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男性之間直來直往的「哥們兒情誼」，女性之間的友誼似乎總是包含著更加複雜的內容：在親密無間的暗面，可能會滋生嫉妒、背叛、自我投射以及更多難以名狀的感情。這或許和女性艱難的身份認同有關：不同於在傳統中始終處於強勢地位、因而在成長過程中充滿確定性的男性，女性的一生更多地是在對自己、對他人的各種疑問與猜想中摸索：「我究竟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作為對這個問題的某種回答，從2011年開始，義大利當代作家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接連出版了《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四部小說，講述了一對女性朋友從童年直到老年、持續半個世紀的故事，由於故事發生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的貧困社區，這四本小說也被稱作「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自1992年開始文學創作以來，就選擇藏身於費蘭特這一筆名背後，從未以真面目示人，關於其身份的種種猜測常年不斷，但從未得到證實與承認。
「那不勒斯四部曲」英文版封面至今，「那不勒斯四部曲」已經被翻譯成近四十種語言在多國出版，四本書全部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兩位主角萊農和莉拉的友誼與人生與費蘭特的真實身份一樣，也在全世界的讀者群中掀起了經久不息的討論和層出不窮的解讀。這場席捲全球的「費蘭特熱」持續了數年之久，社交網絡上手舉費蘭特小說封面拍照的活動一度如火如荼，影星詹姆斯·弗蘭科也參與其中。2017年4月，費蘭特出版人桑德羅·費裡（Sandro Ferri）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世界範圍內共售出了五六百萬本。
四部曲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中文版由99讀書人於2017年1月推出，至今已有1.1萬讀者在豆瓣評分，標記想讀人數近3.7萬。今年7月，終章《失蹤的孩子》中文版問世，四部曲就此宣告完結，累計近1800頁。
為何這兩位女性的故事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群裡都受到了歡迎？兩位女主角的友誼和糾葛是否揭示了現今女性的生存境況？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之稱為一部「女性史詩」？日前，「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版責任編輯索馬利亞、媒體人吳琦、洪鵠、烏雲裝扮者在單向空間展開了一場主題為「埃萊娜·費蘭特：女性的起源和知識的局限」的對談，他們結合自身的閱讀經驗，討論了四部曲作為一種女權啟蒙的角色、隱藏在萊農和莉拉友誼背後的性別差異統治，以及「起源」這一概念在費蘭特作品中的重要意義。
嫉妒和懷疑：女性友誼背後的性別統治貫穿整個「四部曲」的線索，同樣也是整個故事中最吸引人、最令人痛楚的部分，就是主角萊農和莉拉的友誼。她們幾乎是從同一起點開始成長的，同樣棲身於充滿貧窮、暴力的那不勒斯城區，在小學時代幾乎以同等的聰明和尖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二人生活的分歧開始於初中，莉拉選擇中止學業，給家中的鞋匠鋪幫忙，萊農則選擇了依靠老師幫忙弄來的二手課本繼續求學。
貧困難遮莉拉的美麗，而萊農似乎隨著青春期的身體變化而感到自卑，隨之而來的是對莉拉的嫉妒——她嫉妒莉拉能夠毫不費力地吸引他人（特別是男人）的注意，莉拉被幾個富有的男人爭搶，在十六歲那年嫁給了肉食店老闆成為富太太。就連萊農剩下的唯一資本——知識——也被莉拉天賦般的機敏輕而易舉地剝奪了。她們相互模仿也相互競爭，相互幫助也相互寄生——這樣複雜的情緒被籠統地囊括在了「女性友誼」這個詞語中。費蘭特也曾提及，女性之間的友誼不像男性友誼那樣擁有各種固定的規則（solid rules），她非常感興趣的是，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能夠在好與壞的感受、依賴和叛逆、支持和背叛之間維持多久。
《我的天才女友：那不勒斯四部曲 01》洪鵠認為，可以從男性與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自我認知過程的不同來解釋這一點。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自己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擁有什麼樣的特質大致是清晰的：一個負責的、有一定犧牲精神、能夠保護他人的人。而女性的這種認知相對更加模糊，她們會傾向於在密友、老師、偶像身上尋找特質、拼貼自己希望成為的形象，因而女性友誼在某種意義上承擔了幫助認知自我的功能。
然而這一功能並非萊農和莉拉友誼的全部。作為朋友，她們不僅在相互幫助，同時也在相互掠奪，竊取情感和智慧，讓對方失去力量。費蘭特曾在訪談中提及，在二人的關係中，萊農處於從屬地位，但卻在這種從屬地位中得到了某種才華，這種才華讓莉拉感到迷惑，同時也為之目眩。她們兩人生活中的很多事件都在向讀者展示「一個人是如何從另一個人那裡奪取優勢的」。
烏雲裝扮者則認為，女性之間或許需要從對方身上獲得一些「確定和不確定的東西」。他將萊農比喻成一個問號，而莉拉則是一個句號：在萊農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她始終經歷著懷疑，而每次遇到莉拉，這些東西都會被打破，莉拉為這些疑問帶來了一個句號；同時，她會又將另一個問號拋給萊農——「萊農本身就是一個問號收集機，她在這部小說中始終帶著對自己的懷疑。」
這種問號和句號的比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權力關係，女性永遠是抱有疑惑的一方，而男性則是更加篤定、發號施令的一方。索馬利亞認為，某種程度上，萊農也意識到莉拉希望竊取自己的一些東西，介入她的生活。而她能夠接受這一點，背後實際上存在某種性別的認同——作為同性，這種更接近於兩性間權力模式的統治關係被模糊掉了。
起源與認同：逃離母親和她所代表的故鄉《N+1》雜誌的一篇書評文章也提及了這種女性之間的敵意：女性傾向於認為，另外一個女人擁有的東西是自己失去的。書評作者Denya Tortorici認為，萊農和莉拉實際上在交錯地扮演對方象徵意義上的母親和女兒，她們保持距離，同時也監管彼此；當一方打破自己固有的身份角色時，會招致另一個人的敵意和妄想。
這種宛如真實母女關係一般的交鋒，背後實際上是機會和階層上的不平等。萊農的母親曾控制不住地對她怒吼：「假如你很聰明，那也是我生的你，我和你一樣聰明——假如我有你這樣的機會，我也會和你做一樣的事情，明白了嗎？」 而義大利當時的女權運動正提出一個新的觀點，以破除女性間的這種敵意，即在母親-女兒的語境下重新思考這一問題。機會和天賦的不平等，在得到承認之後，會成為女性之間相互成就、相互發展的手段。
《新名字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 02》母親這一形象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它象徵著每個人的起源（origin）。除了萊農和莉拉的友誼之外，萊農的母親、萊農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也是費蘭特著力描寫的內容。萊農對母親的描述是「一瘸一拐的」、「斜眼」、「總是怒氣衝衝」，「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提到母親，她仿佛總是帶著厭惡和羞恥，甚至禁不住將母親和自己文質彬彬又體面的老師拿來比較，進而替自己感到屈辱。
母親對待她的方式也毫不「體面」，充滿著「那個城區」的印記：辱罵、暴力和沉默。從某種意義上，萊農畢生努力就是為了逃離自己的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那個骯髒和惡俗的世界。儘管如此，在經歷了母親的垂危和去世之後，她再也沒有從自己的手腕上取下過母親的鐲子。這或許正代表了萊農對自己起源的某種接受。萊農的起源不止是她的母親，還有她成長的那不勒斯城區——無論她做過怎樣的努力去逃離這個暴力、粗俗的地方，去努力獲取更加高貴的知識、談論更廣闊的世界，萊農始終和她的母親、她的社區有著緊密的關聯。
相比之下，莉拉的母親農奇亞是非常弱勢、毫無影響力的——這或許能夠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萊農和莉拉的不同。在莉拉的家庭中，她的鬥爭對象始終是強勢的父親和兄長，母親只扮演了一個幫腔的角色。洪鵠認為，莉拉人生的主線就是在發動戰爭，她會自己製造問題然後解決它，從中得到巨大的快感。因此，她和自己的母親、家庭、社區乃至整個世界都沒有很深刻的情感聯繫。假如說萊農希望突破的局限來自她的出身，莉拉希望突破的則始終都是自我的蒙昧。
在吳琦看來，這或許可以和費蘭特本人匿名寫作的動機聯繫起來：「很多人困在自我之中，因為軀殼和自己的血肉聯繫變得難以擺脫，很多時候以為自己可以到何處去，結果發現都是虛假的——費蘭特做出匿名寫作的選擇，沒有把作者的自我擺出來，這種選擇連同四部曲本身也給了我們某種啟發：讓自我和更大的社會去碰撞，在真實的生活裡去接受痛苦。」
《離開的，留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03》在中文版出版之初，雖然四部曲已經經歷了國外市場的檢驗並拿到了不錯的成績，作為編輯的索馬利亞對它在中國的市場前景仍然心存疑慮。原因一方面在於，四部曲的核心內容是女性的友誼，以及友誼中的爭奪、嫉妒、相互傷害、相互治癒等一系列相當複雜的內容，這種「不戲劇化的」女性友誼在中外文學史中幾乎是空白狀態。因而，無論是外國讀者還是中國讀者，要接受這樣的女性文學，都存在一定難度。另一方面，她認為，「現在的流行文化工業趨勢和閱讀形式導致流行的女性文學中，女性的真實形象是持續被攛掇、扭曲和捏造的。女性徹底被『性客體化』，被扭曲成為了得到男性、權力、包包、其他女性的嫉妒而存在的兩性中的劣等種族。」
為何「那不勒斯四部曲」在這樣看似不利的背景下依然流行了起來？在《N+1》雜誌的書評中，四部曲被認為「給出了義大利的女權主義者們滿意的結局」：這部作品試圖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書寫女性的社會生存狀態及其價值。Denya Tortorici認為費蘭特的小說能夠讓當時的各種女性主義理論清晰地呈現出來，在四部曲中，即使是最傳統普通的情節，也能夠為最激進的思考提供武器。
在這一重意義上，四部曲化身為了一種女權的啟蒙。從內容本身來說，書中對當時義大利女權主義運動的直接描寫和文本引用，實際上已經將女性和知識體系、男性、家庭等等之間的關係解釋得非常尖銳。而四部曲嘗試去描述的女性慾望，也不同於以往女性主義理論將男性和女性的欲望對立起來的傾向，即書中的女性並不想「像男性一樣成功」，她們只想實現「她」的進步和內心深處對自我的真正認可。
Sara.R.Farris 在發表於《Viewpoint Magazine》的書評文章中指出，莉拉和萊農以不同的方式認識到了性別的不平等：莉拉是書中首個樸素地意識到並指出男性壓迫性統治的女性，同時她也勇敢地指出了性別邊界的流動性。而萊農則用一種更加「書面化」的方式發現了性別的種種挑戰，她援引 Carla Lonzi著名的女權文本「我呸黑格爾」（表達了對黑格爾將男女關係比作主奴關係的反感），用一種更加「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女權啟蒙。因此，四部曲的流行或許可以歸因於，它讓女性從和男性一樣複雜、豐富的生活經驗中間，獲得了一種自我尊重、自我實現的意識和動力，從而對性別差異造成的經驗差異獲得了理解。
《失蹤的孩子：那不勒斯四部曲 04》索馬利亞也肯定了四部曲的女權意義，她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時表示，這一系列小說「用極其赤裸、坦率得近乎冒犯的語言直面了女性一生中間最重要的諸多命題：自我認同、婚姻和生育、愛情和戀愛、教育和自我實現、友誼的力量和阻礙，闡述了男性和女性對起源和出身或稟賦的超越」。此外，四部曲對女性主體性的探討也「打破了之前文學史裡陳腐而僵化的閨閣文學造成的各種成見或觀念的壓迫」。
她將四部曲所代表的這種女權啟蒙總結為：「讓每個人都能安然接受自己的skin，四部曲的女權啟蒙不是一種高調的鬥爭，而是一種痛楚的、從自我認知開始的、經由其他女性給予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啟發而抵達的啟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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