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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生命的最後600天裡，共做大小手術13次，離世時體重不到60斤。周恩來生命最後的歲月，伴隨著病痛、負重、傷感與離別，他將自己畢生的精力全部奉獻給了黨和國家的事業。本書資料翔實、內容真實、語言生動感人，作者顧保孜經過長達兩年時間的採訪、整理和寫作完全成書。書中圖片90%由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組組長、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杜修賢所提供。(陳苑)
精彩書摘(五)相濡以沫
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後時刻，周恩來更加關心鄧穎超。他們之間卻嚴於律己，遵守組織原則，將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裡話」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從11月起，周恩來的身體已非常虛弱，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後來消化道發生部分梗阻，經鼻飼管輸入胃腸道的營養物引起腹部脹滿不適，只好改為每天除靜脈輸入抗菌素等治療外，同時輸入必要的營養物質以維持生命活動最基本的熱量需要。但是，大量各種廣譜抗菌素的應用造成腸道菌群失調引起腹瀉，大便量和次數都明顯增加，進而發生黴菌病，全身高熱持續不退，心臟與腎臟功能漸漸衰竭，給治療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難。
周恩來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時間都是靜靜的，很少說話。他已經沒有氣力說話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也是最後一次手術的這一天，鄧穎超決定將真實情況告訴在西花廳值班的四位秘書——錢嘉東、趙茂峰、紀東和趙煒。
鄧穎超對他們說：「組織決定告訴你們有關恩來同志的病情。他是得了不治之症──癌症。據醫生判斷，不會超過明年春節，你們思想上應有所準備。」
聽鄧穎超這麼一說，四位秘書頓時覺得天旋地轉，淚流滿面。儘管他們知道總理得了重病，但決然沒有想到如此嚴重，而且不久就要和大家生離死別，陰陽兩隔。
手術後不久，周恩來從醫院打電話來，點名要女秘書趙煒今後陪著鄧大姐去醫院。因為他躺在病床上，看見鄧穎超不管颳風下雨，幾乎每天都來，而且都是獨來獨往，有時隔著窗戶望著鄧穎超花白的頭髮迎風飄動、步履蹣跚的背影，此情此景，周恩來心裡湧上的不僅是溫暖也有心痛。畢竟鄧穎超也過了七十歲，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於是主動提出讓一位秘書陪著她來醫院，多少有些照應。但鄧穎超卻不願意麻煩秘書，第二天還是一個人來了醫院。
周恩來一見有些不高興。他特意打電話囑咐趙煒，要她以後一定陪鄧大姐一塊來醫院。
趙煒是比較早到西花廳的一位秘書，十幾年下來，和周總理、鄧大姐相處得就像一家人。自從總理住院後，她不能多問總理的病情，幾次想去看望，但是鄧穎超怕秘書們去了，看見總理憔悴的樣子會控制不住感情，反而影響周恩來的情緒，一直沒有答應。但這次周恩來一定要趙煒陪鄧穎超來醫院，使得趙煒有機會到醫院看望總理了。
當趙煒走進周恩來的病房，才叫了聲「總理」，就快管不住自己的眼淚了……因為她眼前的總理已經病得脫了形，顴骨突出，鬍子很長，那雙曾經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塌陷在眼窩裡，骨瘦如柴的身軀在病床上顯得那樣單薄弱小。她在西花廳工作十幾年了，什麼時候見過周總理如此模樣？她的心顫抖不止，不知道再說什麼是好。這時周恩來看見趙煒，臉上露出了少許笑容，伸出手來要與趙煒握手。
趙煒進門沒有洗手，怕手不乾淨，就說：剛從外邊來，不用握手啦。
周恩來的手堅持伸著，說：還是握個手吧!
趙煒只好伸出手與周恩來相握。
周恩來拉住趙煒的手，緩緩地說：你今後要照顧好鄧大姐!
趙煒心頭一熱，總理病成這個樣子，心裡還時時惦念著鄧大姐。她點點頭，哽咽地說：總理你放心。我會照顧好大姐的。
周恩來似乎完成了一個心願，閉上眼睛，不再說話了。
趙煒一離開病床，眼淚便奪眶而出。
這段時間，沒有會見，沒有會議，也沒有文件，更沒有不速之客造訪，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裡，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範夫妻。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後時刻，他們之間該有多少要說的話啊!可是，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於律己，遵守組織決定。至於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裡話」，始終沒有講起。
鄧穎超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經常守候在丈夫身邊，從精神上給周恩來很多的關懷和慰藉。在充分估計到自己「時間不長了」的時刻，對於「後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們商量的共同話題。
有一天，周恩來感覺自己精神還不錯，他讓妻子坐到病床邊，兩人又說起話來。
周恩來主要說自己的病情，他讓鄧穎超問吳階平院長，他的意思是說，我走以後，不僅不要責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謝醫療組和關心照顧他的所有人。
這些話說完，重病中的周恩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這兩句，他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後，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託你了。」
此時的周恩來自知病已無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謝。最讓人感動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計時時刻，周恩來也沒有露出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沒說過半句沮喪消極的話。
秘書們知道周總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醫院看望總理。作為年紀最小的秘書紀東，他在兩個月前還經常出入醫院，為總理處理公務，他那時看見總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終覺得總理會好起來的，一定會出院回西花廳的。因為他清楚地記得，總理住院前他幫助總理整理文件時，總理看見一份涉及林彪調兵的文件，就將文件留下對紀東說：這份文件留下來，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親自處理。這句話給紀東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這份文件紀東一直為總理留在辦公室的保密櫃裡，希望有一天總理會回來親自處理。
誰也沒有想到，這份等著總理出院回來處理的文件，最終也沒有等來主人批示的筆跡。
秘書們經過等待，終於獲準在12月31日去醫院看望總理。
他們到醫院時，正好趕上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他一眼認出朝夕相處多年的秘書們，他抬起手揚了揚，用十分微弱的聲音招呼大家：「你們來了。」秘書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眼中永遠不老從不喊累的總理，此時已經瘦弱不堪，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家心痛萬分卻不能表達，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與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淚，靜靜地望著總理，在心裡與他告別。
周恩來停息了一會兒又說：問家裡同志們好——我累了——
周恩來說完這句話，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過去。秘書們一出病房門，再也控制不住，紀東哭得蹲在地上，久久無法起身。
在周恩來去世一周後，鄧穎超在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以及親屬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憶：
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鬥爭。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後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恩來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下來的。
1958年，恩來首先把他死去的父親，我把自己死去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恩來還把他在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也託人平掉，改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後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證，把我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
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後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餵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後應該作屍體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恩來對他的後事，曾經對我說過，喪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然而雙方把沒有說的話始終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遠地埋藏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