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型父親加操控型母親，從原生家庭看《囧媽》

長途火車旅行，尤其是通往莫斯科的K3綠皮火車，在許多人心中都蒙著些許玫瑰色的濾鏡。

行進的火車，一路流動的風景，熱騰騰的泡麵，倚靠窗邊便可感受異途的美好。

獨自一人，神秘、浪漫、異國風情……想想都要醉倒在這畫面裡。

但如果是和控制欲極強的母親一同進行一場列車旅行呢？

忽然間不知哪裡冷風來襲，感覺瑟瑟發抖。

這便是《囧媽》的設定：

六天六夜，相對密封的空間，彼此控制權的爭奪，成年兒子與母親的旅行，逃無可逃，頓時有種美夢變「噩夢」的破滅感。

《囧媽》保持了徐崢囧系列電影一貫的特色，以公路旅行為主打底色，外加奇葩意外遭遇為佐料笑點。

長途旅行這件事情極其考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催化劑也是助燃劑，塑料感情多半在旅途中是要破裂的。

旅行中兩人的個人空間被壓縮，距離被壓縮，自由減少，共有空間大舉入侵個人空間。

母子行動路線合二為一，若不能容忍遷就，細微裂痕將由此而生，原有的裂痕亦將擴大加劇。

酗酒型父親

「酗酒父母留給他們成年子女的是憤怒、沮喪、鬱鬱寡歡、敏感多疑、破裂的關係以及過度的責任感。」

——蘇珊·福沃德《原生家庭》

徐伊萬的父親徐翔在電影中雖一帶而過，卻在原生家庭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這段關係中，他影響著兒子徐伊萬，也影響著妻子盧小花。

徐翔是一位酗酒型父親，鬱鬱寡歡不得意。與妻子關係惡劣，酒後肆意家暴，對兒子漠不關心，最後因為酗酒而提早結束了一生。

在小孩子的世界裡，父親是神聖的存在，像超人一樣保護家人無所不能。

徐伊萬通過指責母親，為父親的酗酒問題找藉口，潛意識為父親的所作所為進行合理化辯解。

徐伊萬認為父親喝酒是為了緩解生活壓力。父親之所以生活壓抑，都是因為母親造成的，父親不是喝酒喝死的，而是被母親氣死的。

屋子裡的大象就在那裡，酒瓶在，殘渣碎片在，一地雞毛在，而徐伊萬選擇視而不見。

從童年到中年，他都沒有正視父親的酗酒問題，堅持為父親開脫，將矛盾和責任轉移到母親身上。

母親成了父親酗酒的替罪羊。

蘇珊·福沃德博士通過多年心理諮詢得出結論：

「酗酒家庭的環境以及家長的性格既不可測、也不穩定，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無不深受其害。

為求自保，他們的成長往往伴隨著一種強烈的需求，希望生活中的所有人、所有事都盡在掌控。」

酗酒失控的父親形象扭曲了他心中理想父親的形象，也影響了他日後在親密關係裡的表達方式。

更可悲的是，死亡也不能帶走父親所留下的陰影。

徐伊萬如同無數個酗酒家庭走出的孩子一樣，對世界有一種天真的假設：

認為通過控制日常的點點滴滴，將生活完全掌控在自己手裡，就能避免再次經歷童年痛苦無助的時刻。

這造成了徐伊萬對妻子下意識的操控，他希望通過掌控對方，進而掌控家庭大局，最終能夠掌控不可控的生活。

操控型母親

酗酒型伴侶對另一半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非酗酒伴侶盧小花被稱作關係裡的「共依存者」，通常共依存者會抱怨、反抗、爭吵、責罵，但不會明確制止另一半的酗酒行為。

面對丈夫的酒後家暴，盧小花無能為力，酗酒使兩人感情破裂，她曾一度想要離開。

為了孩子她堅持了下來。

但真的是單純為了孩子嗎？

恐怕更大的原因是盧小花從酗酒的丈夫手中獲得了家庭的主宰權，對方的缺陷滿足了她的全面掌控欲。她操勞忙碌，管吃管喝管交朋友管穿衣，她暗暗管住丈夫的一切。

在丈夫自暴自棄、渾渾噩噩，喝到失去自控時，她反而能夠對家庭裡各個成員加強掌控。

盧小花是典型的操控型母親，丈夫的酗酒不作為加重了這一點，她以自我為中心，將自己的需求強加在兒子身上。

丈夫已不在，她將徐伊萬視為唯一的寄託，不願意同對方分離，不願意承認兒子早已長大，早已是獨立的個體，還是習慣性地抓著不放手。

在生活中，情感的操控經常以關心、以愛的形式出現，讓人難以理直氣壯地站起來反抗。

「都是為了你好」、「媽媽無非就是讓你好」、「我不管你誰管你」、「我這一輩子就是為你而活著」、「都是因為愛你」……許許多多不一而足。

小夥伴們，這些話聽起來是否似曾相識。

愛和控制是有區別的，混淆自我需求與孩子真正的需求，強行將自己的意志加到孩子身上，這不是愛。

盧小花想要個孫子，便一直嘮叨徐伊萬和張璐生個孩子，這是她的需求，而不是張璐和徐伊萬的需求。

如徐伊萬爭吵中所言，在母親眼裡，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問題，身材是問題，婚姻是問題，接不接電話生不生孩子都是問題。

為什麼是問題呢？

因為這不合母親的心意，不是她所希望的模樣，盧小花有一個標準兒子的框子，她用愛的名義把徐伊萬往裡面硬塞，不管徐伊萬喜歡不喜歡，樂意不樂意。

愛是溫暖和自由的，這僅僅是情感的綁架和控制。

「有種常見的操縱型父母是『幫手型』父母，他們對成年的子女不會放手不管，相反，他們會經常製造一些狀況讓子女『需要』他們的幫助，他們對子女的操縱常常表現為誠意十足但根本不必要的幫助。」

控制感是安全感的來源，盧小花極其缺乏安全感，故而對他人的操控欲很強，懷疑家裡阿姨偷東西，懷疑娜塔莎是騙子，出門上額外的鐵鎖，帶假髮套遮蓋衰老，可以推知曾經的徐伊萬也是備受控制。

如今白髮已生，40多歲的徐伊萬在母親眼中依然是電影裡的小男孩伊萬，依然是事事需要操心、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子。

一切仿佛回到了被控制、無助的童年。

在操控型父母的強壓之下，孩子只有兩條路，選擇投降或者叛逆。

徐伊萬選擇了叛逆。

蘇珊·福沃德博士表明有的叛逆是「適得其反的叛逆」，實質是另一種形式的屈服和投降。

徐伊萬在旅途伊始最要緊的事情是反抗母親，他對叛逆的需求壓制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他不想再次屈服於母親的控制，而刻意忽略了自己內心的需求。

母親要徐伊萬吃小西紅柿，他偏不要吃，不管愛不愛吃都不要吃。為了徹底反抗母親，他不辭辛苦地將小西紅柿一枚一枚扔往窗外。

當徐伊萬被誤鎖在列車外，他寧願冒生命危險去爬車頂，也不願意掏出手機給母親打電話求助。

這是他下意識的反抗。

為了反抗而反抗，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順從，徐伊萬將自己的生命置於一旁，只顧得反抗母親的意願。

原生家庭造就的控制型愛人

一個人的孩童時代是張空白的紙。

不論好壞全盤接受，孩子在與父母的相處中習得心智模式，形成自己慣有的看待和應對世界的方式。

在童年時接觸的父母相處模式會根深蒂固地駐紮在孩子的頭腦中。

孩子習慣模仿父母的行為，故而通常酗酒家庭裡的孩子長大後更容易酗酒，家暴父母更容易教出家暴的下一代，控制狂家庭更容易走出控制欲強的伴侶。

親密關係裡，人們袒露自我，像只翻肚皮的小狗一樣，卸下盔甲暴露自己的脆弱之處。

人們在愛情裡反覆經歷童年，體驗熟悉的情感模式。

受傷的人們試圖修復曾經的童年傷痕，試圖證明長大的自己這一次能做得更好。

徐伊萬的原生家庭是不健康的，酗酒型父親點燃了操控型母親，進而造就了翻版控制型兒子。

妻子對丈夫哭訴：

「這就是我們倆之間的問題。

你心裏面長了一個幻想的老婆，她應該喜歡什麼，討厭什麼，該怎麼說話，你全都設定好了，你為什麼要鍥而不捨地改造我呢？

都這麼多年了，你難道還沒有意識到我不是你想的那個人嗎。」

兒子對母親哭訴：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問題。

你的心裏面住著一個幻想出來的兒子，他應該吃幾塊紅燒肉，臉上的肉是橫著長的還是豎著長的，什麼時候要孩子，膀胱幾點鐘排水，你全部都設定好了。

我並不是那個你想像中的兒子。」

在婚姻的親密關係裡，徐伊萬與張璐的相處模式正是複製了母親與他的相處模式——處處皆是以愛為名的控制。

因為這是徐伊萬從小到大唯一熟悉的情感模式。

我們想要改變，但未知過於陌生恐懼，在親密關係裡，我們更容易回到熟悉的童年模式，不知不覺變成自己憎惡的那種大人。

徐伊萬試圖改變自己的妻子，控制她的行為，這同母親的操作如出一轍，但如此只能增加對方的反抗和不信任、不安全感，使原本相愛親密的倆人漸行漸遠。

掌控自己的人生

「這趟俄羅斯之行，是我從讀大學離開家，二十多年以來跟媽媽相處最久的一次。

一直以來，我們總是在爭吵，可我們的出發點都是對彼此的愛，只不過，這份愛是希望對方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就像我對你一樣。

這六天的旅行讓我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個體都應該是完整的。

愛不是控制和索取，愛是接納和尊重。」

影片最後，徐伊萬對妻子說出了心裡的話，也與母親擁抱和解。

現實中，父母與成年子女的和解遠不像電影中那樣簡單容易。

兒女與父母之間的問題各式各樣，或許有些會以坦誠的擁抱消解多年的隔膜與誤會。

但更多的是，矛盾可能如冰山橫亙在海面那般，日常所見只是冰山微小的一角，而海面之下的巨大冰塊則難以真正融化。

行為有慣性會反覆，縱然出發點是愛，指責、酗酒之類的行為也不會因為承認錯誤、一個擁抱而一下子消失。

那些固守了幾十年的價值觀人生觀更不會一瞬間冰消瓦解。

若身為父母，我們應該警醒自己不要以愛的名義傷害和控制子女。

若身為成年子女，一方面，我們應該多關心理解父母。

去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坦誠溝通，不光是與父母和解，也是與自己和解。

另一方面，如果父母的不合理行為不能被改變，我們不要心存幻想強求父母的改變。

人和人之間需要邊界，父母兒女之間同樣需要。

酗酒、家暴、控制、懶惰、自私等，這些問題行為是父母最熟悉的應對世界的方式，人們很難改變習慣模式，父母同樣也是。

我們應該選擇主動掌控生活，從可以控制的自身做出改變。迴避長輩的情感勒索和控制，儘量少被父母的行為影響，「只有放下才能柳暗花明」。

我們彼此都是獨立的個體，要尊重彼此的選擇，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人生旅途漫漫，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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