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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家 ——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戲劇中的世界主義作者：葉寧學位授予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學位授予時間：2020年
導師：朱曉映
摘要：家的本意通常是固定的、親情聚合的場所。但隨著時代變遷,文化碰撞的影響、流動性的增加,家,不僅僅只有固定的唯一的形態,而呈現出紛呈的狀態。在澳大利亞戲劇的發展中,家的概念一直貫穿於各個時期的戲劇創作當中,從殖民地時期對英國及歐洲戲劇的引進和上演中對母國故土的思念,到紮根本土的叢林漢戲劇對叢林的依託,再到新浪潮時期更加全面和成熟的都市戲劇,瀰漫於當代澳大利亞戲劇字裡行間的對歸屬感的探求都離不開一個對家的概念的發展與深化。家可以是固定的物理空間,也可能是族群的心理維繫,更可能是延申至個人對在廣闊宇宙中的生存定位和追問。家是女性主義觀察和挑戰的著眼點,也是族裔探討的跟進,也是全球化中對個人與世界互動的節點。因此,由家這個有關歸屬感的概念引申出的種種正是澳大利亞文化建構在戲劇中突出的表徵形態。
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無論從國家概念、社會種族構成、民族政策、國際聯盟等等方面都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概念更迭,21世紀初,美國的911事件所帶來的西方文化建構巨大裂變對澳大利亞的深刻影響,都使得澳大利亞戲劇在對家的探討中呈現出獨特的本土化的特質。本論文中的本土化的提法源於霍米巴巴在對後殖民的觀察中提出的本土化世界主義的提法。他強調了孕育在後殖民主義中的一種本土化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源於邊緣文化,充滿本土化,指向的是一種理想的自主精神。斯奈婭（Sneja Gunew）在對澳大利亞後多元文化寫作的觀察中也提出了一種基於本土化的世界主義,這種本土化突出的是全球本土化背景下的邊緣題材。因此,這種基於全球文化互動與雜糅不斷加深的背景下的對地區文化的觀察是世界主義具化的一個重要呈現。本土化看似與世界主義的處處為家的概念相悖,但實際是對其中的普世概念在時代與空間維度中具體化的升華。
在澳大利亞語境中,在經歷了20世紀後半頁歐洲影響的式微及21世紀初美國911事件及其後的反恐戰爭的尷尬及從中凸顯出的美國式民主的矛盾,澳大利亞的文化身份建構逐漸從聯邦初期對歐洲模式的移植和20世紀對美國的追隨轉變為基於多態融合的批判性的本土化建構。本論文在對澳大利亞戲劇中的家的形態的考察中發現,這種本土化是其不穩的空間、多種族的動態融合以及對人性、世界的與西方文化的斷層與重構的交互的表現。這種交互的存在也輔助著澳大利亞文化身份的建構。不穩的空間作為澳大利亞文化的基本出發點,不僅包括地理的、物理的空間,也包括心理的空間,集中體現在空的中心對民族心理和文化構成的影響。殖民地時期與自然、惡劣生存環境的共存造就了澳大利亞地方、地理空間對民族心理和文化構成極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了今天,澳大利亞獨特的地理結構、空的中心也都環繞著整個民族文化的構成。而由此產生的多民族融合的動態變遷的中各種表徵,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突出地表現在對土著性和亞洲化的觀察與闡釋中,這些觀察與闡釋引發的後殖民主義批判形成澳大利亞本身的特點,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矛盾及融合帶來的是歸屬感的不斷協調與重構,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澳大利亞文化身份使得其早已區別於其他英語國家,澳大利亞文化中的融合和開放的特質又不僅僅只是後殖民的,更多的是對世界及群體歸屬的考量。澳大利亞文化的反叛與獨立精神,使得他們在批判和詮釋方面獨立於英美,充滿了濃厚的政治性。9/11後的西方文化重構促使澳大利亞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定位,從對美國模式的跟隨逐漸轉向批判、質疑與基於全球本土化的自我建構。這種批判不僅體現在民眾對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的反對,還有的是澳大利亞對當今世界的關照,其中有焦慮、困惑,也有恐懼,但最終都歸化為對人性的關切。所有這些因素都成為其動態的身份建構中的重要環節和自身文化特點的集中體現。從統一、同一轉別為多元、多樣,反思歐洲文化的移植、對土著性重新挖掘、以及基於地緣因素上的亞洲化的投射,這些碰撞與交融是對歸屬感探尋的進一步升華,她不再是滿目貧瘠的流放地,也非英國的附屬,更不是美國式的多元文化大熔爐。同時,澳大利亞戲劇中的這種本土化的家的形態具有鮮明的世界主義特徵,關乎主體、文化和跨界的動態聯結。在這種本土化的動態中,人是獨立的、單一的主體,具有獨特的空間性。主體與空間的交融不僅是跨界的起始點,也是世界主義中主體性、自我意識與民族國家概念的審視基點。在此基礎上,作為一種變動常態的文化,不斷選擇、修正和重塑。去除排他性的文化邊界和身份的固定,重新審視差異,將差異當作機會而非問題去對待。作為一種思維結構的世界主義承認他性,將他者視為既平等又相異的夥伴來對待,差異一體化使得跨界成為可能。界線不僅僅只是固定的脊線,更是在空間和意識上的流動。當界線超越了任何物理的或者可見的分割線時,空間在其自身權限當中,形成界線的範疇或是空間的斡旋。界線的形成和變動與移動性密切相關。緩慢、靜止、等待、暫停看似消積,卻與更廣闊的感官觸動相聯。跨界與移動提出的是歸屬與聯結的問題。其綜合功能包括文化的、政體的、語言的等等,這些元素都是差異的放大。界線的核心意義是一個提供進入新的聯結的埠,是促成世界主義體驗的連接性,鼓勵與他者的接觸和與差異的協調。無論是被迫的流放或是自我選擇的流浪,地方的、民族的性格溶於遊歷者的感知,基於移動性、短暫性和差異性。世界主義主體並不只是在兩種文化間徘徊,而是在其中堅定地實踐。這種主體具有文化二元性,能夠在兩個或者更多的並行的文化系統中處於平等並保持批判的距離,在其中實踐,並不以犧牲任何一個文化為代價。在主體的自我生成中達到跨界、流動的繁榮。本論文選取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劇作加以考察,集中於其中對於本土化的家的概念的表徵,認為這種表徵是世界主義的闡述。這種闡述經歷了跨界、流動和開放性的過程,涵蓋了集體記憶,最終指向人類共同體的展望。從空間、族裔與世界關聯中分析這種表徵的世界主義內涵。選取的劇作分別是:奧爾瑪·德·格瑞恩（Alma De Groen）的《中國之河》（The Rivers of China）（1987）,詹妮·坎普（Jenny Kemp）的《依舊安吉拉》（Still Angela）（2002）,路易·諾拉（Louis Nowra）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1985）,簡·哈裡森（Jane Harrison）的《被偷走的孩子》（Stolen）（1993）,約翰·羅梅裡奧（John Romeril）的《田中小姐》（Miss Tanaka）（2001）以及史蒂芬·西維爾的《納粹德國和當代美國的神話、宣傳和災難:一出三十幕的戲劇》（Myth,Propaganda and Disaster in Nazi German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A Drama in 30 Scenes）（2003）。當代澳大利亞戲劇人才輩出,本論文選取的這些劇作家不僅僅是澳大利亞戲劇各大獎項的獲得者,還因為他們的作品創作總體具有各自年代的代表性。奧爾瑪·德·格瑞恩是一位旅居海外的澳大利亞劇作家,她的不拘一格的戲劇形式是她區別於他人的重要特徵。她的作品大多數以女性角色為主,用不斷跨界的戲劇空間演繹平等、自由的主題,這正是20世紀80年代的戲劇創作的主題。詹妮·坎普作為一個身兼導演之職的劇作家擅長將角色心理與現實糅合,從中激發出的對空間的投射常常超出民族、國家的界線。路易·諾拉是一位獨到的人性觀察者,他的作品往往從細膩的人物擴展到民族文化的溯源,他們的作品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頭十年的戲劇創作中對民族、國家的探討中具有典型特點。而史蒂芬·西維爾則是一位極具反叛精神的劇作家,他的劇作大多數是政治劇,並常常放眼海外,批判角度獨特,作為一位在「新浪潮」中成長,在新千年後成熟的劇作家,他的劇作是澳大利亞劇壇中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劇創作的代表。簡·哈裡森在對土著問題的觀察和探討上直接、精準,她的筆下的土著人物通常直接來源於生活,並且她的著眼點並不只局限於土著的過去,更多的是對未來身份構建的觀察和展望,這使得她成為這一時期土著戲劇創作中特點鮮明的佼佼者。約翰·羅梅裡奧作為「新浪潮」的元老級人物,其在新千年後關注點基本是在澳大利亞的亞洲化上,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是對澳大利亞文化中新問題、新構成的基於本土化的觀察和探討,他的作品具有相當獨立的澳大利亞視角。因此,通過考察他們的代表作品,對於本論文的主題探討能夠涵蓋這一時期的澳大利亞戲劇創作的特點。具體而言,奧爾瑪·德·格瑞恩的《中國之河》通過並列的時間進程,將真實與虛構雜糅,共時與多重並置,形成獨特的戲劇空間的流變,在不斷的「跨界」中提出所屬性和連接性的問題,其所論證的「遊牧式世界主義」將家的本土化體現在對空間、時間的超越中。詹妮·坎普的《依舊安吉拉》探討了流動性中的歸屬,通過寫實與心理表現出地理的空間與民族心理的無中心的焦慮。在主人公身上所展現的分裂的主體性切合了異質空間的整合,通過流動的呈現以及影像空間的拓展,探討了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的自我構成。簡·哈裡森的《被偷走的孩子》通過批判「遺忘的文化」,抨擊了澳大利亞歷史中旨在「洗白」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對土著的隔離和血統改造的荒謬。劇中對家的嚮往不僅僅是破碎家庭的團聚,更是對土著性的回歸和重審,劇作對文化融合的探討不僅是對不妥協的抗爭的肯定,也是對土著文化未來走向的展望,充分體現了文化開放性的特點。約翰·羅梅裡奧的《田中小姐》充分運用了日本戲劇美學中的紙偶、意象象徵等技巧,展現了在澳大利亞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中,亞洲文化與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代表的歐洲文化之間的衝突。劇作不再遵循亞洲固有刻板形象,而是承認差異,融合多元,在對家的回歸的體認中,將獨具澳大利亞屬性的文化多元性巧妙地融合於主人公對美好世界的訴求。路易·諾拉的《黃金時代》突出了離散文學中融合的障礙。通過縱向上的並置,諾拉將原始與文明的文化狀態形成對比,探討了文化雙元性的問題。而在劇終主人公回歸叢林既隱喻著美好世界的重新開始,也是對澳大利亞屬性中叢林文化的世界主義角度的闡釋。史蒂芬·西維爾的《納粹德國和當代美國的神話、宣傳和災難:一出三十幕的戲劇》背景設定在911之後的美國,用神秘的劇情和荒誕的形式,折射出現代社會的無世界性和隔離狀態的困境,西維爾用他的世界題材戲劇探討了世界作為一個共同體,在面對理性的缺失中,所要承擔起的共同的責任。
0.2 Organiz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Chapter1 Cosmopolitanism: 「At Home in the World」 1.2 Cosmopolitanism in Australia 1.3 The Conception of VernacularizationChapter2 From Writing「Home」to Making「Home」 2.1 From Writing「Home」to Making「Home」 2.2 The New Wave and Other Voices 2.3 The New Generation after the New WaveChapter3 Home in the Spatial-Temporal Vernacularization 3.1 Home-bounded Exile:Alma De Groen’s The Rivers of China（1987） 3.1.1 Alma De Groen: good hand in the Drama Form 3.1.4 The Cosmopolitan Connectivity from Spatial-Temporal Transcendence 3.2 Home in the Unsettled Space:Jenny Kemp’s Still Angela（2002） 3.2.1 Jenny Kemp’s Poetic Revolution 3.2.2 The Spatiality of Home 3.2.3 Unsettlement Resolved 3.2.4 The Emergence of a Cosmopolitan SelfChapter4 Home as the Embodiment of Ethnic Hybridity 4.1The Rediscovery of Home:Jane Harrison’s Stolen（1998） 4.1.1 The「Culture of Forgetting」 4.1.4 Termination on Homelessness 4.2 Home In-Between:John Romeril’s Miss Tanaka（2001） 4.2.1 From「White Nation」to Australasia 4.2.2 Hybridity,a form of VernacularizationChapter5 The World as Home 5.1 Diaspora and Vernacularization:Louis Nowra’s The Golden Age（1985） 5.1.1 Louis Nowra: A Observer on Humanness 5.1.2 The Cultural Displacement 5.1.3 The Primitive and the Civilized 5.1.4 The Reconfigured Home 5.2 The World Community: Stephen Sewell’s Myth, Propaganda and Disaster（2003） 5.2.1 Stephen Sewell: The World Observer 5.2.2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5.2.3 The Quest for Reason來源：中國知網。
編輯：藝術學人。本欄目標題中的學科僅與論文內容有關，與作者實際獲得的學位學科名稱無關。
藝術，讓人成為人。
THE ART OF BEING HU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