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走的是這樣一條人生之路，明達時趨向於儒家，積極入世，追尋孔孟的理想；窮困時則傾向於道家，逍遙出世，向老莊處尋求心靈的撫慰。金庸筆下的主角們走的也不外三種人生路，一種是郭靖式為國為民的入世之路，一種是令狐衝式笑傲江湖的出世之路，而大部分人都是積極奮力過，經歷了失敗挫折後又懊喪退隱，是一條由入世轉入出世的人生之路。而金庸本人則入世與出世兼而有之，功成名就而又急流勇退，兼濟天下而能獨善自身，走了郭靖與令狐衝結合的人生道路。
金庸是個成功的讀書人，同時又是一個成功的小說家。中國古代讀書人的人生理想，金庸筆下的人生與金庸本人的理想，是密切相關的。金庸在寫小說裡的人物時是寄託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同時，金庸自己的人生歷程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筆下人物的影響，比如，金庸坦言他最喜歡的小說人物便是令狐衝。在這之外，更深層次的是中國古代儒道互補兩種人生觀對讀書人的影響。
所以，在說這個話題之前，劍膽君想先談一談中國古人的入世與出世情結。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儒道相得益彰互相補充的文化。馮友蘭把《中庸》裡的「極高明而到中庸」視作中國哲學的精神，「極高明」是道家的玄虛精神、超越精神；「道中庸」是儒家的現實主義、入世精神。
儒家重現實，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提倡積極進取；道家重自然，追求個體的自由本性，主張超然物外。可以說儒道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儒家重責任而忽略個人的自主性，道家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但對個人的社會責任重視不夠。
在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的中國古代，正是儒道兩家千百年來的碰撞與交鋒中實現了互補融合，共同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文化傳統上如此，體現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上亦然。儒家是投身社會實踐，「知其不可而為之」，是積極入世；道家是超然世俗之外，「無為而無不為」，是逍遙出世。入世與出世，儒道兩家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影響了幾千年的中國人。
儒家思想重人生、重現實，儒家人生哲學是講道德、重進取的現實主義人生觀（宋志明：《儒道互補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儒家從「人」的角度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和使命，荀子的「明分使群」觀點就指出人與禽獸的區別在於人的社會性。
儒家學說認為人生於天地間，作為社會成員就不可避免地置身於社會關係中，必須有明確的角色意識，因而也就必須遵循一定的社會規範，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強調父子君臣都要各守其位各謀其政，做好自己的本分。繼孔孟「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做人準則之後，儒家思想逐漸形成系統的為人處世的人生準則，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修身養性、孝悌和親到經邦濟世、平定天下，越發明顯地強調和重視個人的社會責任。
受孔子「學而優則仕」以及儒家人生哲學的影響，「修齊治平」便成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畢生為之奮鬥的康莊大道和理想人生。張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千百年來傳頌不衰，成為中國人的理想。
於是，讀書人發現了一條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履行社會責任達到「修齊治平」的人生之路，那就是十年寒窗苦讀以求一朝金榜題名，而後出將入相、經邦濟世。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每個讀書人都渴望榮登金榜，這畢竟不可能，即使得以出仕入宦，仕途上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遭遇挫折在所難免。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一心想推行仁政，希望在諸侯國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七日不夥食」（《讓王》），「累累若喪家之犬」（《史記·孔子世家》）。可以說四處碰壁、落魄潦倒，孔子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也消極過、失落過，但感嘆之餘卻仍然「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儒家積極向上的人生、百折不撓的精神，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才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嶽飛、文天祥等人敬仰備至。
然而，大部分人在壯志難酬、官場失意、人生遭遇挫折時，總要尋求一些自我安慰自我消遣，所以這時候道家逍遙遁世的思想就成了心靈的寄託。入世的道路走不通，那便尋求出世。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淡、林和靖「梅妻鶴子」的閒適一樣受人推崇。讀書人更是想著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所以，功成身退、歸隱山林的範蠡、張良其實也是一種大智慧。這樣中國古代的人生觀中就兼有儒道兩家思想了。
與儒家重視人生，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和使命不同，道家重視生命，尊重個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老莊有「貴生」思想，老子說「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把人放在高於萬物的角度。《莊子·駢拇》裡說「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也。小人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呼籲「無以人滅天」，要保全人的天性。在莊子看來，個人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羅安憲：《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現代反思》）。
老子的「不爭」「無為」、知足常樂，莊子的「安時處順」「順人而不失己」，都要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強調個體的精神自由，提倡淡然閒適的生活方式，追求自由自得的人生，最終達到莊子「逍遙遊」的人生境界。
這種超然世俗之外的出世精神衍生出了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於是中國古代便有了這樣一群人，他們逍遙出世、怡然自得，或放蕩不羈，縱情山水，流連忘返；或避世隱居，隱逸山澤，棲身曠野；或傷心失意、懊喪退隱……總之隱於野有之，隱於市有之，隱於朝亦有之。相對於儒家的積極進取、奮力拼搏，這些「穿行於鬧市與山林之間」的隱士是另一道風景線。
其實，中國古人走的就是這樣一條人生之路，明達時趨向於儒家，豪情萬丈，積極進取，常懷濟世之志，朝著「修齊治平」的理想努力。而一旦窮困則傾向於道家，困頓失意便出世，歸隱山林不務世事，去向老莊處尋求心靈的撫慰。
因為有了道家學說的存在，古人才有了退卻的理由和餘地。就個人而言，進可為儒，退可為道；攻可為儒，守可為道；成可為儒，敗可為道；表可為儒，裡可為道（邸永君：《儒釋道相互關係之思考》）。
有了道家人生這條退路，古人便多了一份選擇。於是，在儒家人生路上走得就越發從容也越發悲壯，幾多暢快、幾多得意，幾多悵然、幾多失意，箇中意味恐怕只有親歷方能體會。
入世與出世，成了折磨中國古人幾千年的不解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