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海原人，海原大地震這樣的巨大災難和重大事件，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呢？說不清了。只記得小時候放羊或鏟草，去離村子一裡左右的一個深溝，那裡陽光照不到溝底，草木格外茂盛，一些草，比如苦苦菜、苦籽蔓等，在深溝裡要比別處大出很多。這也是我們來溝裡的原因。然而一個人不大敢來。溝裡溼重陰森，即使炎炎六月，在溝底也似乎有一種入骨的寒意。常常在溝底溝壁間能看到殘碗剩碟，破帽爛鞋，會看到零散的朽骨。有時候鏟一大朵苦籽蔓就會順帶出一段骨頭來，用鏟子撥向一邊時，會是很特別的感覺，看似不小的一段骨頭，竟然一點分量也沒有了。回家後，大人要知道我們去那溝裡，一定會變臉變色地訓我們一頓，好像那裡即使一根草有背篼大，也是不可以去的。
隱隱約約聽到，村子原來就在深溝那裡，大地震後不得不挪移到現在的位置。
這樣的深溝，在我們那裡有許多。記得我們還翻過梁後的深溝去鄰村看電影，夜裡回來時丟掉了一個夥伴，第二天才在溝裡找到他，但是嘴裡被塞了一些土，慢慢好過來後也是病病殃殃的了。
這樣遍布各處相貌兇險的深溝，對我們的成長一定是有影響的。
奇怪的是，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從來沒有哪個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過大地震。這其實是很應該講講的。一次我們被組織去電影院看電影，電影好像叫《長空雄鷹》，動靜很大，等我們明白過來時，才知道動靜不只來自電影，而是地震了。大家棄了電影慌慌跑出影院，發現極其結實的影院已經裂開大口子了。即使這樣的好機會，也沒有聽到誰順勢給我們講講海原大地震。
可以說，我們這些地震倖存者的後裔，在地震方面所受的教育幾乎沒有。
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寫作者了，時任寧夏宣傳部副部長的張懷武先生，就多次提到海原大地震，認為作為寧夏的一個寫作者，尤其是西海固的一個寫作者，置海原大地震這樣的素材於不顧，不但可惜，也是失職。大家聽了蠢蠢欲動，《固原報》還特闢了一個專欄，徵集關於海原大地震的舊聞逸事；寧夏電視臺拍了一部七集專題片，叫《在山走動的地方》，製作人是我的大學老師牛中奇先生。這個片子拍得很好，是關於大地震的一個相匹配的作品。也止於此而已。就我自己來說，一直惦記著這個事，但從來沒有想過要寫它。也許我一直寫短篇小說的原因，覺得這樣的重大事件，自己力有未逮，不是自己能啃得了的骨頭吧。
私下見過張懷武先生，記得他又和我談到海原大地震，他於我一直是很溫善的，不記得怎麼糊弄過去了。
就到了去年，2019年。
2020年是海原大地震一百周年，家鄉都想為這個節點做一點什麼。這些年，海原地震博物館建起來了；知名散文家梁衡先生還專程來到我的老家，實地觀覽，寫了一篇在當地影響不小的文章。但紀念的氣氛似乎還需要更隆重一些。忽然一天，躺在沙發上睡覺的我就接到海原地震局局長劉剛的電話，劉剛的爺爺和我爺爺是結拜弟兄，所以我們之間兄弟相稱。劉說，大地震一百年了，想好好紀念紀念，想拍一部電影，導演都找好了，是在寧夏拍過電影的楊亞洲先生，至於劇本，想讓我來寫。我一下子就從沙發上坐起來。但後來我還是考慮到身體原因，沒敢接這個活。忽然就覺得海原大地震一百年真是越來越近了，腳步聲都聽得清晰。
2019年年底，在北京有一個寧夏文學創作方面的會議。會議期間，《十月》雜誌發了我的一篇小說，我有幾年沒寫小說了，就著這個信息，不知怎麼又說起了海原大地震，說起了即將到來的一百周年，說如果有一篇關於海原大地震的文學作品，發表在類似《十月》這樣的刊物上，該是多麼合適的一個紀念。我有些心動。詩人楊梓說，寫，名字就叫《地動》。我神往地說，能寫個三萬字的中篇就好了，楊梓說，寫八萬字。至於寫什麼如何寫，我心裡一點譜也沒有。
回來不久，就收到了一包資料，是家鄉青年詩人田玉珍給我的。玉珍得悉我要寫海原大地震，就把她能收集到的大地震的資料都給我了。要知道，她可是在海原地震局工作的，自己又寫作，知道哪些資料用得著。
玉珍把資料送到我小區的門房，通知我便中一取，等我下去，她已經不見蹤影。直到今天，我們兩個姓田的海原人也未曾見得一面。
還有什麼可講，寫吧。
就有了今天這個結果。
要謝謝《十月》，謝謝我魯院的同學谷禾兄，他給了我及時而有力的鼓勵；謝謝陳東捷先生、宗永平先生，謝謝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韓敬群先生，謝謝青年詩人江汀，正是他們的青眼相看，使我有了一次向我的家鄉表情達意的機會。老實說，寫作這麼多年，沒有一次發表我會如此看重和珍惜。
我還要說，雖然寫出來了，但我並非十分滿意，我的感覺是，好像得到一塊糖，還沒有來得及品嘗就吃下去了。劉剛兄說，他手頭還有一些口述資料，這使我看到將來的某種可能。通過這次寫海原大地震，我得知寫這個事件的家鄉人原來有許多，不下百人，知名的寫手就有季棟梁兄和王漫西兄。記得一天見到王漫西兄，他也是海原人，算我的老師輩，我們即說到海原大地震，他說他正在甘肅靖遠一帶做實地考察。
這讓我感覺到海原大地震是寫不盡的，至少於一代代西海固寫作者而言，可以常寫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