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慄，曰使民戰慄。」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魯哀公向宰我詢問社主的問題。宰我說：「夏朝用松樹，殷商用柏樹，周時用慄樹，是為了讓國民懼怕敬畏。」孔子聽說後說：「已經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談論了；那些幹的事已經結束了，就不要再規勸了；已經過去很久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追究它的錯誤了。」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孔子死後儒分八家，《韓非子·顯學》裡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而《論語》是曾參及其弟子整理的，他們屬於「子思之儒「，所以他們提到曾參就說」曾子「，提到宰我這個前輩就沒有加「子」這個尊稱。其實我們從《論語》中對宰我的記載就可以看出，宰我才是那種」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人。
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這裡的解釋來源於《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所宜之木。「所以《莊子·人間世》有」櫟社樹「，屈原的《楚辭·橘頌》有社樹「桔樹」，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種當地適合生長的樹木，容易存活。但是朱熹後面所說的就有問題了，朱熹說「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這就是朱熹的臆測了，試想，如果宰我解釋得不對，那孔子知道了肯定直接駁斥了，又怎麼會說那樣三個」和事佬「般的話呢？
宰我說夏朝的社樹用的是松樹，商朝的社樹用的是柏樹，周朝的社樹用的是慄樹。這三個回答並沒有問題，讓後代儒者有異議的是「使民戰慄「。
什麼是「戰慄」呢？戰，懼也。《書·仲虺之誥》「小大戰戰。」慄，同「慄」，【爾雅·釋詁】懼也。【增韻】竦縮也。（就是說『蜷縮不動』）【書·大禹謨】夔夔齊慄。《國策·楚策四》：「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這「使民戰慄」就是讓國民懼怕、敬畏。
松、柏是四季常青的的樹，現在的解釋都是戰國以後的解釋了，所以到底夏、商時代為什麼選擇這兩種樹為社樹都是不容易探究的，但是結合宰我的解釋，應該是「社樹」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它們的含義都是「使民戰慄」，讓入內的人敬畏，為什麼呢？這就要從」社「的含義與功能來說起。
「社」在先秦時代是祭祀「土神」的地方，【詩·小雅】「以社以方。」【疏】「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白虎通】「人非土不立，封土立社，示有土也。」
自夏朝以來，中土就是以農業為主的農耕社會，所以「天和地」就特別重要，那麼祭祀「土神」的地方能不嚴肅麼？而且周朝以前特別重鬼神，土神就是最高神之一，在這樣的神面前，你能不懼怕？人無敬畏之心則輕慢，所以作為「社主」的「社樹」格外重要，它們的存在就是土神的具象化實物代表，天子尚且需要敬畏，更何況無權進行祭祀的國民呢？
脫離原始社會以後的夏商周，雖然經過了不同的家族掌權者，但是其中的根本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所謂設神立教，天子要從鬼神那裡借重權勢威嚴，以此來保障自己的統治，這在夏商及西周的時候都是有當時的實際意義的，而且實行下來很有效果，但是自周厲王以來，國人在周王的變態壓迫下，突破了對鬼神的無限敬畏，把自比「天之子」的周厲王都驅逐了，所以當年只有周天子和各諸侯可以祭祀的「社神」也變成了二十五家就能立社祭祀了，甚至後來發展成十幾家就能私自立「社」了，類似後代的「淫祀」，鬼神的權威與呵護不再是天子的專屬物了，國民也有權利了。
另外，在後來人看來，受人祭祀的神仙就應該是善良正義的，但是這並不一定是遠古時候人們的感受，當時的人們生活在天降大雨與地生震動的自然環境中，以天地為首的鬼神首先應該是「力量的象徵「，這種力量並不一定只會給人帶來好處，還可能讓人類進入滅頂之災，所以商朝的那些墓地才會有很多殉葬坑，神話學者就猜測有可能是一種賄賂鬼神、以彼代己的手段，就是說用錢財、血肉討好鬼神的同時，把別人推出來，讓鬼神吃飽了，然後鬼神滿足了就不會害別人了。
所以在漢以後的祭祀禮器上基本就是選擇的那些能帶來祥瑞的神獸，但是在先秦時代卻會大量使用「饕餮「這樣的殘忍兇獸，先秦典籍上這樣記載饕餮《呂氏春秋．先識覽．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現代人可能會疑惑，覺得這是邪神，但是在商周時期，這些兇獸的作用並不是用來恐嚇鬼神的，而是借用兇獸的惡名影響來加持禮器實物和祭祀典禮，以期能震懾現實中的諸侯和國民，讓他們因懼生敬，安穩聽話。
就是因為宰我在魯哀公面前說了真話，所以孔子才會在後面「補救」一二，如果這個時候還一味地強調國民對上官的敬畏，而不提上官對國民的義務，那就很容易造成權利意識已經萌芽的國民的反對和對抗。因為怕魯哀公「教條主義」，不顧當代實際情況，生搬硬套的讓國民敬畏自己，然後造成不利的惡果，所以孔子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成事不說」，已經做成的事就不要再談論了。
「遂事不諫」，那些幹的事已經結束了，就不要再規勸了。
「既往不咎」，已經故去很久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追究它的錯誤了。
孔子的意思就是說：宰我的解釋沒有錯，當年周朝建國之初立「慄樹」為社樹的時候確實是想讓民恐懼畏懼的意圖，這在後世的孔子來看當然是不光彩的了，因為孔子信奉的是周公的禮教，提倡的是仁道，當年武王的用意自然有他當時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在後代就不值得提倡了，所以武王當年的事情既然已經幹成了，那就不要再談論了，因為他已經做完了所以勸諫也沒什麼作用了，而且過去太久了，就沒有必要再抓住這點不光彩的東西來批判了。
這裡的孔子特別現實，因為說白了，孔子堅持的周禮並不是原教旨主義的那些東西，而是經過他改良過的，所以雖然宰我說的這些事例是真實的，但是一來是非正義的，二來也是不適合魯國的現實需要，故此孔子連說三個短句，其實都是表達的一個意思，就是當時的作為是有問題的，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模仿。可惜被漢以後的儒門大佬給理解歪了，因為他們是曾子之後，子思儒門之後，囿於偏見，可不惜哉！
如果諸公喜歡並需要，那我以後有時間就繼續寫一些關於《論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