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朝的官方記事中，《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往往不加區分，清太宗篤嗜的所謂《三國志》即是《三國演義》。不過滿洲人嗜好三國史事這一傳統，似在入關百餘年後仍得以保存。
得益於年鑑學派的啟發與提倡，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書籍史、閱讀史研究自1950年代末起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而新文化史的影響無疑又更新了研究面貌，達恩頓對18世紀法國禁書的傳播、閱讀的歷史分析即是一個範例。然而若回視明清時代的中國，這一圖景事實上是晦暗不清的。嗜於藏書的士大夫所編制的藏書目錄恐並不足以代表其日常閱讀，而文集中收錄的題跋札記亦僅能反映其學術取向。探尋清朝精英層的閱讀世界，有必要在史料上另闢新徑。下文將利用抄家清單和日記，略窺幾位清朝官員的日常閱讀。
高樸：「當代」小說迷
高樸（？-1778）出身世家，祖父高斌（1693-1755）為乾隆朝治河名臣，久任河道總督，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父高恆（？-1768）曾任兩淮鹽政、總管內務府大臣。高氏一族本隸內務府旗籍，後因高斌之女慧賢皇貴妃之故，抬入鑲黃旗滿洲，改姓高佳氏。根據國史館本傳中的簡短記錄，高樸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武備院員外郎調任吏部，因辦事勤勉而為清高宗器重，其後扶搖直上，六年後已官至侍郎。但正在其政治前途大好之時，卻因在葉爾羌辦事大臣任內串通客商、私販玉石而被處死，家產籍沒。
清朝籍沒犯官家產，均列有詳細的清單，但主要側重於可以「變價入官」的田產、器具、衣飾，除了少數牽涉違礙文字的案件，對於犯官藏書一般不進行逐一登記，即便登記，也只是籠統概言有幾部或幾箱而已。但高樸案的抄家清單可以說是為數不多的異例，其中對高樸的藏書進行了全面記錄。此單原作為一份滿文奏摺的附單奏上，後被歸入軍機處滿文月折包而留存至今，《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中收錄有影印件，茲引錄如下：
高樸名下書籍：《幸魯盛典》、《太平廣集》、《池北偶談》、《硯雲甲編》、《練川十二家詩》、《國朝詩別裁記》、《韻府群玉》、《列國全志》、《聊齋志異》、《梅村集》、《呂子節錄》、《雙仙集》、《古事苑》、《情史類略》、《獪園》、《賜書堂集》、《清芬閣米帖》、《通鑑舉要》、《訒蒼詩存》、《春星堂詩集》、《情中烈傳》、《排悶錄》、《西堂餘集》、《寄園寄所寄》、《琵琶記》、《笠亭詩記》、《李石亭詩記》、《固哉草亭記》、《小學大全》、《慱古圖》、《虞初新志》、《硯北偶鈔》、《堅瓠集》、《資治通鑑》、《清文鑑》、雜詩、大小雜書十八本。（《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138冊，96-98頁）
原單中錯字較多，當是匆忙抄錄、疏於核對之故，不過卻可以清晰體現出乾隆中葉一位八旗官員的閱讀世界。帝制時代學術體系中佔據主流的經史之學，在高樸的書單中事實上是相當邊緣化的，他僅有兩種經部典籍，即《小學大全》與《清文鑑》，前者是相當基礎的儒家倫理讀本，而後者則是實用性的官修滿漢文辭書；史部有《幸魯盛典》、《通鑑舉要》與《通鑑》，同樣是官修書籍與基礎典籍的格局，《舉要》不詳是何書，極有可能是坊間拼湊而成的簡明讀本。此時已經頗為興盛的考據之學，在高樸這裡完全找不到任何蹤跡。
《聊齋志異》白描插畫
相較而言，高樸似對子部、集部興趣更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筆記、小說數量頗為可觀。除《太平廣記（原誤作集）》外，其餘基本為近人著述，《獪園》、《情史類略》為晚明時書，距高樸之時不足二百年，《寄園寄所寄》、《虞初新志》、《池北偶談》、《堅瓠集》皆為順、康年間成書。另如《聊齋志異》，完全為當代著作，距其首度刊刻不過十餘年，足見高樸對此類小說的關注。事實上，像《列國全志》等通俗小說或《情史類略》、《情中烈傳》等晚明專記情事之書，很難進入官員、士大夫編制的藏書目錄，但是卻不可因此斷言，官員與士大夫在日常閱讀中完全摒棄這類「非正統」的書籍。再看高樸藏書中的詩文集，亦是以本朝人著述居多，前代別集竟無一種，如《練川十二家詩》（王鳴盛輯）、《春星堂詩集》（汪師韓）、《賜書堂集》（曹秀先）、《石亭詩集（原誤作記）》（李化楠），作者或輯錄者均與高氏同時、甚至為同僚，極有可能是酬贈之書。
納世通：滿洲人都愛讀三國
「三英戰呂布」
因史料無多，清中葉八旗官員的閱讀世界頗不易探尋，雖僅有片語，亦彌足珍貴。筆者所見的另一份抄家單來自覺羅納世通（1706-1765）。其人出身鑲藍旗滿洲，由官學生考取筆帖式，官至侍郎，乾隆二十三年（1758）後久駐回疆辦事，後因烏什事變中兵潰被論罪處死。他的「入官什物清單」中僅有四部書籍：「《三國志》一部（二套），《音漢清文鑑》、《同文廣匯》各一部，《縉紳》一套（又十本）。」（《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75冊，188頁）從數量來看或非其藏書的全部，當是隨身帶至西域任所者。《縉紳錄》、《音漢清文鑑》與《同文廣匯》均屬實用性書籍，尤可佐證此點，後二種均為漢滿合璧辭書，納世通初由職司文書繕寫與翻譯的筆帖式入仕，但處理公務時仍需藉助辭書，可見此時滿人漸染漢俗、「國語」衰退之明顯。《三國志》大概是納世通赴任時所攜的唯一一部可資日常翻覽的書籍。在清朝的官方記事中，《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往往不加區分，清太宗篤嗜的所謂《三國志》即是《三國演義》，後者之於愛新國與清初政治的關係，李光濤先生已有長文詳述。納世通所讀未詳是史著抑或小說，不過滿洲人嗜好三國史事這一傳統，似在入關百餘年後仍得以保存。
李棠階：涉獵廣泛，醫書最實用
道光中後期，隨著理學的復興，在京士人中逐漸形成了講求理學的學術團體，李棠階與倭仁、邵懿辰、曾國藩、吳廷棟、何桂珍等皆是較為活躍的成員。李氏為道光二年（1822）進士，久任翰林，後因事罷黜，廢置十餘年，同治初起復，官至禮部尚書，併入值軍機處，留有比較完整的日記。但必須說明的是，日記之於晚清理學士大夫有特殊意義，首先它是私人反省的依據；其次日記需在師友間傳閱，以供他人批評，因此而「被建制化為一種道德轉化的資具」（王汎森：《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李氏亦不能免，他的日記在生前即曾有師友批閱，去世後又經謄抄、出版，真實性自然有所減損，不過至少可以看出在時人觀念中，理學名臣的日常世界究竟如何。
《李文清公日記》
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二十五年（1845），李棠階任廣東學政，職任並不繁劇，根據這一時段的日記，除考課生童、同僚應酬與會客外，李氏大量時間用於讀書、課子。所讀之書大致包含理學、經史與行政三類，且尤以理學書為重。二十三年七月起，李氏開始陸續閱讀《陽明集》，有關義理的重要文章大多精讀數遍，如是月十九日讀《撥本塞源論》，次日朗誦數過，至二十一日夜又讀一遍；而奏疏、詩句則為泛覽，至月底基本將全書讀畢。十月又開始校讀孫奇逢《理學宗傳》，歷時兩月而畢。其間又穿插閱讀《周易》，參讀程氏易傳與李光地《周易折中》，一直持續至二十四年年末。理學典籍之外，李棠階有圈點《左傳》的習慣，每次一年或兩年，基本在午睡後或晚間閒暇時進行，同時還為幼子講解，並在日記中記下簡要的心得。在廣東的四年間，李氏涉獵的史書並不多，只讀過藍鼎元所編《唐史傳》，且是在夜間當作消遣讀物，之所以選擇此書，是因李氏此時對藍鼎元頗感興趣，在二十四年年初集中閱讀了他的《東徵紀略》和《平臺紀略》。至於系統翻覽史籍，則要等到二十六年（1846）解任閒居之後，三年內李氏先後閱讀了《史記》、《漢書》、《後漢書》、《新唐書》、《唐名臣傳》、《唐鑑》等。閱讀行政典制之書，當然是出於職責所系，最常用到的是《學政全書》、《大清律例》和《科場條例》，方志和地方文獻如《廣東雜事》等是了解地方民俗的直接材料，李氏也會偶爾翻覽查閱。還有一些行政手冊，如專論荒政的《康濟錄》，屬泛覽之書，一日之內可讀數冊。除此以外，李氏對鄉約家訓乃至醫學書都有濃厚興趣，如明人黃佐的《泰泉鄉禮》，李氏閱後感嘆「真化民成俗之書，惜無認真行之者」（《李文清公日記》嶽麓書社整理本，503頁）；李氏對醫學亦有造詣，有時家人有恙，會翻檢醫書查閱藥性，甚至遇「室人將產」，「檢《傅青主女科》及《達生編》」（同上書459頁）。當然，李棠階的閱讀世界並不僅有這些舊籍，他雖非清季的開明派官員，但對新知識絕非一無所知。或因地利之故，他在廣東任內已接觸到西洋所繪世界地圖，仔細查看之後，在日記中留下了一段並不十分確切的札記：「看西洋天下全圖，以地球分五大處，一歐邏巴、一亞細亞、一亞非利加、一額西亞尼亞，以上共一地球；一亞美理加（分南北），以上一地球。」（同上書5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