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標籤,每個人都有許多面可以去探索和成就,許多面的姚謙成了一個姚謙們。 2016年3月,姚謙宣布加入樂視音樂負責整合上遊,這是一次「聰明的理解和精明的選擇」嗎?
「看到了嗎?玻璃那裡豎著一塊牌子:禁止大便!」
我們坐在一個臺灣小鮮肉開的餐廳裡吃飯,姚謙伸手指了指對面哈哈笑開了。我們這才發現,對面豎著一塊令用餐者胃部極不舒服的牌子。在姚謙看來,這種「對面的審美反差」也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人需要面對真實的「光與陰」。
自由之身十年,突然加入一家網際網路音樂公司,連軸轉接受媒體採訪,他有點累了。採訪前一晚,姚謙哪都沒去,躺在家裡看《花樣姐姐》,他笑笑說,因為裡面有林志玲,不用費大腦。
採訪當天,姚謙穿一件寬鬆的襯衫,帶一副框架眼鏡,「自來卷」長頭髮在後腦勺綁緊打結,談興漸濃,思維活躍,話題轉換非常快。他的聲音平緩、語氣中帶著探究,手勢語言極為豐富,偶爾沉思時,他會反問我們怎麼看某一個問題。在半天時間的聊天裡,據我們不完全統計,姚謙說了「群眾」這個詞接近20次。
在入職消息正式公布之前,姚謙「偷偷摸摸」上了三周的班,這裡的一切讓他感到好奇。只要有空,姚謙就約一個年輕人到公司對面的Zoo 咖啡聊天。
姚謙在北京買了套房子,十年來堅持往返在北京和臺北之間,寫了許多洞察兩城生活的專欄。他很享受這種悠閒的退休生活,沒想過有一天會回到音樂行業,而且是一家快節奏的網際網路公司。
在他北京的生活空間裡,姚謙裝了一頂鳥巢大燈,但他也在各個角落裡,放上許多頂無個性的小燈。他如此自我解讀:「安裝一盞睡覺時都不會關閉的鳥巢大燈,反映出我在混亂的生活中尋找秩序和安全的追求。」
因為歌手李玟的關係,姚謙前不久認真看完了《我是歌手》全三季,他感受到節目組不只是賽制進步,攝影、剪輯都在進步,連收音都在進步,很努力的在進步。
「李玟上《我是歌手》壓力很大,我一直鼓勵她,這已經不錯了,有這麼好的音樂平臺讓你唱歌。電視電臺這種傳統媒體平臺,他們也要面對新的環境,消費者的閱讀習慣在改變。」
真實的情況是,《我是歌手》第一屆比賽結束後,三個月時間裡所有人都在討論,但今年,幾乎所有的音樂類綜藝節目,也就一周時間就沒人再討論了。
姚謙感嘆,「中國每天都在巨幅的改變中。群眾在改變,網絡新平臺的出現以及新的聚焦流量模式,與三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都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
「人們聽音樂的方式從群眾聚集收聽到各自聆聽,而網絡平臺現在又給人們帶來了更多可視聽的音樂選擇,把各自聆聽的獨立性又給提出來。」姚謙分析,共同審美觀是音樂綜藝節目最大的問題,而且重複三遍,就會審美疲勞。電視難免會落入宏大敘述,以大唯美的概念,煽動性的表現情緒。視頻網站上的節目也是一個道理。目前整個網際網路在綜藝節目製作上,還在尋找符合網際網路基因的模式。
姚謙每次打開門戶網站的界面,都覺得「恐怖」,全部是密密麻麻的資訊,只是每一家網站的顏色不同而已。門戶網站的衰落,和唱片時代、藝人生命周期是一樣的,「自我複製永遠都是最可怕的事情」。
姚謙最害怕聽到以前的同事說:「以前我們是這麼做的,現在這樣做不對」,這些說法常讓他心驚膽戰,曾經好幾次他以為這是對的,可是,他說:「群眾告訴我這是不對的,我改變了。」
在姚謙看來,共同價值觀的審美判斷如果繼續照搬,那一定會失敗。 「以前的市場是80%周杰倫+20%類周杰倫,現在已經反過來了,更多應該是分眾音樂,各類的音樂。」
「我聽到有趣的詞從他嘴巴裡說出來,很有吸引力。因為我真的不了解,沒有進來過(網際網路),以前就在遠處觀看,聽他說生態這個詞的時候,我有一點興奮了。」姚謙說。
2016年1月15日,小河「音樂肖像」項目北京展演的第一天,因姚謙的朋友萬芳參與了這個項目,當晚姚謙也在。這是尹亮(樂視音樂CEO)和姚謙第一次認識,兩人一見如故,聊了四個小時,結束時尹亮發出「邀請函」問「有興趣過來嗎?」
2016年3月,在尹亮辦公室裡,姚謙坐在轉椅上搓手,在空中不停地比劃手勢表達他加入的感受。「我在努力,每次聽尹亮講生態都會有新的理解。」
姚謙喜歡樂視直播的那場格萊美頒獎禮,不過反而在音樂口味上他有很多和尹亮不同的見解:「哈哈,我想這是他拉我入夥的原因。」
樂視給姚謙職位的抬頭是高級副總裁,但在內容上,他負責的範疇包括但不限於樂視音樂生態業務規劃中的「產業上遊資源整合」。
2015年樂視音樂直播了367場演出,在各種樂視終端上累積了超過2億的直播觀看用戶。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音樂人的成長會越來越脫離平臺和唱片公司,對一家以視頻起家的網際網路平臺來說,除了直播之外,圍繞上遊的內容還能做什麼?還能怎麼參與?這是姚謙和尹亮正在思考的議題。
尹亮希望把包括音樂節、演唱會、Livehouse演出等各種音樂線下演出垂直整合到平臺,成為自己的IP,與用戶產生更強的粘性。尹亮對我們打比方,市場上有湘菜、川菜、粵菜,不同的菜系口味不同,內容創新的核心力量在於,炒出什麼口味的菜。「我們絕不會用一筆錢去籤100個藝人,更看重的是能力而非合約。這個能力指的是在我們的體系裡,能否為不同層級的藝人設計不同的資源體系,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
對於在公司的角色,姚謙希望不僅僅是幫助音樂人,他還希望分享他的經驗和資源,對樂視的硬體(手機、電視、VR)也極度感興趣,他正在一名音樂人的思維轉換到平臺人的思維。
「面向使用者的化學反應是非常奇妙的。在唱片業時代,辦演唱會是為了服務我的專輯。而現在需要從群眾的需求和未來生活可能發生的變化去理解,把渠道和互動關係做好,這太有趣了。」
經常有人告訴我,現在有多少人通過網絡平臺消費音樂,我們從中可以獲取多少錢。可是我一直都沒有這樣認為過,不是說建立版權買賣體系的時間還沒到,是我們真的需要換位思考,要聽聽看「群眾」對於音樂付費是怎麼想的。前幾年,我不參加任何(討論)盜版的會,我不是說打擊盜版對版權不重要。而是我在想,你反對盜版之後,你跟群眾之間的關係,他怎麼評價你,這很重要,可是我們沒有解決。
(版權的獨家)我只能說我不反對,這涉及競爭和利益。擁有者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並把權利最大化。而那些平臺作為被授權者,也希望多支付一些版權費而實現排他。這就是商業競爭,在自由的市場下,我不反對這樣。
不過我覺得無論何種競爭下,音樂消費者的利益不被影響是很重要的,靠獨家內容強迫群眾去「站隊」是惡性競爭。
我後期覺得,對於一個作品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被留下來,被記憶,這樣才算是一個成功的作品。像我寫的《腳趾上的星光》,在內地我放棄了實體唱片(售賣),用戶可以通過網絡免費下載。
現在要來重新定義作品的成功,以前我們會根據作品在多久時間、在什麼樣的媒體、有多少曝光率等等數據,來分析它是否會成功。大多數作品會跟預想的結果一樣,但也有個別例外。比如我們認為會成功的歌曲,100萬個COPY,可到現在已經被大家遺忘了,而有的當時不被看好的作品卻流傳了下來。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人們有更多的選擇,在面對大量消息的時候,不再是「被迫」接受那些被大肆宣傳的信息,而是尋找那些自己真正需要的內容。音樂傳播有一個很大的功能是使用者跟創作者之間的溝通,所以有些作品經過長時間運作也很難紅,就是因為網絡賦予了人們選擇的主導權。
鑑於網絡快速傳播的功能,會存在歌曲或藝人一夜爆紅的現象,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作品爆紅的時間或許不會太久,人們的審美和需求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變化。
之前爆紅的網劇《太子妃升職記》我其實沒有全部看完,我在看的時候,我的外甥女,她在學聲樂碩士。她看了一眼說「大舅舅,我們都看了」。我說「你怎麼知道它的?」她說「朋友轉給我的,臺灣有一個視頻可以看到」。我問「好看嗎?」她說「好看,太好玩了」。
(這之後)促使我快速堅持看完了,努力去思考年輕人審美的趣味點。發現真的不是惡趣味,除了穿越,性格的對調,還有很多他們在課堂和正常生活以外可以當作調侃的東西,拿來重新演繹。
現在是跨界時代,審美的跨界很重要,甚至搞不好中年人、老年人都有興趣。我覺得它給我的啟示是:跨界審美的再定義。
這三年來,我對自己的外甥女都禁止她們別再說「小確幸」了,原來我妹妹說「吃了什麼,這是一個『小確幸』」,我說『你別噁心我』。「小確幸」是一種無意義的催眠,而且是一個封閉式、自憐式的催眠,雖然它來自村上春樹,但村上春樹沒有想到,他這句話會造成日本人跟臺灣人的淪落。
我們一定要活在當下審視自己,我不是說要那麼嚴肅,但我們一定要隨時警惕,不要一頭載進去,自以為是幸福了。世界真的在改變,不停的改變,新的資訊、新的能量,可以讓我們用新的審美,新的思考來思考我們的人生。
舉個例子,前幾天一個音樂相關的健身公司在北京裝修,請了三撥人,美國人、臺灣人和內地人,你會發覺臺灣年輕人一直坐在那裡聊蔡英文的鞋子。一個在臺灣生活了20多年的美國人,後來很客觀地跟我說「真可怕,臺灣的年輕人生活就這麼一點點,只有蔡英文的鞋子」。
網際網路平臺非常重要,坦白講,在臺灣並沒有像豆瓣一樣的平臺,臺灣音樂的衰退就是因為網絡不活躍,只是依賴曾經很成功的網絡和已經設定了的審美在發展。
臺灣網際網路平臺的內容大部分也是政治人物和媒體人物,文化內容很少。其實像豆瓣這種平臺,在歐洲或者美國都不一定有,如果有,應該也處在地下狀態,可能比較小眾,在國內它卻是一個大眾化平臺。
我可以在豆瓣上看到很多俄羅斯年輕詩人的作品,也可以看到內地我不認識的人的一些音樂作品。我覺得非常好,網際網路平臺的發展,讓內容選擇的主動權由媒體轉移到用戶手中。
未來我希望我自己是一座橋梁,通過我可以讓一些人展示自己的長處,找到自己的優勢。其實真正讓我內心快樂的並不是我推出的作品賣出很高的版稅,而是一個作品因為我有了一個更多的分享,讓更多人去喜歡。比如去年好妹妹樂隊工體演唱會,我非常高興我參與了整個過程。
藝術家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都熱愛音樂,所以都會有一些共同的特質,相近的情懷。而不同之處和他們成長的過程有很大的關係,這批獨立音樂人(好妹妹、梁曉雪)沒有經歷過被唱片公司養成的過程,所以他們身上的樸素性是我特別喜歡的。
對於我來說,藝人的價值觀對我很重要,價值觀越相近的人,我們之間越容易溝通。當然我覺得對於藝術家來說,開放的心態,對音樂有開放式的聆聽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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