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肯普著
馬勝利譯
本文為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首爾，2008年7月30－8月5日)主席的開幕辭。
彼得·肯普(PeterKEMP)丹麥教育大學(哥本哈根)教授，該校哲學系和倫理法律中心負責人。任國際哲學協會聯合會名譽主席、國際哲學研究院和國際科學哲學科學院院士。1980年參與哥本哈根哲學論壇的創建。
我們這群哲學家為何要藉此次世界大會聚首7天?我們的交流、研討、闡述和討論能給世界帶來什麼?僅僅是一些言辭而已嗎?這些言辭能對當今世界起什麼作用?
其他專家學者都致力於很明確的研究領域，並代表著特定的學科和專門的研究或教學領域。而我們哲學家卻不組成特定的學科。我們不僅能和各領域的學者展開討論，也能與技術人員、藝術家和倫理學家進行交流。我們能闖入他們的領域而不使我們的活動受到任何局限。我們既無所不在又無所存在。我們的力量並不在於投入某個特殊的研究和思想領域，也不在於從這些領域的研究中得出某些結論，而在於我們能夠理性地討論任何事物，並全盤思考任何事物的作用。與其他學者或理論家不同，我們所擁有的只是語言、言辭和言語。我們運用自己掌握的哲學概念和話語，並借鑑前輩哲學家的思考，以便根據當下的情況用我們的方式開展哲學討論。我們在描述、分析、闡述、批評、教學和建議時，都試圖重新思考當今的哲學。當我們發現人類、世界、個人或某個易受傷害的群體面臨危險時，我們便會感到應當提出某種辦法，以防止災害或災難發生。我們還力圖告誡人類:應當警惕某些毀滅性力量，麻痺大意會導致災難性後果。
然而，無論我們作為教師、教化者、教授、批評家還是輿論製造者，我們手中所掌握的只有言辭、表達或言語的力量。20世紀一位偉大哲學家曾說過:「言語是我的王國，我並不因此感到恥辱。」
然而，一些政治領導人和機構負責人有時卻將此視為我們的恥辱。他們不能理解:既然哲學沒有技術目標，不能促進物質財富生產和強化我們的技術能力，為什麼還要支持和接納哲學呢?甚至有的哲學家被調離或逐出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因為他們被認為對現存秩序毫無用處，甚至頗具威脅。但是，我們今天也看到，哲學的活力在眾多方面均有表現，哲學思考始終在世界上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參加此次大會的人數之多證明了這一點;世界各地哲學學會的活力證明了這一點;新的哲學研究中心和哲學學會的紛紛建立證明了這一點;每年對國際哲學奧林匹克競賽的熱情參與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此期間，眾多國家的高中生們展開較量，看誰能寫出最好的哲學作文。最後，哲學論著在主要文種出版物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更證明了這一點。無論在科研機構內部還是外部，世界各地的哲學家都在發表言論，並往往受到歡迎。因此，如果我們把「力量」理解為文化和政治影響力，那麼哲學便是一種總體性的世界力量。在我們這個戰爭和衝突層出不窮的地球上，哲學的力量更體現為捍衛思想的自由、表達崇高價值的自由、譴責非正義的自由和開展超越文化和民族界限的對話的自由。總之，哲學在各地都表現為一種保持和維護和平願望的力量。如果沒有哲學，世界無疑會更不利於人類生存。
因此，力量並不都等同於對他人的統治，它還可以體現為解放，即釋放其他可能性，開闢新的前景，揭示隱藏的強力和機會。
人們時常會忘記: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並不代表世界上的所有力量。哲學論證和思考的力量不具經濟、科技和軍事性質，它是由言語構成的。這種言語可以挑戰和反對上述其他實力，能夠揭露謊言和假象，為人類勾畫出更美好的棲居世界。
當哲學被看做一種單純的描述，純粹的參考和把我們呈現給事物的、忘記自身的鏡子時，哲學言語的力量便受到了忽視。實際上，把哲學視為自然之鏡的觀念早已受到解釋學觀點和實用主義觀點的批判: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1960)一書中指出，我們在歷史背景中描述事物，但沒有對歷史背景的解釋便不會有描述;理察·羅蒂在《哲學和自然之鏡》(1979)中宣稱，哲學應注重改變世界的行動。
早在1955年，牛津學派的哲學家約翰·朗肖·奧斯汀便開設了關於言語行為的課程。1962年，他的講座內容發表在題為《論言有所為》(How to Do Things withWords)的文集中。他在該著作中提出，表達意義的言語是一種言內(locutoire)行為;言內行為不會與言外(illocutoire)行為截然分離;一言既出，言外行為便具有了某種力量。換言之，表達言語的全面背景或奧斯汀所稱的全部語言行為總是兼有言內和言外兩種性質。一旦我們選擇了想說的話並排除了自己認為不太重要的東西，我們便對自己的讀者或聽眾施加了某種影響。因此，言語歷來會對世界產生某種力量。
這即是說，探討哲理的行為從來不是中性的。作為哲學家，我們有責任知道如何以言為行。然而，儘管哲學擁有言語力量，並非所有哲學都有益於人類。我們看到，在20世紀裡，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或信奉其他極權理論的思想會對人類造成多麼嚴重的毀滅和災難。這些思想能對某個特定群體產生特殊的誘惑，並能藉助群體暗示來激發人性中最惡的方面。而且，促成人性惡的不僅有利己主義的衝動，還有今道友信所稱的「我們主義的」(nosiste)衝動。這是一種複數和團體的利己主義，它將人類分為不同身份，並把屬於其他群體、民族和文化的所有「他人」或「外人」視為潛在的敵人。
然而，語言的言外因素還不足以解釋我們的言語為何兼有好壞兩種性質。我們看到，在對話中，言語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在人際間傳遞含義，把某件事物的信息提供給他人，或是向某人提出問題，發出呼籲、命令或表達歉意。
為達到統治、控制或傷害的目的，一種言語行為會力求形成另一種言語行為。所以，言語行為還有第三種表現。敏銳的約翰·奧斯汀提到了這一點，但未能充分展開，因此我們應對其更加關注。這便是他所說的言後行為，即「以言成事」。
如今，言後行為也許是我們哲學家應研究的最重要的言語行為。但我們在20世紀發展起來的所有語言哲學中，卻沒能對語言何以產生某些效果，如何僅憑几句話便能影響他人做出足夠的分析。
的確，20世紀50年代以來，奧斯汀促進了哲學的語言轉向。不少哲學家都努力去理解語言，例如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對日常語言的分析，馬丁·海德格爾和莫裡斯·梅洛－龐蒂的語言現象學研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等人對言語和文本闡釋的思考，保羅·利科等人對詩的符號、隱喻和敘事的思考，哈貝馬斯學派的溝通行動理論，以及包括分析哲學或大陸哲學在內的歐洲文化圈內外的其他語言哲學。
語言轉向和對語言的關注使我們明白了哲學為何不僅能啟發人和解放人，也能誘惑人和操縱人。柏拉圖曾提出了對話的規則:每個對話者都應誠實地面對自己和他人。從那時起，促進知識和解放，反對控制和操縱便成為哲學追求的目的。當然，柏拉圖，尤其是後來的索倫·祁克果眼中的諷刺，以及雅克·德希達所稱的邊緣哲學思考都是理性的。但無論是否冠以哲學之名，控制和操縱永遠不能將人們引向理性，而只會使個人淪為意識形態的盲目工具或受長官思想支配的烏合之眾。
哲學家之所以存在就是要發揮理性衛士的作用。但若把哲學當做麻醉劑，或用其維護蠱惑人心的仇恨話語或言論，這只會與上述目標背道而馳。一個好的哲學家當然要積極投身自己的事業，他(她)會熱情地宣揚其信仰，冷靜對待最嚴厲的批評。而仇恨話語則以詆毀和誹謗為能事，例如一些政治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其抨擊對象會是別的哲學家或他人。這種話語使辯論淪為暴力，把哲學變成利己主義或「我們主義」的戰爭武器。
如今，哲學已不再天真無邪。我們在探討哲理時不能不考慮到對語言的使用。所以，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理解言後行為。因為我們深知，從最親密的至最具政治性的任何交流中，我們對他人既能提供鼓舞也能造成傷害，既能提供激勵也能造成壓制。
這不僅是由於哲學家握有明顯的言語力量，應通過教授哲學和公開言論對社會的要求做出應答，還由於哲學家如不對普遍的言語力量進行思考便難以解釋其所作所為。他們必須承認，言語的力量是巨大的。如今，我們用言語塑造世界的做法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當今世界中，無論是哲學家或是普通人，若不關注言論和作品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他們便不明白哲學的言外和言後作用。
我認為，對於當今那些注意重新思考哲學和將分析批判才能用於解決當代最重大問題的哲學家而言，最緊迫的任務之一是擔負起以下責任:用我們的言語來避免「文明間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把這種衝突視為本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嚴重威脅。
因此，作為哲學家，我們不僅應懂得自己和知曉哲學言語的力量，還應努力促進人們對言語力量的普遍領悟。作為言語王國的成員，我們有責任教授和解釋言辭會在人們之間產生何種效果。我們的責任範圍不限於某一個國家，而是要超越民族、文化、語言、傳統和宗教的區分，面向全球居民。
請允許我以自己的國家為例，我想談的是2005年9月丹麥《日德蘭郵報》刊登漫畫的後果。該漫畫把穆罕默德先知表現成頭戴炸彈形頭巾的恐怖分子。該報主編為這些漫畫配發的評論說，他打算讓穆斯林教徒學會忍受「蔑視、侮辱和嘲諷」。穆斯林世界對這種公開冒犯的反應十分強烈，乃至異常猛烈。丹麥的國旗在不少地方遭到焚毀，一些外交官邸也被付之一炬。
在當時，丹麥大多數其他報紙都拒絕刊登這些漫畫。而丹麥首相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卻並不堅決反對《日德蘭郵報》將其刊登出來。他宣稱丹麥有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夠，也不應當幹預報紙有權做出的決定。當有人要他為刊登漫畫一事道歉時，他認為這是把非政府所負的責任強加於他，並斷然予以回絕。少數丹麥人從合法性角度看待這一問題，或認為這些漫畫本應受到法律禁止;多數丹麥人則將此視為倫理問題。而丹麥首相最初既未將此視為法律問題，也未視為倫理問題。在這一年裡，有個名叫海爾特·維爾德斯的荷蘭導演在網際網路上播放了一部猛烈抨擊穆斯林的短片——《鬥爭》(Fitna)，此後他來到丹麥並期望得到丹麥首相的支持。但丹麥首相卻和這部影片遠遠拉開了距離。他原本也能以同樣方式在道義上和丹麥報紙拉開距離，但卻為何未做出任何舉動?
在丹麥，人們借言論自由為上述漫畫辯護。不久前，丹麥情報部門向報刊宣稱:有三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是丹麥人，兩個為外國僑民，蓄意暗殺漫畫的作者(出於安全理由，任何證據都未被公布)。當時，幾乎所有丹麥報刊都成了戰爭邏輯的獵物，它們都不把這三個年輕人視為普通罪犯。為了捍衛「言論自由之國」———丹麥和反擊所有敵人，它們都刊登了那些引發爭議的漫畫。此事的後果立即顯現出來:在巴基斯坦發生了針對丹麥大使館的血腥的自殺性襲擊。
我不禁要問:這段悲慘的故事難道不是不良哲學造成的後果嗎?
言論自由的觀念最早見於1791年美國憲法的第一個修正案。該文獻宣布:「國會將不制定任何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這一聲明旨在保護批評掌權者的可能性。一個半世紀過後，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中，言論自由被列為人權:「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然而，在法國大革命的浪潮中，勇敢公民的自由話語使1789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並未宣布無限制的言論自由，因為沒有責任便不會有自由。這符合該宣言對自由的定義。人權宣言第4條宣布:自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此等權利的限度應由法律加以確定。
絕對的表達和言論自由必然會引發某些異議。我們看到，早在爭取言論自由之前，對宗教自由的要求中已呈現出這種情況。爭取宗教自由曾表現為要求良心自由。良心自由被視為一種人權，但它卻並不是無限制的。這是因為，如果某種宗教允許藉助暴力將個別信仰強加於人，那麼從事這種宗教的自由從未被承認為普遍人權。換言之，只有在不妨礙任何人享有同等自由的條件下，宗教自由才是一項權利。
要求無限制的表達和言論自由也會造成問題。這種自由若旨在統治、鎮壓或壓迫他人，並成為傷害和侮辱的言後行為，它的實施便會以暴力方式進行。
有一種比言論自由更主要的人權，這便是思想自由。伏爾泰1764年在《哲學辭典》中，以及啟蒙時期的其他一些歐洲哲學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的主張。如果我們把思想理解為內心的信念或對他人不具任何暴力的信仰，我們便可以認為，享有這種自由是一種絕對的權利。因此，信念的自由是絕對的，表達任何思想的自由則不是絕對的。
在丹麥這樣的國家，和家庭生活中普遍接受的原則相比，對公開言論自由的崇拜便顯得有些異類。大家知道，在家庭和朋友中，我們可以對伴侶、父母、子女或親朋好友懷有任何想法。但要想與他們和睦相處，我們必須始終注意向他們表達想法的方式，不能用言語來傷害對方。那麼，我們在人類這個大家庭中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作為人類的一員和世界公民，我們應當意識到:侮辱他人是最無禮的暴力行為，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放縱自己便無異於間接殺人。少數最富有者對全球大多數居民的經濟剝削構成了嚴重問題，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於:人際間失去了對不同文化、語言、歷史、種族和宗教的相互承認。對我們歐美人而言，表現出這種承認不需要付出任何金錢和資本。但我們卻認為，做出這種承認要比放棄一些物質財富困難得多，因為我們缺乏這種做法所需的謙遜。
承認和侮辱的對立頗具教育性。承認他人不僅意味著接受他人的存在，還意味著不對其使用暴力。反之，侮辱是一種旨在將自卑感強加於他人的態度，它傷害了別人的自尊心和其他文化共同體的自信心。當我們的自尊心受到踐踏時，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也會遭到破壞，因為這種關係的展開離不開他人。侮辱會摧毀我們的「共同生活」，在人際關係方面是如此，在社會範圍也是如此。
謙遜是驕狂的對立面，它意味著將自己與所有他人置於平等地位。反之，侮辱他人並非美德，而是一種惡習，因為它試圖迫使他人卑微並對其加以控制。然而，被迫的謙遜從來算不上真正的謙遜，因為真正的謙遜只能從內心自發地產生，而不能從外部或對他人的恐懼中產生。謙遜是指在我們所屬的共同體面前淡化自我。按照這種理解，謙遜並非自卑感，而是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的信念基礎是:我們任何人若不容納他人的身份認同便不會有自己的身份認同。實際上，現代世界中的人類身份認同是各種身份認同的綜合。正如阿馬蒂亞·森所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認為自己屬於不同的群體，實際上我們屬於任何一個群體。」
如今，我們只有齊心合力才能解決面臨的若干嚴重問題。因此，我們應當是世界主義者。這不再是浪漫的幻想，而是一種最實際的任務。請允許我在此舉出三個具體問題:全球變暖和普遍的環境問題、跨文化共存問題、金融全球化問題。如果我們不學會在語言上與人為善，即把語言當做和平工具而不是進攻武器，這些相互交織的問題便不會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具有某種科技背景，但如果我們不能把握自己的語言，便難以控制上述狀況。今後，我們應當從生態倫理學和世界倫理學的角度重新思考哲學，把我們的世界看做一種「生態」和共享的家園。
我們需要哲學，我們也需要言語的力量。這種需求是我們最強的本能。有位中國的年輕人未能湊足參加此次大會的經費，他在失望之餘給我寫信說:我不能參加世界哲學大會了，但是，「哲學將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便屬於言語王國的成員，他也擁有促使我們相聚首爾的信心。他和我們懷有共同的強烈心願:哲學歲!
不是我們不想讀哲學，實在是哲學家太多，不知如何取捨；每一位哲學家的書都很厚，不敢貿然下手；每本書裡都設有獨特的體系、語言、術語等重重門障，輕易進不去，進去了出不來。我們不禁想到，假如有這麼一本哲學書——它兼容並包、言簡意賅、深入淺出，讓人讀了不僅不皺眉頭反而哈哈大笑……
一位做過歷史學教授、研究過哲學和漢學的著名漫畫家和一位哲學教授、作家在法國《哲學雜誌》的工作中相識，聯袂創作了這部《智者星球：地球哲學和哲學家百科全書》，匯集本星球史上的60位大智者，一頁漫畫，一頁解讀，寓莊於諧，帶我們以全新的視角領略智的樂趣，成為真正的「愛智者」！
《智者星球：地球哲學和哲學家百科全書》是一本「狂妄」的奇書：它左頁是漫畫，右頁是哲學家介紹，活靈活現地介紹影響過全人類存在的人物，亦莊亦諧地詮釋撼動過全人類認知的概念，深入淺出地講解存在主義、「道」、基督教神秘主義、後現代主義，帶我們陪福柯照看嬰兒，與弗洛伊德談論足球，看伏爾泰展示園藝……透過朱勒的魔鏡，跟隨佩潘的妙筆，以獨特的視角去探索五光十色的哲學思想。
本書是兩位哲學家用新穎的形式編繪的趣味漫畫：每一個哲學家用兩頁篇幅介紹，左頁的幽默小故事和右頁的文字介紹相結合，用最精煉的語言和最形象的比喻講述哲學家本人和他們的思想精髓。讓我們陪福柯照看嬰兒，與弗洛伊德談論足球，看伏爾泰演示園藝，存在主義、道家學說、基督教神秘主義、後現代主義……讀過這部作品，這些將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變得活靈活現、生動有趣。據說，看完本書後，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將不同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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