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應仁之亂吧。連小學社會教科書裡也會提到的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最知名的戰亂之一。
但是，如果被問到應仁之亂是一場怎樣的戰亂，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來吧。也許有人能記得「人世虛空，應仁之亂」這個雙關語。或許也有人能說出「東軍主帥叫細川勝元，西軍主帥叫山名宗全」。但除此之外就很困難了。最終，多半以「這場戰亂導致室町幕府走向衰亡，戰國時代開始了」這種固定句式收尾。
關心它的人也不多。1994年NHK播放了以應仁之亂為題材的大河劇《花之亂》，結果成了歷代大河劇中收視率最低的一部（不過順便說一句，這一最低紀錄在2012年被《平清盛》打破了）。這部電視劇本身不差，但收視率實在過於悲慘。
應仁之亂最為困難的問題是，人們不明白為什麼戰亂會爆發，也不知道最終究竟是誰獲得了勝利。應仁之亂是從應仁元年（1467）到文明九年（1477）持續了十一年的大亂。一般的說明會說，室町幕府八代將軍足利義政無子嗣，於是以其弟足利義視為繼承人，但隨後足利義政妻日野富子生下一男（後來的足利義尚），日野富子意欲讓自己的兒子繼承將軍之位，正好那時候細川勝元與山名宗全兩雄為爭奪幕府的實權，介入將軍家的內鬥，於是應仁之亂就爆發了。然而，對這種說法已有很多的批判，有人指出了應仁之亂爆發的其他原因。
應仁之亂爆發之初，戰場僅限於京都，最終卻波及地方，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戰鬥。在這樣大規模且長期的戰亂中，大名們到底為何而戰竟不是十分清楚，實在不可思議。戰爭過程既無戲劇性，又不華麗，唯有徒勞無功，不合邏輯。應仁之亂這些難以理解之處，進而讓它更沒有人氣了。
原因不詳、結果不明的應仁之亂，對後世卻影響巨大。大正十年（1921），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在演講《關於應仁之亂》中這樣說：
若為了了解今日之日本而研究日本歷史，研究古代歷史毫無必要。知道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足夠了。之前的歷史幾乎與外國歷史無異，但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是我們身體血肉直接能接觸到的歷史，若能真正了解它，對日本歷史的所知就足夠了。與現在的日本有關的僅僅是應仁之亂之後的歷史，之前的歷史如同外國史。這段過激的發言十分有名，可能有的讀者早就聽過了。在那之前的史書雖然也關注應仁之亂，但關注程度不外說它是「一場大亂」而已，對譬如源平合戰、承久之亂等戰亂則更為重視。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事件——內藤湖南這如棒喝一般的史論，是非常有獨創性的。
為什麼內藤湖南認為應仁之亂與其他戰亂相比有特別的意義呢？這是因為他認為，應仁之亂徹底打破了舊體制，揭開了新時代的序幕。
內藤湖南說：「正因為足利時代是個完全沒有天才的時代，所以應仁以後的百年中爭鬥不止，戰事不休。」然而內藤與之前的史家不同，並不慨嘆英雄不再，戰亂頻發。恰恰相反，在他看來，正因為如此，這才成為一個「最下層的人打破既有舊秩序」的下克上盛行的時代。
內藤湖南認為，戰國時代和亂世因應仁之亂而到來，對平民而言反倒是出人頭地的機會，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對出生在和平時期日本的我們來說，這實在是危險的主張。
這種顛覆性的對應仁之亂的評價，在期望庶民革命的戰後左派史學之中也能看到。永原慶二在中央公論社《下克上的時代》（1965 年初版）中指出：「應仁之亂的大將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都不是稱得上英雄的華麗人物…… 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家、武將之中，稱得上英雄的成功者一個也沒有。」「但如果稍微變換視角，這樣一個可以說有無數無名的庶民英雄活躍著的時代，是絕無僅有的。」於是，通過發掘這些時代的無名英雄，他熱情地寫道：「『歷史是由民眾創造的』這句又古又新的格言，可以從史實之中真切地感受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日本史學界開始對過去以左派理論為指導的社會構成史研究提出疑問。人們指出借用西洋理論分析日本史所出現的問題，永原的研究也成了批判對象。然而，內藤湖南提出的「應仁之亂是時代轉折點」的觀點得到了繼承。不僅如此，內藤的言論甚至被作為批判左派歷史學的材料來引用。
勝俁鎮夫在氏著《戰國法成立史論》（1979年初版）的序言中提及內藤湖南的演講，對其表示支持：「內藤湖南所述應仁之亂以前具有悠久歷史的日本是個與近代日本無關的異質社會，應當捨棄，以近代日本歷史學的常識來講，他的見解近乎謬論，但就我而言，當我站在從現實生活的感覺來把握歷史這一立場上時，不得不說我能夠充分理解並深有同感。」此外，勝俁鎮夫在1994年的論文《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日本》中也引用了內藤的演講，將應仁之亂以後的一百年稱為「舊體制崩壞，近代萌芽的時代」。
勝俁的學說從內藤的演講中獲得了啟發，大膽地將日本歷史一分為二，這就與左派歷史學發展階段論分段進步的理論不同了。但另一方面，勝俁鎮夫評價戰國時代是「在日本歷史上，民眾首次作為推動歷史的主體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這一理解與戰後歷史學的戰國時代觀區別不大。「以應仁之亂為契機，民眾……」這一句式確實頗受歡迎。
但近來的研究朝著反對給應仁之亂賦予太多意義的方向前進。尤其是對應仁之亂「前」與「後」的政治局勢進一步研究後，就看不到「以應仁之亂為界，日本驟然劇變」這種主張了。首先，通過對應仁之亂「前」，也就是應仁之亂之前的政治狀況的研究，學者發現，嘉吉元年（1441）嘉吉之變（六代將軍足利義教被暗殺的事件）後，幕府的混亂統治持續了二十餘年。此前足利義政被說成是愚蠢的將軍，又或者說足利義政之妻日野富子插手政治，總之是將應仁之亂歸咎於當權者的個人素質。然而，由於嘉吉之變以後的政治局勢得以明確，應仁之亂就被評價為二十年來累積的矛盾的總清算，對應仁之亂本身的關心程度相對降低了。
應仁之亂「後」也是一樣。過去的研究認為，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喪失領導能力，淪落為有名無實的存在。但隨著近年來研究的發展，史學家們認為應仁之亂結束後，幕府重建自身統治的工作有所進展。幕府權威徹底喪失是在明應二年（1493）的明應政變後，這是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們一致認可的結論。如果讓他們說的話，明應政變才是戰國時代的開始。
的確，若關注幕府政治的變化，比起應仁之亂，明應政變可能更具有劃時代意義。近年來的研究否定了將軍家內鬥導致應仁之亂爆發這一傳統觀點，而是逼近幕府內部真正的對立模式，這樣的觀點對研究政治史來說具有非凡的價值。
然而，當不限於室町幕府，而從對全日本社會整體的影響來考慮時，比起明應政變，應仁之亂無疑意義更為重大。此外，應仁之亂即便不是開端，但它確實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一點就有獨特的意義。即便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假如只三個月就結束了的話，是否還會在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仍被人們熱烈討論，就很值得懷疑了。
因此，不僅是應仁之亂的「入口」和「出口」，對其「裡面」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這時不可以陷入列舉沒落貴族的不滿，新興的民眾力量對亂世表示歡迎這種陳詞濫調。但是冷冰冰地羅列「某年某月某日，某處發生了某次戰鬥，某某某取得了勝利」這些事實也沒有意義。關鍵是要能夠一覽捲入戰亂旋渦的人的生存狀態。
為研究這個課題，極好的史料是《經覺私要鈔》和《大乘院寺社雜事記》。兩者都是室町時代興福寺僧侶的日記。前者的記錄者是經覺，後者的記錄者是尋尊，二人都經歷了應仁之亂，並留下了大量具有極高價值的關於這場戰亂的日記。
經覺與尋尊都生活在奈良，他們所獲得的有關京都和其他地方的信息中有不少不正確的傳言或謠言。因而若要把握應仁之亂整體的構架和經過，二者稱不上最好的史料。但是，二人的日記反映的不只是經覺、尋尊兩位記錄者本人，還有他們周圍的僧侶、貴族、武士、民眾在大亂的旋渦中如何生存、如何思考，從這一點上講，他們的日記具有別的史料替代不了的價值。當然，這兩份史料在此前對應仁之亂的研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其只為確定事實關係而使用，否則就可能帶著「這是落伍於時代變化的守舊僧侶的抱怨」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來進行理解。尋尊在日記中一再為世道混亂而憂慮，這是事實，但僅僅以「舊統治階層的沒落與新興勢力的發展」的視角，是不能完全理解這部日記的豐富內涵的。貴族與僧侶都頑強生存了下來，但對大多數民眾而言，戰亂僅僅是一場災難而已。
應仁之亂給日本社會帶來了什麼？本書將以上述兩份史料為中心，外加其他各種史料，力圖具體地為大家呈現當時人們生活的樣貌，並以此展開討論。
《應仁之亂：日本戰國時代的開端》，【日】吳座勇一/著 康昊/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2月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