。南中國的建築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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