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因被視為列強侵華的產物而為人所熟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積貧積弱的晚清政府竟曾在朝鮮半島擁有多處租界,並在其中享有各種特權,儼然列強之一。而其中的仁川租界甚至維持到了民國成立後的1913年。那麼,這些奇蹟般的「清國租界」是如何誕生的呢?
一、清國加強在朝存在之契機——壬午兵變
19世紀中期以後,朝鮮同宗主國大清一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鄰國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對朝鮮蠢蠢欲動,1876年日本逼迫朝鮮籤訂《江華條約》,朝鮮被迫開國,國外資本得以湧入朝鮮,大量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因此失業。仇日排外的情緒逐漸在社會上醞釀。
而這一時期的朝鮮國內則呈現出了以大院君和王后閔氏為首的兩派長期鬥爭的局面。1864年,朝鮮哲宗李昇去世,死後無嗣,作為王室旁支的李熙入承大統(朝鮮高宗)。由於高宗年幼,由其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十年後,王后閔氏以高宗親政為由發動宮廷政變,掌握了實權。閔氏執政後開始效仿大清的洋務新政,實行了一系列「自強」政策。「閔氏新政」以「別技軍」的組建最為引人注目,而正是這支新式軍隊成為「壬午兵變」發生的催化劑。
一方面,此時的朝鮮國內瀰漫著強烈的仇日氣氛,而這支軍隊恰好由日本軍官訓練,因而民間對這支部隊十分仇視,將其稱為「倭別技」。另一方面,為了籌集「別技軍」軍費,閔氏宣布裁汰舊式軍隊,並長期剋扣舊式軍隊的軍餉。至政變發生前,舊式軍隊已經連續十三個月沒有領到軍餉。此後頒布的將京軍五營縮編為武衛、壯御兩營的詔令更是意味著將近半數的舊式軍人將失去生活來源。民間和軍隊的不滿逐漸積聚,壬午年(1882年)六月初九暴動發生並迅速擴大化。
此次兵變顯示出「對內反閔,對外反日」的特徵。在暴動中,閔氏逃往忠州避難,而退隱將近八年之久的大院君李昰應則趁機重掌朝政。此外,別技軍殺害了別技軍的日本教官並襲擊了日本領事館。此後,日本即以此為藉口對朝出兵,而中日兩國對朝的進一步幹涉也由此發端。
二、中日博弈——清國租界設立的內在動因
清日兩國對朝鮮的爭奪在近代朝鮮半島大國博弈的歷史上尤為引人注目。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不斷挑戰清朝在東亞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特別是在1874年的琉球事件和1876年《江華條約》籤訂後,日本開始對朝滲透,朝鮮逐漸成為中日爭奪東亞「宗主」地位的主戰場。作為對日本挑戰的回應,清朝開始調整傳統朝貢制度中不幹涉朝鮮內政的政策,積極尋求機會增強自身的在朝主導權。壬午兵變正好為兩國提供了加強在朝存在的契機。
日本首先做出了反映。7月29日,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回長崎,並立刻向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報告了壬午兵變的相關情況。7月30日至31日,日本內閣召開兩次緊急閣會(日本天皇參加了第二次會議)。7月31日,日本決定對朝進行武力幹涉。當天,日本向各國使館送達了《關於朝鮮京城暴動的事變處理辦法》以求各國諒解,並迅速將一個陸軍大隊和海軍「金剛」「清輝」「日進」「比叡」號調往仁川,試圖通過武力威脅朝鮮進行談判以滿足其侵略要求。
日本的迅速行動使朝鮮政府措手不及,大院君對於日本的無理要求表示難以接受,多次拒絕日本的談判要求。但鑑於朝鮮實力不濟無法與日本抗衡,遂只能採取拖延策略等待中國介入調停。
中國方面直到7月31日才通過駐日使館的報告知道朝鮮發生兵變的消息。時隔幾天,又收到了日本向朝鮮派兵的情報,事態的緊急程度已經不言而喻。8月4日,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遣北洋提督丁汝昌、馬建忠率領「超勇」、「威遠」、「揚威」三艘軍艦先行前往仁川觀察情況。8月7日,在得到總理衙門批准後,下令吳長慶、袁世凱率領淮軍3000名前往朝鮮。丁、馬一行於10日抵朝,吳、袁一行亦於21日在仁川集結完畢。
在清軍向朝鮮集結期間(10~21日),日本對朝談判出現了新的情況。首先是8月16日,不堪朝鮮的拖延政策花房義質率日軍1500名抵達漢城,當面向朝鮮高宗提出了賠款謝罪等七項要求,並下達了在23日之前必須給予回復的通牒,然而大院君仍舊拒不回復。23日花房義質將駐漢城日軍撤往仁川與大部隊匯合,準備集合全部兵力發動大規模進攻。花房沒有想到,他一怒之下的撤退正好給了清軍以可乘之機。
清朝派兵的主要目的是助朝平叛,抵制日本對朝幹涉,鞏固在朝宗主地位。此前,張樹聲為了解朝鮮情況,曾委派周馥同朝鮮駐華領選使(相當於公使)金允植、魚允中進行會談以。作為閔氏集團成員的金、魚兩者一口咬定政變由大院君陰謀發動,並大肆渲染大院君盲目排外的形象,使清方將大院君視為對朝滲透的障礙。8月23日,利用日軍撤出漢城的機會,清軍迅速進駐,並於8月26日誘捕了對清軍毫無防備大院君(此後被軟禁在直隸保定,直到1885年才被放回朝鮮),幫助閔氏重掌朝政並迅速平定了暴動,壬午兵變至此平息。
三、壬午兵變善後及領事裁判權的獲得
由於對日強硬的大院君被軟禁,加之清方對日採取「懷柔」政策,調解日朝衝突。8月28日,朝日談判重新啟動,雙方籤訂《濟物浦條約》和《朝日修好條約續約》。通過條約,日本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和在漢城的駐兵權,並進一步擴大了在釜山和仁川的開埠範圍。
處於弱勢地位的朝鮮為制衡日本,只能求助於清朝力量。清方順勢與朝鮮籤訂了《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該條約規定「中國商民在朝鮮口岸如自行控告,應歸中國商務委員審斷」「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準其租地賃房建屋」。清朝由此正式獲得了在朝領事裁判權和租地權力,擁有了獨立的司法權力(包括警察權)和租地權力,離租界的建立只剩一步之遙。
四、德興號事件與清國租界的正式設立
所謂「德興號」是華商黃耀東計劃在朝開設的貿易分號。1883年10月,黃耀東派職員鄭渭生、鄭翼之兄弟到釜山的日本租界中央洞開設德興號,經營雜貨貿易。日本領事不許,但鄭氏兄弟置之不理,日本領事遂動員日本商人阻止德興號開業。
事件發生後,時任「總辦朝鮮商務委員」的清方官員陳樹棠對朝提出抗議,認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清方在朝鮮沒有租界,並藉機正式向朝鮮政府提出設立中國租界,使華僑和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要求。經過雙方談判,1884年4月中朝籤訂《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仁川租界正式設立。
此後,隨著中朝貿易的不斷發展,清國租界不斷擴大。至甲午戰前,清國在朝鮮半島上已經擁有了仁川、釜山、元山等幾處「專管租界」。由於採取了包括袁世凱控制朝鮮內政、壟斷對朝貸款權等在內的一系列全面幹預政策,這一時期的清國在朝鮮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清國租界在這一時期也十分繁榮,一如美國人比德稱讚「中國租界是穩固的,有著漂亮的衙門和會館建築,以及成排的裝滿商品的欣欣向榮的商店。伴隨著繁忙和嘈雜的持續的爆竹聲及鑼鼓擊打聲,中國人在貿易方面明顯將日本人遠遠甩在了後邊。」
甲午戰後,日本取代了清朝在朝鮮的地位。此後,日本於1910年正式吞併朝鮮,以朝鮮已經成為日本的一部分為藉口,要求清朝取消在朝租界。但清國租界聚集的大量華商畢竟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日本竟也不敢輕舉妄動。隨後,圍繞租界問題雙方展開了長期的談判,直到1913年4月才正式取消了清國租界。而在這之前,大清帝國早已在辛亥革命的炮火聲中土崩瓦解。
文史君曰:
晚清中日雙方在朝鮮半島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清朝利用自身在朝鮮的傳統優勢以及洋務運動期間增強的國勢在朝鮮一度佔得了上風,朝鮮半島上的清國租界正是這一時期清朝對朝政策的勝利成果。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日清兩國對朝爭奪的根本目的以及「清國租界」與列強駐華租界的性質存在根本不同。清朝的根本目的是利用近代國際法規則對傳統的中朝宗藩關係進行改造,以求得國際社會承認,抵制西方勢力的進一步侵入,「清國租界」因此可以視為宗藩體制在近代的某種延續,其本質是防禦性的,與日本和西方以殖民掠奪為根本目的設立的租界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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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浩然文史·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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