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榮榮，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博士後、山東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8期的東北亞研究欄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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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韓關係緊張持續發酵，並升級為貿易摩擦，雙邊關係墮入歷史低點。日韓紛爭呈現出長期化、紛爭領域不斷擴展、攻守轉換頻繁等特徵。日韓關係的急劇變奏，是多方面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歷史問題「舊患新疾」同頻共振、日韓外交布局調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美國調整亞太同盟政策、地區格局中的結構性競爭等因素。由於日韓雙方的結構性矛盾難以消除，日韓關係緊張長期化的可能性加大，對於地區秩序將產生新的衝擊。
近期，日韓經貿摩擦持續發酵升溫，日韓關係墮入歷史低點，以致於韓國輿論稱「這是兩國1965年建交以來的最差局面」。日韓關係的急劇變奏，既有兩國間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領土等老問題的影響，更是日韓外交博弈、美國調整亞太同盟政策、東亞地緣格局變遷等深層因素互動的結果，對於正在調整中的東亞國際秩序將產生新的衝擊，給東亞地區合作增添新變數。本文擬概述日韓摩擦的緣起和特徵，分析日韓摩擦的深層動因，並研判其前景和影響。
自2017年韓國總統文在寅上臺以來，日韓緊張關係持續升級。文在寅政府先是推翻了前任樸槿惠政府與安倍政府艱難達成的「慰安婦協議」，抹消了安倍的一大「外交政績」。2015年，原本對日強硬的樸槿惠政府在美國施壓以及中韓「薩德」糾紛、朝核問題陷入被動的國際環境下與日本倉促達成慰安婦協議。根據協議，日本提供10億日元作為「治癒金」，韓國同意「最終和不可逆轉地」解決慰安婦問題。外界普遍認為協議對日本更為有利，安倍政府指望通過該協議將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翻篇，但韓國多數民眾反對該協議。文在寅上臺後，指示韓國外交部專門設立「慰安婦協議」審查專案組，並於2017年12月公布調查結果，宣布「慰安婦」協議違反憲法和正確政治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2018年11月，韓國政府解散依據慰安婦協議設立的「和解與治癒基金會」，事實上廢除了慰安婦協議，令安倍在該問題上的政績蕩然無存。
緊接著，強制徵用勞工問題也在文在寅政府時期取得重要突破。強制勞工問題也根源於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歷史，當時日本企業大量徵用朝鮮勞工，不僅拖欠了大量工資，也造成了勞工傷亡。1965年，韓日建交時籤署《請求權協定》，由日本向韓國政府支付3億美元，並提供2億美元的優惠貸款，韓國同意「完全且最終解決」勞工向日本企業的索賠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韓國勞工沒有拿到足夠的補償，為日後的糾紛埋下了隱患。2001、2003和2005年，四名原韓國勞工先後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院、東京地方法院和首爾地方法院狀告新日鐵住金公司，要求賠償拖欠的工資，都遭到駁回，法院認為韓日《請求權協定》已經解決了勞工索賠問題。
直到2012年，勞工索賠問題出現重要轉機。韓國最高法院首次做出裁定，認定強徵勞工的個人索賠權並未因《請求權協定》而消失。次年，首爾高等法院首次宣判新日鐵住金公司對四名勞工作出賠償，但樸槿惠政府出於韓日關係的考慮而遲滯了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直到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作出最終裁決，維持首爾高等法院2013年的判決，並在判決中指出，《請求權協定》導致原告拖欠工資的索賠權已經消失，但原告有權針對日本「強徵行為造成的傷害」要求賠償。由於日本政府和企業堅持認為勞工個人賠償問題已在《請求權協定》中得已解決，因而拒絕執行韓國法院的判決。隨後，韓國法院扣押相關日企資產並將進入強制執行拍賣，日本政府強烈抗議，擔心為日後的韓國勞工對日索賠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先例，變相否認了《請求權協定》。據統計，目前正在起訴日本企業的韓國勞工有900多人，還有其他領域的潛在索賠數額巨大，日本政府非常擔心此案影響本國企業的利益。
文在寅政府接連在歷史問題上對日「亮劍」，讓在歷史問題上保守、右傾的安倍政府非常惱火，日本在對韓外交上也強勢以對，進一步加劇日韓緊張。2018年6月，韓國舉行獨島防禦軍演，引起日本連番抗議。9月，對於韓國要求赴韓參加國際觀艦式的日本自衛隊艦艇不得懸掛「旭日旗」，日本軍艦竟然拒絕赴韓。年底，日韓間又發生「火控雷達照射」紛爭，日本政府嚴厲指責韓國軍艦對日方巡邏機進行了火控雷達照射（鎖定），在國際舞臺上大肆炒作韓國的對日「挑釁」行為，使事件升級為一場頗具規模的外交摩擦。
日韓在政治、軍事領域的摩擦和矛盾不斷集聚，最終上升到經濟領域。2019年7月1日，日本宣布對出口韓國的氟聚醯亞胺等三種非常關鍵的半導體材料實行管制，日本這三種材料的產量壟斷了全球產量的70%～90%，一旦斷供將對佔據韓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半導體產業造成沉重打擊。8月2日，日本決定將韓國移出貿易「白名單國家」，取消對韓出口管理上的優惠措施。上述措施對韓國的關鍵產業構成重大威脅，韓國政府宣布將採取堅決的反制措施，國內反日情緒高漲，日韓關係陷入「史上最差」的境地。日本對韓發動「貿易戰」是報復韓國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婦問題、強制徵用勞工問題上的改弦更張，是雙方此前一系列摩擦不斷升級的結果。安倍在解釋對韓貿易管制的理由時明確聲稱，「鑑於韓國曾經明確違反兩國政府之間籤訂的《請求權協定》，這讓我們不由懷疑，韓國是不是也沒有切實遵守貿易管理的相關規定」。
近年來日韓持續爭鬥，主要表現出如下特徵：其一，日韓纏鬥愈演愈烈，出現長期化、難以控制的跡象。經過金大中政府時期的「蜜月」後，日韓關係每況愈下。從李明博政府到目前的文在寅政府，由於日本政府右傾化色彩加重，在慰安婦、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上愈發強硬和不斷開倒車，日韓關係大部分時間非常低迷，雙邊關係比較脆弱，即使偶有改善，可持續的時間也愈來愈短，以致於樸槿惠整個任期和文在寅的目前任期內都沒有正式訪日。
其二，日韓紛爭的領域不斷擴展，特別是日本戰後罕見地使用經濟強制手段應對外交問題。此前日韓爭端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領域，一般不影響經濟界和民間的密切往來，即使在緊張的時期，兩國關係也總體處在政冷經熱、政經分離的「可控狀態」。安倍政府此次對韓貿易管制突破了政經分離的雙軌原則，首次上升到經濟領域。二戰後，日本在外交上宣揚「和平主義」，在經濟上宣揚自由貿易。特別是近年來，安倍政府在自由貿易戰略上主動進取，積極參與國際機制建設、規則體系和議題設置，積極推動「全面和進步的貿易夥伴關係協定」（CPTPP）、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等。此次日本利用自身經濟優勢對韓發動貿易戰，企圖依靠經濟上的強制手段迫使韓國改變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對韓國進行政治和外交「規訓」，違背了其外交慣例，與川普對其他國家發動的貿易戰做法頗有類似之處，以致於文在寅將日本依靠強力解決問題的做法比作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欺凌。
其三，日韓紛爭中出現了攻守異位。在日韓緊張關係中，韓國起先採取攻勢，從拒絕日艦掛「旭日旗」入韓、廢除慰安婦協議到強徵勞工判決，韓主動出擊、佔據優勢，日本被動應付。以「火控雷達照射糾紛」為契機，日本開始佔據主動，韓國則被動應對。近期，日本對韓發動「貿易戰」後，韓國產業界一片哀鳴，韓國政府多次要求與日本通過外交對話解決問題，但遭日拒絕，顯示出在當前兩國關係中日方處於主動地位。
其四，日本發動的「貿易戰」精心策劃、巧妙實施，對外展示了日本潛在的強大實力。日本的貿易管制措施並不是禁運，而是在程序上增加韓國企業進口的難度，實則是一種非關稅壁壘，對韓國產業界影響巨大，表面上卻並未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使得韓國去WTO起訴日本也沒有充足依據，與美國粗暴違反國際貿易準則的做法有所不同。韓國作為全球第12大經濟體，在電子、信息、通訊、汽車等主要行業發展迅猛，對日本相關產業造成擠壓。日韓經貿摩擦爆發後，韓國核心產業嚴重依賴日本高端零部件和材料的事實才暴露出來，日本對韓國的依賴卻非常低，以致於韓國無法對日本發動像樣的反制措施。
近年來，日韓關係不斷緊張升級，其中既有兩國間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領土等老問題的影響，更是日韓外交博弈、美國調整亞太同盟政策、東亞地緣格局變遷等深層因素互動的結果。
（一）歷史問題上「舊患新疾」同頻共振。日韓的一系列摩擦，根源是「1965年體制」的弊端。1965年韓日建交時，解決歷史問題的不徹底為日後埋下了隱患。隨著冷戰結束和韓國實力地位的上升，長期被壓抑的歷史問題日益顯現，成為兩國關係中難以逾越的一道坎。日韓曾試圖克服歷史問題困擾，甚至於1998年籤署《韓日夥伴關係共同宣言》，宣布歷史問題「翻篇」。但由於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並未真正反省，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很快再度成為日韓關係的主要障礙。
安倍和文在寅各自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大幅激化了日韓矛盾。安倍在歷史問題上右傾色彩濃厚，對於二戰結束前的侵略歷史，歷次政府表態始終閃爍其詞，宣稱日本年輕一代對祖輩做的事沒有責任。在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更是持強硬立場，拒絕讓步。安倍多次表示，要打造一個全新日本，將戰前歷史問題翻開新的一頁，卸掉歷史包袱。而文在寅出身於支持民主化運動的人權律師，其政府閣僚中也多有類似的背景。他們在慰安婦、勞工等歷史和人權問題上持有進步立場，反對過去韓國政府為了韓日關係而在歷史問題上主動妥協的做法。因此，文在寅政府敢於冒著韓日關係惡化的風險主動觸碰慰安婦問題和強制勞工問題。雙方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針尖對麥芒」，對抗難以避免。
（二）日韓外交布局調整加劇雙方對抗。一方面，日本希望借對韓強勢外交取得外交突破。一是對韓示強外交是安倍致力於實施「戰後外交總決算」的重要一環。2018年9月，安倍在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獲勝後，提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實質就是日本為化解戰前歷史遺留問題、擺脫歷史困擾而與周邊國家開展的外交博弈。「戰後外交總決算」與中曾根內閣時期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具有歷史承襲性，其宗旨在於甩掉歷史包袱，擺脫戰後體制。近年來，日韓之間一系列矛盾，都與日本戰前侵略歷史有關。這種局面對於安倍實現「戰後外交總決算」無疑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對韓「貿易戰」也是安倍實施「戰後外交總決算」的重要一環，具有借「經貿牌打歷史仗」的意味。
二是安倍政府希望借對韓強勢外交打破外交困頓局面。安倍自2012年再次執政以來，除了中日關係改善之外，日本周邊外交仍處在逆境當中。日美關係充滿變數，川普的超級實用主義外交——在貿易問題、同盟責任和軍費負擔方面不斷向日施壓，令日本各界普遍驚覺和警惕，避免被川普帶入外交死胡同已經成為安倍對外戰略的一種潛在意識。日本積極推動日俄關係改善，但受制於領土問題爭端而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日朝關係積重難返，持續冷淡，在周邊國家與朝關係都已大幅改善的情況下，日朝關係的現狀和水平明顯落後。日本周邊外交的不確定性似乎越來越多，困頓局面急需要打破。在文在寅政府強勢對日政策下，安倍改善對韓關係已然無望，反而藉助對韓示強外交成為其打破外交困局、提升內閣支持率、謀求外交政績的「捷徑」。
三是中日關係改善企穩使日本在東亞地區秩序調整中處於相對有利地位，增強了安倍外交迴旋空間，為其敢於對韓示強提供了有利條件。中日韓作為東亞地區的重要國家，彼此之間的力量對比與態勢，對於地區戰略格局塑造具有重要影響。中國作為三國當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具有廣闊的市場與後發優勢。同時，作為日韓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對兩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與中國建立穩定牢固的雙邊關係無疑是各自最核心的利益選擇。近兩年，中日關係持續改善向好，兩國關係重新回到正軌，這不僅有利於日本經濟恢復活力，推動中日在更廣泛領域開展合作，也有利於日本在新一輪東亞秩序調整中處於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調整外交布局，對日外交重要性相對下降，因而缺乏改善對日關係的動力。在對日外交中，文在寅政府堅持「雙軌」和「脫鉤」思路，將歷史問題與安保、經濟等問題分開處理。既秉持實用主義理念，發展與日本的夥伴關係，維持在安保、經濟領域的合作；又在歷史問題上堅持原則立場，反對樸槿惠政府後期為了發展日韓關係而在歷史問題上妥協的做法。在上臺初期朝核危機持續升級的情況下，保持韓日合作對於應對朝核危機非常必要，文在寅政府還較為重視對日關係。2017年9月，文在寅與安倍在俄羅斯遠東會面，提出「穩定管控」歷史問題，改善雙邊關係。2018年初，朝核問題轉圜後，韓國調整外交布局，日韓關係的合作空間降低。
在對朝外交中，韓國謀求與日合作應對朝核威脅的願望降低。當前，文在寅政府的外交重心是繼續強化韓美同盟，推動南北接觸與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為核心目標。文在寅政府強調對朝接觸，與前任保守政府對朝「以壓促變」的遏制政策有明顯區別。日韓、美日韓合作的政策初衷是防範朝核威脅，南北緩和使韓國對上述合作的需求降低，追求自主外交和自主國防的聲音高漲。2018年，韓國國防白皮書刪除朝鮮為主要敵人的表述，正是美日韓合作出現裂痕的象徵。同時，韓國在對朝政策中堅持發揮主導作用，宣稱「韓國要做朝鮮半島的駕駛者」，反對大國幹預南北事務，排除日本對半島事務的參與。迄今，南北首腦四次會晤，美朝首腦三次會談，而日本作為美日韓三邊體系的重要一員，竟然被排除在外，令安倍政府非常惱怒。
在韓國周邊外交布局中，日本的地位下降。文在寅政府積極發展與中國、東協、俄羅斯等國的關係，推動「外交多邊化」，對日關係並非其周邊外交的重點。為了修復中韓在「薩德」問題上的裂痕，韓國積極支持「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文在寅還積極推動「新南方政策」，發展與東協國家的貿易關係。2017年東協成為韓國第二大貿易、投資合作夥伴。2018年韓國對東協的投資額達61億美元, 遠遠超過對華 (47億美元)的投資。日本長期試圖藉助美日同盟拉攏韓國一起遏制中國，但韓國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遠遠超過了此前依賴程度很高的日本，這決定了韓國不可能跟隨美日同盟遏制中國。中韓在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等多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使得韓國對日本的戰略需求相對下降。
（三）日韓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上揚，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國內政治基礎。近年來，日韓互惡，已蔓延到普通民眾，兩國長期存在相互對立、蔑視的民意基礎，制約了兩國政府各自外交迴旋餘地。2017年6月，日本《讀賣新聞》調查顯示，69%的日本人認為「韓國不值得信賴」，而高達80%的韓國人認為日本「不值得信賴」。2019年6、7月，輿論調查顯示，韓國人對日好感度僅為12%，日本人對韓好感度為20%。文在寅通過反樸槿惠的「燭光示威」上臺，在競選期間對慰安婦協議持否定態度，上臺後勢必要推翻協議才能兌現競選諾言。文在寅的支持率主要得益於其對朝外交和清廉的形象，但韓國經濟持續低迷，嚴重侵蝕了其支持率。2019年5月，韓國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受訪者給予文政府正面評價的理由分別是「改善對朝關係佔17%」、「盡全力工作佔13%」、「擅長外交佔10%」，不認可文在寅的最大理由是「經濟民生問題解決不足」，比例高達44%。
因此，在歷史問題上對日展示強硬成為爭取支持率的重要手段。長期殖民統治的晦暗記憶塑造了韓國人的反日意識，成為韓國民族主義得以集結和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在日韓經貿摩擦爆發後，文在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也印證了這一點。2020年，韓國將進行國會議員選舉，這是文在寅政府的「大考」，文在寅還需要在對日外交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強勢為自己造勢，以化解經濟不景氣的負面影響。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風險，日本經濟也是復甦乏力，「安倍經濟學」的政策效果明顯下降。同時，受社會各種問題困擾，日國民心態有些失落、焦慮，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出現滋長態勢。實施對韓貿易限制措施後，日本輿論一片叫好，有近9成的日本民眾贊成對韓國強化貿易管控舉措，從中不難看出安倍諳熟於國內民意的操控。
（四）美國對亞太盟國的政策助長日韓紛爭。美國對東亞地區局勢的影響舉足輕重，是影響日韓關係的最重要外在變量和黏合劑。日韓建交及冷戰期間的長期合作，與美國的斡旋和施壓分不開。近年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相對實力衰落，開始調整其亞太同盟政策。歐巴馬政府為了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大力推動其亞太同盟體系由「輻輳結構」向網絡化方向發展，構建眾多三邊或多邊安全合作網絡，重視藉助同盟網絡體系的力量應對中國崛起和其他挑戰。在歐巴馬政府的不懈推動下，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機製取得較大進展，三邊的多層級對話與合作機制涉及政治、外交、軍演、情報共享等多個領域。日韓雙邊合作也有了較大提升，標誌性事件是2015年籤署的《慰安婦協議》和2016年籤署的《軍事情報交換協定》（GSOMIA）。
川普政府對亞太盟友的政策與歐巴馬時期有明顯區別，加劇了日韓紛爭。一是對雙邊同盟和多邊同盟體系的重視程度下降。川普宣布終止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理念，對外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色彩濃厚，給美國與地區盟國體系帶來很大衝擊。川普重視雙邊交易，對於多邊合作持冷漠態度。在對朝問題上，川普一反布希、歐巴馬政府時期重視多邊如六方會談、美日韓三邊合作的做法，而是強調利用美國自身的軍事、經濟、外交手段解決朝核問題，不願耗費過多精力推動日韓關係改善和美日韓三邊合作。對於日韓之間一系列影響雙邊關係的做法，美國基本持觀望態度，使日韓對峙愈演愈烈。不僅如此，美國「極限施壓」、帶頭反對自由貿易體制的先例，反而被安倍政府借鑑用來對付盟友。7月4日，當日本宣布對韓國挑起貿易摩擦時，韓國寄希望於美國調停。由於日方無意美國調停，川普明顯不願主動介入日韓爭端。其間，先後訪問東亞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國務卿蓬佩奧也未積極調停，美國的漠視無疑加劇了這種緊張。
二是由於美國積極向盟友轉嫁成本，加劇了日韓等盟友的離心力，美國對日韓的約束、管控能力下降。在安全上，川普要求日韓承擔更多防衛責任和軍事費用，並以撤走駐韓美軍相威脅，要求韓國大幅提高防衛費的分擔比例。川普起初要求韓國負擔的軍費從8.3億美元漲至16億。2019年7月，博爾頓訪韓時更是要求韓軍費漲至50億美元，這一數額是之前的5倍。在經濟上，川普政府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批評美日、美韓貿易不公平、不平衡，動輒對盟友威脅貿易制裁，要求日、韓消除與美國的大量貿易順差和開放市場。川普上臺之初，就退出此前美日力推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引起日本強烈不滿。川普還將《美韓自貿協定》稱為「可怕的交易」，甚至威脅退出該協定，迫使韓籤署了有利於美國的自貿協定修正案。美日、美韓同盟的裂痕同時加大，相互戰略凝聚力下降，也加劇了日韓關係的冷淡。川普政府的同盟政策，也導致日韓等盟國對美國的疑慮上升，轉向追求更加自主、獨立的政策。半島局勢緩和以來，韓國國內甚至出現了關於美韓同盟去向問題的討論，反映出韓國對於美韓同盟未來走向的困惑在上升。韓國在美韓同盟中追求自主的做法，也逐步映射到韓國在對日關係中改變從屬關係、追求對等的訴求，加劇了日韓的矛盾。
（五）地區格局中的結構性矛盾導致日韓關係競爭多於合作。冷戰結束和韓國實力的增長，使日韓之間的合作基礎減弱，結構性矛盾增加。冷戰時期，韓日擁有堅實的合作基礎，即實現韓國現代化和反朝、反共，韓國為此在歷史問題上做了妥協。冷戰結束後，隨著韓國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國家實力和民族自信心高漲，日韓傳統上的反共合作基礎消失，兩國實力差距越來越小，在地區事務中競爭乃至對抗的一面增加，潛伏的歷史、領土問題隨之噴湧而出。
隨著國力增強，韓國希望作為「東北亞大國」與日本保持對等的關係，引起日本的警惕和反感。從金大中政府開始，韓國先後提出「進入大國行列」、盧武鉉政府的「東北亞平衡者」、李明博政府的「全球外交」、「全球中心國家」以及樸槿惠的「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的有責任的中等強國」等主張。1991年，盧泰愚總統首次使用「中等強國」描述國家定位，其後的總統大多沿用了這一說法。「中等強國」不僅是經濟、軍事實力的排名，更是一國對國際和地區事務、全球公共治理和國際規則的參與程度。韓國「中等強國」的定位，使其追求地區事務獨立性和發言權的一面更為凸顯。
可以說，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日本所謀求「正常國家化」努力以及安倍政府「擺脫戰後體制」的政策舉措與韓國積極推進的「中等強國」戰略正面相撞，導致雙方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競爭性的一面越來越多。正如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大西廣所言，「美國認為目前的競爭對手是中國，但日本卻把競爭對手從中國降低到了韓國。這反映出美國和日本分別處於受到中韓這兩個後發國家發展威脅的狀況之中，因此日本才實施了類似美國對華政策的對韓貿易戰。
日韓關係持續緊張升級為經貿摩擦，對於雙邊、地區和世界的政治、經濟合作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首先，給雙邊關係前景增添更多不確定性。據韓國經濟機構估算，若日韓貿易摩擦長期化，韓國本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可能下降0.6%～0.8%，降到2%以下，將是2009年全球次債危機以來的最低數值。韓國民眾大範圍抵制日貨、取消赴日旅遊等，韓國政府大力推動國產化和進口多元化，也引起日本經濟界的擔憂。兩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韓國還威脅退出《日韓軍事情報交換協定》，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從經貿爭端向政治、經濟、安全、人文等全領域蔓延。即使日本對韓貿易管制並未真正落實，也已導致韓國對日本的嚴重不信任，兩國關係短期內已難以恢復。
其次，影響波及東亞地區合作及一體化進程。在中美關係惡化、朝核問題徘徊不前的背景下，日韓關係持續惡化給本已複雜的地區形勢增加了新的變數，對地區和平與發展毫無裨益。目前，東亞國家正在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中日韓政治合作等多邊機制構建。日韓矛盾激化可能會阻礙這些多邊合作機制的建設。8月2日，中國外長王毅在第20屆東協與中日韓（10+3）外長會上表示:「我們要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日韓早日解決貿易摩擦，是地區多數國家的願望。
再次，對全球經濟和政治合作造成衝擊。在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橫行，世界經濟下行風險上升的背景下，東亞作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極，日韓又分別作為世界第三、第12大經濟體，產業鏈高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發生貿易糾紛對於動蕩下行的世界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東北亞局勢除了朝核問題外，又增加了日韓對抗，給全球治理增加了難度。
對於日韓關係前景，既要看到其可能繼續惡化並長期延續的風險，但也應看到有許多制約日韓關係不至於失控的因素。
其一，考慮到兩國領導人政治理念和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日韓政府在核心上的爭端——歷史問題上都沒有讓步的可能。韓國政府已多次明確表示，韓國是三權分立國家，政府不能干預司法判決，日企對強制勞工的賠償問題難以迴避。隨著被韓國扣押的日企資產可能面臨強制拍賣的境地，日本有可能採取實質性報復措施，韓國重返「白名單」問題更是難以實現。川普政府目前對日韓事態仍持觀望態度，不願介入爭執，客觀上加劇了日韓關係的不確定性。
其二，日韓關係發生貿易禁運乃至全面對抗的可能性也較小。從技術層面看，日本對韓出口強化審查，將韓剔除貿易「白名單」，是出於「安全保障」的理由。日本的「白名單」裡只有美、英等27個國家，亞洲除了韓國無一國家進入。被踢出白名單外的風險主要是出口申請許可和審核程序的複雜性增加，這是一種非關稅壁壘，而非真實的「禁運」。日本若真的對韓禁運，不僅有損國際形象，還違反WTO規則。撤出白名單也並非意味著日本可以隨心所欲對韓國禁運。日韓互為第三大貿易夥伴，產業鏈高度融合。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韓日經濟都出現了下滑態勢。若日本對韓國貿易禁運，其本國相關產業也會受到波及，可以說有害無益。8月7日，日本在白名單國家「除外實施細則「中沒有追加個別品目，還批准了光刻膠的個別許可，這是日本34天來首次對三種受限的半導體材料給予出口許可。韓國也並未急於採取將日本移出韓國白名單等實質性報復措施。貿易摩擦問題爆發後，日韓雙方表態還是比較克制。
其三，美國也不會允許日韓關係偏離太遠，破壞其亞太同盟體系。出於東亞戰略考慮，美國需要日韓保持穩定的合作關係，維護三方共同利益。在必要時候美國會阻止和幹預，不會使兩國關係完全失控。如果日韓緊張長期化，不僅影響到美日韓的實質性合作，還會出現理論上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出現對立的異常局面。目前，美國各界要求幹預日韓停止緊張姿態的聲音高漲。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張，鑑於日韓緊張首次升級到經濟和安保領域，美國有責任仲裁日韓關係，以防日韓關係給美日韓三方安保合作帶來不利影響。
總之，東亞國家大都不希望日韓關係緊張而對本地區合作產生消極影響，日本作為長期標榜捍衛自由貿易的世界經濟大國，本國也遭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霸凌，有義務和責任在地區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維護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發展的向好勢頭，是各國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