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唐代詩人李商隱這首《賈生》，諷刺了帝王對鬼神之事的關注重於對黎民百姓之福祉的關注。漢文帝在中國歷史上還算是有道之君，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從人性的角度仔細分析，漢文帝這種「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舉動，卻能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對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帝國皇帝來說，社稷之穩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這些畢竟屬於現實世界的事情，對應的技能和知識乃在經驗範圍之內，天下願意且可以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獨一個賈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都必須面臨任何人都繞不過的問題——生理的欲望和對死亡的恐懼，而這些問題，屬於未知領域。方術之所以能使皇帝變得不理性，乃是因為方士用方術，擊中皇帝的兩大軟肋：欲望與恐懼。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部落的首領往往是巫、師、君三者合一的。處於科學不昌明的蒙昧時代，部落首領不僅是民眾世俗中的領導者，而且兼有精神導師的身份，其表現出能溝通天地、祈福禳禍的「法術」，會讓其部落的人得到靈魂上的撫慰，這類「法術」有助於其領導權的鞏固。
作為政治早熟的民族，華夏民族較早地告別了「巫君合一」的傳統，至少在周武王克紂後，周公制禮，君王的統治之合法性靠「績效」（即社稷穩固，百姓安居樂業）和道德品質（勤政、安民、節儉等等）維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只有在意識形態性很強的祭祀儀式上，君王充當的角色才有部落時期「大巫師」的殘餘。
可以說，自周朝以後，「巫師」「方士」已失去對政治權力的決定性作用，淪為君王的「門客」，屬於和優伶地位差不多的群體，即便有時候他們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祿，也只是因為其能給權力擁有者提供潤滑劑和迷幻藥而已。質言之，就是帝王或權臣因現實中有享樂和求長生的需要，方士們（或寄身於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質層面的（如丹藥）和精神層面的（向上天祈福）產品。儘管這類方士也曾捲入過政治鬥爭，但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政權意識形態層面的解釋權。
秦始皇求不死藥屢被忽悠
秦始皇橫掃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進而焚書坑儒，其在政權合法性的理論解釋方面毫無建樹，不能不說是其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世史家，論述帝王迷戀方術而誤國，秦始皇總是首當其衝的例子。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齊人徐巿（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藥」只是騙皇帝的噱頭，徐福一去不復返，只留下徐福和數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島的傳說。
一個人對最希望得到卻最難得到的東西，是很容易喪失理智的，情願一而再再而三被騙。胸有韜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騙了一把，還是不死心，接著又被盧生所騙。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闢惡鬼，惡鬼闢，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可是始皇帝照著盧生所說的去做，還是得不到「不死之藥」，盧生害怕被殺，於是腳底抹油，溜了。感覺受騙的秦始皇，說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話：「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對夢醒的秦始皇來說，不久前還恩寵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亂天下的「妖人」。後世以方術邀寵於皇上的方士，其命運基本上和徐福、盧生這些前輩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藥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騙子騙了幾次。但這個歷史教訓並沒有被後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許在死亡面前，每個人都心存僥倖，擁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們總相信自己是幸運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藥，或許自己能找到。於是，一代代兜售春藥和不死藥的江湖騙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術與時俱進卻難成主流
漢朝初期，皇帝無為而治，用度儉樸，與民生息，經文帝、景帝父子兩代的勵精圖治，到漢武帝劉徹時，國力處於鼎盛階段。漢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兩代的對外方略，對匈奴屢次發動戰爭。他迷信方術，遠超過了祖父文帝。漢文帝只是就鬼神之事向賈誼不恥下問，而武帝幾乎把秦始皇求仙問藥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封元年，「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秦始皇時有徐福、盧生等方士，漢武帝時則有公孫卿這類方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
漢以後的方士或許是吸取秦、漢時代徐福、盧生、公孫卿等前輩的經驗教訓，取悅於皇帝之道更為純熟，不將話說得太滿，譬如不再言之鑿鑿說何處能見到神仙，何處等尋覓到不死藥……如此容易露餡。他們靠進獻春藥藥方讓帝王和權貴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攝養佔卜、符篆齋醮之術將皇帝和權貴搞得神魂顛倒。《舊唐書》記載術士葉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念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師「空盆變蛇」、「空杯取酒」一樣的路數。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宋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後長期在深宮內築乩修煉，不問政事。大臣如嚴嵩等人，靠寫好齋醮時獻給上天的青詞而得寵。道教領袖邵元節、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禮部尚書。讓一個煉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權，真正是斯文掃地。陶文仲被封為恭誠伯，明初輔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劉伯溫所得到也不過是伯爵（誠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則被冷落甚至嚴厲處罰。如首輔夏言不願意穿戴皇帝賜給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術無非是騙人的把戲，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只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春藥的皇帝如鹹豐倒是有的）。
儘管從秦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只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迷幻藥，方士，再如何得寵，也只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於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將其除去。
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制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