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覓《壇經》作麼生
——旅順博物館藏敦煌本《六祖壇經》發現記
府憲展 呂瑞鋒
佛教東傳中國，帶來了印度中亞的思辨哲學、歷史語言、文化藝術等等精神營養，對中國文化傳統產生了重大衝擊。從東漢到唐代，就是佛教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生活相結合的過程。除了鳩摩羅什、玄奘等在翻譯過程中的漢化改造以外，最為重大的標誌性事件就是禪宗的產生和弘揚。
禪宗從《金剛經》而來。從達摩面壁到五祖弘忍，漸成體系。而由慧能和神秀形成「南能北秀」、「南頓北漸」的格局，但最終在漢傳佛教領域，以慧能的「頓教」形成了主流。而慧能「頓教」理論，主要就是通過《壇經》傳述。
《壇經》，按照流傳系統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而敦煌本全稱則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按照佛教文獻學的約定，凡佛所說，可稱之為「經」；僧人所說，則只能稱之為「經釋」、「論釋」，或總而言之為「中國撰述」。在所有的「中國撰述」中，唯獨《六祖壇經》被推崇為「經」，這是絕無僅有的。
《六祖壇經》傳世，主要有晚唐的惠昕本、北宋的契嵩本、元代的宗寶本，等等。會有那麼多的版本流行，是因為禪宗「一枝五葉」，在唐代以後形成了很多宗派和分枝；然後各家根據自己的理解，甚至是為自我宗派的需要，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解釋。而通行版本在篇幅上縮減很多，在文字上錯漏、臆改也為數不少。
直到敦煌「法海集記」本《壇經》出現，人們才認定形成於中唐的敦煌本才是最接近六祖慧能本意的版本。首先，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跨越了北涼到宋初，而法海本《壇經》多抄寫於五代，比行世的任何版本倒要早得多，從時間上也就最接近慧能和他的嫡傳弟子的講述；其次，敦煌本以一種原始草根的樣式呈現，大多未經嚴格的編輯整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語詞上都沒有經過一般文人的潤飾，更沒有經過派系中人的篡改填充；再次，敦煌本篇幅大於通行本，而增益部分所表達的內容，也是和慧能時代的事件相關，早於後期通行版本形成之前，是確有其事、確實可信的。
比如說，最為著名的「悟道偈」：敦煌本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至惠昕本、契嵩本「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惹)塵埃！」其中第三句，敦煌本是「佛性常清淨」，是貫穿整部《壇經》的思想基礎。就是說，人人都有佛性，佛性在自己心中，不應到外面去尋找，而只要從內心去尋找。當然，要尋找、發掘出自己內心的佛性，對於不是「上智」之人，還要堅定修行。慧能肯定了「佛性」就在自己心中，自己心中就有佛性，問題是如何認識它、開掘它；而惠昕本、宗寶本否定心中有佛性，甚至認定心中「本來無一物」，完全違背了慧能的本意。由此可見，敦煌本《壇經》對於中國佛教哲學的撥亂反正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自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以後，陸續發現敦煌本《六祖壇經》有五件寫本。其中比較完整的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斯坦因收集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完整本和一個殘片、旅順博物館(即日佔時期的所謂「關東廳博物館」)藏本，還有同樣經歷沉浮的敦煌市博物館藏本。
早在1911年秋至1912年春，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在敦煌掠取了七百多號敦煌寫本，其中就包括《六祖壇經》；1916年部分寫本被運到旅順；1920年最早被著錄在《關東廳博物館一覽·古經類目錄》中；1935年後形成的《大谷光瑞氏寄託經卷目錄》後發表了《六祖壇經》的三張照片；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記》所附《關東廳博物館大谷家出品目錄》中進一步說明了其葉數為「四十五枚」；1945年至1951年蘇聯紅軍接管旅順；1951年中國政府收回旅順，在1951年《敦煌寫經缺目》中首次記錄「未能找到的敦煌遺書」中包括「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由此引起中外學者的高度關注，期望能夠找到這個本子。1989年日本龍谷大學公布了《壇經》的三張照片，進一步引起了學界的關注；1994年，潘重規先生在《壇經新書》中刊登了此三張照片用以校勘，而更加被認為原書已經亡佚，此三張照片成為唯一留存。
正在國際敦煌學界和佛學界遍覓無計的時候，旅順博物館傳來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2009年，長期被認為已經亡佚的旅博本《壇經》，在沉寂於普通庫房幾十年之後，再次被發現。後來得知，這些年來，旅順博物館特別注重基礎建設，為此對館藏文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摸底普查。由於這一契機，旅順博物館王振芬從古籍庫房發現了這件珍貴資料。旅順博物館進行基礎調查，為這一「再發現」提供了契機；而王振芬長期關注、研究館藏文物，特別是長期掛念著這件「遺失」的《壇經》，則成為這次「再發現」的必要條件；兩者會合，使這次「再發現」成為可能。
旅博本《壇經》為縫繢裝，外觀呈長方形，寬約14.3cm，縱約27.4cm強，厚約1.15cm。合計是108半葉，54折。冊子中實際抄寫兩部典籍：前部是《壇經》，後部是《大辨邪正經》。兩部典籍的首尾均完整，均存有首尾題。
以往研究者僅憑三張照片了解旅博本，並對它進行研究。其中，方廣錩利用首葉照片上首題的書寫形態及上面的符號標註，研究了敦煌本《壇經》首題的書法格式。也有學者依據帶題記年款的照片，考察旅博本與其它敦煌本《壇經》的先後關係，得出不同的結論。由於照片提供的信息較少，且照片本身質量不高，引起研究者對旅博本的一些誤解。比如，有人根據後兩張照片，認為旅博本文字書寫較亂。實際上這兩張照片是旅博本上《大辨邪正經》結尾、題記與附錄，本身內容雜亂，且夾有雜寫，並非《壇經》正文。旅博本原件的面世，可以讓我們改變以往以偏概全的缺陷，全面把握旅博本提供的各種研究信息。
從文獻完整性講，5個敦煌本中，英藏本、敦博本、旅博本均首尾完整，故此研究價值最高。北本其次。北殘片文字最少。
從文字書寫質量講，敦博本、北殘片最為規整，旅博本次之，北本又次之，英藏本最差。以往人們對敦煌本《壇經》有劣本之譏，實際皆源於英藏本。如果他們面對的是敦博本、旅博本，就不會有這樣的評價了。
從文字準確性講，應該說，諸本各有優劣。抄寫最規整的敦博本，錯誤也不少。敦博本面世以後，不少研究者為其規整的外觀所迷惑，整理時一切以敦博本文字為依據，已經造成一些消極後果。就旅博本與敦博本比較而言，可以發現旅博本有些文字，明顯優於敦博本。
如：旅博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姓(性)體清淨。」敦博本此處脫「是無相」三字，從上下文看，意思顯然不完整。
又如：敦博本：「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敦博本此處脫「不著一切法」一句，從行文對仗到經文內容都說明敦博本有脫漏。
由於均為寫本，所以，旅博本本身並非沒有錯漏。但是經過初步對比，我們發現，旅博本是5個敦煌本《壇經》中文字脫漏最少、錯誤最少的文本。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旅博本是5個敦煌本《壇經》中唯一帶有硃筆分段記號及硃筆斷句的文本。古代的禪宗僧人、古代的敦煌僧人到底怎樣理解《壇經》，旅博本的分段與斷句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鑰匙。這是其它任何一個本子所不具備的。可以設想，旅博本的面世，不僅終結了對此版本的百年尋索，可以將敦煌本《壇經》的錄校整理及其研究，將早期禪宗研究向前大大推進一步。
不妨一提的是，1991年10月，我隨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賢社長到旅順博物館調查敦煌吐魯番文獻，順便了解一下館藏古籍和檔案。19日，我在館藏普通古籍目錄中發現有一本「六祖壇經，五代抄本」，就要求提出來翻看。當時本子上記錄了館藏編號519和登記號15519，館藏登錄為「後周線裝本寫經」，「顯德五年法海集惠能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由於需要查看的材料很多，尤其是新疆的寫本，所以就放下了。
這本書的裝幀比較特殊，和一般蝴蝶裝不同，紙張也不是明清常用的，所以我總是心存狐疑。尤其是《壇經》流行以刻本居多，有這麼一個寫本，無論如何，十分珍貴。1993年，當我見到法國漢學中心敦煌小組的吳其昱先生之後，說出了我的狐疑。吳先生十分敏銳，讓我詳細描述了這個抄本的情況。他說：「如果就是大家所講的已經佚失的那一本，那太重要了。那就是存世《壇經》的第五本！」
此後轉道俄羅斯，我和俄羅斯學者孟列夫談論了很多關於《壇經》的話題。還向伊爾庫茲克藝術博物館館長伊琳娜詢問旅博本《壇經》是否會保存在那裡。伊琳娜說完全有可能，但是，該館多少年前一場大火，藏品完全找不到了。真是讓我絕望。1995年，我從孟列夫藏書中看到了潘重規的《壇經新書》，後面附錄了三張大谷探險隊拍攝的旅順博物館藏《壇經》的照片。我忽然意識到，所謂「遺失」的旅順博物館藏本應該沒有被蘇軍帶到伊爾庫茲克，會不會就是我曾經在旅順博物館庫房親手摩挲的那一本呢？但是此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再去旅順。
我還和敦煌學界的一些老朋友說起此事，並且提供了館藏號，希望他們有機會查實一下。有一次，聽說社裡同事要去大連，我趕緊複印了大谷探險隊的三張《壇經》照片、抄錄了當時查到的藏書編號交給他們，希望無論如何到旅順博物館核對一下。我懷著可以一錘定局的期待等候了一個星期，但是，由於事務繁忙，他們改變了行程，最終沒有去旅順博物館。此時我幾乎心灰意懶，也許，這本根本就不是大谷探險隊的那一本，也許，我只是疑神疑鬼的猜測？直到2010年的夏天，同事呂瑞鋒在網絡搜索到旅順博物館藏《六祖壇經》發布的消息，我二十年的狐疑終於一掃而光。更沒幾天，我聽到了旅順博物館王振芬副館長打來的電話，詢問我們對出版館藏《六祖壇經》是否有興趣。我幾乎沒有聽完王館長的話，就迫不及待地搶著把1991年曾親眼看到這個抄本直到和吳其昱先生的談話等都說了。王館長也十分振奮，沒有想到居然會有這麼長期的關注，居然會有這樣深的了解，居然此中有那麼多的曲折。
這並非是我個人的求索，1976年，日本柳田聖山主編《六祖壇經諸本集成》，匯集各種版本《壇經》十一種，自然未能收錄旅博本；1991年，方廣錩、尚林、榮新江撰寫了《中國藏「大谷收集品」概況》，也搜尋過旅博本《壇經》，可惜沒能找到。而此後楊曾文、潘重規、周紹良、郭朋、榮新江、鄧文寬以及佛教界丁福保、星雲、淨空等都整理標點或講述過《六祖壇經》，都未能親睹旅博本，可見旅博本《壇經》是學術界的共同的焦慮和期待。
用一句公案話語說，如此作天作地地尋覓，「作麼生(為什麼，怎麼做)」？無言可對，僅作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